趙必振是一位在翻譯、辦報、國學、教育、文史等諸多文化領域均有所建樹的學者，他早年深受康有為、皮錫瑞等人的傳統國學影響，崇尚經世致用的思想，具有中國士大夫“每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人生價值取向，從而形成其極具特色的治學思想。

借鑒“他山之石”啟蒙民眾

趙必振投身“新學”翻譯工作一 開始就是本著為民眾啟蒙、為民族尋路的目的。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譯著《日本維新英雄兒女奇遇記》的《自序》中寫道：“今天下救時之彥，愛國之儒，百喙一辭，萬聲同籟，莫不曰維新維新。叩其維新之道，師法歐美者十之三，師法日本者十之七。”日本“維新”取得的顯著成效，啟發了趙必振等有志青年。對當時國人之萎靡愚昧、國家之窮困落后，趙必振痛心疾首，一種借鑒“他山之石”奮起直追的強烈愿望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趙必振開啟了翻譯新學以求救國的為學之路。1901年至1903年，短短兩年間，他就翻譯了31部、近百萬字反映新觀念新思潮的日文著作，對國人的思想覺醒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翻譯的《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廣長舌》等作品，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為國人打開了一扇思想之窗；《日本維新慷慨史》《東亞將來大勢論》等著作，宣傳了維新變革思想，為當時我們的維新變革提供了借鑒；《埃及史》《土耳其史》等作品，總結了其他文明古國亡國的歷史教訓，希冀國家免于蹈其覆轍；《拿破侖》《世界十二女杰》等英雄人物傳記，鼓舞了國民革命志氣，宣傳了女權思想。這些譯著內容廣泛，涉及東西方政治、歷史、社會、文化、教育、衛生等各個方面，向民眾傳播了新知新學新思想。他的譯著在諸多學術領域都具有開拓之功，如當代學者張旭就曾評價：“以譯書形式為女子作新傳則始于趙必振。”

趙必振在20世紀初就翻譯出版了《近世社會主義》等社會主義學說著作，這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史上具有開創意義。《近世社會主義》用近2萬字的篇幅著重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事跡、《資本論》的主要觀點以及共產主義者同盟與第一國際的主要活動，比較系統詳細地向中國讀者介紹了社會主義學說，趙必振因此被譽為“中國傳播社會主義的先驅”。

將國學闡發與經世、救亡、圖存結合起來

趙必振在青少年時代就接受了系統的國學教育，打下了堅實深厚的國學功底，并在研習國學的過程中堅持創新變革精神。憑借深厚的國學素養，他撰成了國學專著——《國學概論》。這部著作成書于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并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之際，趙必振反對侵略、以書言志的強烈愛國情懷躍然紙上。他在書中將國學闡發與經世、救亡、圖存的政治目的緊密結合起來，反復強調：“國學之不昌，則亡國滅種之禍，迫于目前而不自知。”他意圖通過“國學之昌”，實現一個“為斯民謀幸福，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政治。

趙必振國學思想的創新變革精神，首先源于他對國學本質的透徹認識。他認為的“國學”，就是歷代傳承的“學術”文化。他在《國學概論·緒言》開篇便稱：國學者，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歷代祖宗自有文字以來相傳之學術也。他將國學的落腳點放在“學術”上面，這是觀念上的一個重大創新。

趙必振指出，中國傳統國學的產生，本是起源于民間，是出于純粹學術的目的，并且是立足于全體民眾的利益。后來，雖然封建統治階級企圖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讀各種經典，但他堅定地認為：“圣賢師儒相傳之學說，無論其為漢學宋學，真讀書人，必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文天祥有言：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強調了傳統國學的研究價值。

趙必振提出的研究國學的目的，也反映了他開闊的學術胸襟。他說：“居今而談國學，決非僅如百年以前之學者爭道統、爭學派而已。今日我國民之所爭者，乃對外而爭自存，非對內而為門戶之爭明矣。”對此，有學者給予高度評價：“博而約，簡而明，舉出國學之重要，關系國家盛衰存亡。并以今文學為基礎，臚列百家，不持門戶黨派之見，詆毀他人。”

“有教育者存，無教育者亡”

趙必振的教育工作經歷十分豐富。早在1904年，他就執教于海南澄邁縣，并擔任《澄邁縣高等小學講義》的編纂負責人，撰寫“修身”“文學”“中國歷史”三科講義。從1928年起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先后在北京民國大學、華北大學、北京香山慈幼院高中部、長沙孔道國學專修學校、常德私立明義中學等校，負責“歷史”“國學”等課程的教學工作。

趙必振在后半生專事教育，是基于他對教育功能之教導后代、啟迪民眾、激發民族意識的深刻認識。這從他最初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就可以體現出來。在他的譯著成果中，關于“教育”專業的著作也不在少數。如《精神之教育》《萬國教育志》《實用衛生自強法》等，無不是反映當時先進教育思想的重要譯本。1902年，趙必振在《〈教育叢書〉序》中說：“生存競爭，風潮烈哉，何以生存，曰惟教育；何以競爭？曰惟教育。”以開闊的眼界強調“教育救國”的重要性。“有教育者存，無教育者亡。”這一清醒認識，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教學實踐中，趙必振始終貫徹“學術必求致用”的教育理念，他指出：“學術必求致用，不能致用而談學術，則無用之學也。學之何益？”面對當時日寇蹂躪的亡國危機，他經常在課堂教學中，以南宋史事比喻時局，借以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期望青年學子“以己為鑒”，關心時局、奮發圖強，擔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他在讀過《孫子兵法》之后，寫下一首七絕詩《題〈孫子〉十三篇后》贈與學生陳旭麓：“相從談道復談兵，百感英雄髀肉生。胸有陰符誰可授，圯橋獨坐待天明。”寄語學生學而致用，效仿秦末英雄張良拯救國家。他用“學以致用”的教育思想滋育了史學名家陳旭麓，也滋養了無數國家棟梁。

趙必振翻譯思想的民族家國情懷，來源于其堅信中華民族必定復興的自豪感和心懷天下、謙遜求教的治學精神；他的國學思想的創新變革精神，來源于他振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感和嚴謹求實、開放包容的治學風格；他的教育思想的學以致用理念，來源于他作為中華文化傳承者的責任感和經世致用、敬業奉獻的治學態度。他的治學思想是我們的一筆寶貴財富，值得深入學習、積極傳承并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