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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師鄭克晟先生的《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一書出版后受到廣泛的關注和好評。先師的這本書，視角非常獨特——是站在他父親鄭天挺老先生的身旁，以仰視崇敬的目光看前輩，即我們師祖輩學人們。同時，又用平視欣賞的目光看待與他同輩的學人們。不過，對學人們的追憶，卻并不是用撰寫紀傳式的正史筆法。雖然書中也涉及到對他們學術成就、道德文章的正面介紹，但更多的是聚焦在生活中，在非學術、非正式的場景中，他們的言行，基本上是軼事的片段、過程的瞬間、人像的剪影。先師以這樣的角度，給讀者呈現了一個個前輩大師、學人們側身站立的真實樣貌。

風骨

拜時代所賜，前輩學者大師中的大多數人，所受的教育和成長的環境，往往賦予他們濃濃的家國情懷和堅韌的性格。而帶有這樣特質的他們，在逆境中，就會表現出不計生死、不慕富貴、任勞任怨的凜然風骨。

《從》一書中，給人印象很深的是兩次大是大非之前，鄭天挺先生的兩次選擇。1935年，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華北，北平局勢日益緊張。當時兼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的鄭天挺先生，一方面艱難地操持著學校日常工作，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他對同事交代：“如本人不能維持時，則交各主任；各主任不能維持時，則交之與校關系較深之老職員；俾校產不致損失。”而且，堅定地告訴同仁：“有一語可相告，即此身絕不從賊爾！”此時情況是，政府無能，民眾時時都有死亡之虞，連諸如宋哲元、張自忠等手握重兵的將領都常常不得不委屈自己，與日寇虛與委蛇。而鄭老先生本一介書生，首先考慮的不是自身安全，而是“俾校產不致損失”，堅定地表明立場，“絕不從賊”！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陷于敵手，鄭老先生仍不顧個人安危，日夜奔走，安排師生轉移，妥善保護校產。當時湖南《力報》在《淪陷后之平津》一文中稱贊道：“北大之秘書鄭天挺支柱艱危，如孤臣孽子，忍辱負重。”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在即，鄭天挺先生既積極參與傅作義等商議北平和平解放的有關活動，又殫精竭慮地在復雜的局面中為保全學校、維持正常秩序而廢寢忘食地工作。師生們都看在眼里，學生自治會送給鄭先生一面上書“北大舵手”四字的錦旗來表達敬意。同時，鄭先生正面回應中共華北城工部通過各種渠道傳來的意見，表示自己一生最注重“敦品”，不會離開北大，不會南下。最終把一個完整、秩序井然的北大交到新生的人民政權手中。

在《從》書的字里行間，能看到老一輩的學人們大多十分看重“自由之精神”，同他們并不十分認同的“官”和“官府”保持著距離。西南聯大時期，北大的教授們對1945年蔣夢麟先生應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一職的態度，就頗為典型。身為北大校長，在世人眼中雖不位高權重，但地位清貴，人望很高。突然傳出蔣氏去政府為官的消息，教授們一片嘩然，非常不認同蔣的決定，認為他已經不再有資格留在教育界。其中，尤以時任北大法學院院長的周炳琳先生反應最為激烈，他竭力反對蔣再兼任北大校長。同樣激烈的還有傅斯年先生，在重慶為此事與蔣大吵了一架。雖然，兩人后來互相諒解、和好如初，但此事折射出當時學人們推崇自由和人格獨立的群體意識。

在人生的逆境中，不怒不嗔，不怨不尤，初心不改，恪守本分，埋頭做事，同樣也是風骨凜然。《從》書中，用不長的篇幅，講述了史學家商鴻逵先生的一段過往。1952年以后，在北京大學工作的商鴻逵先生，被政治運動不斷沖擊，受了不少委屈。雖然身為教師，學校竟然幾年都不給他排課。但商先生沒有怨言，自己枯坐書齋，專心致志校訂整理已故老師孟森先生的遺稿，歷經數年辛苦，最終編成孟森先生遺著《心史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全了作為學生對老師的情分，盡了作為學者的本分。

學養

學養深厚，而且推崇樸學，是我們這些后輩對老一輩學人的景仰的重要原因。《從》書中有不少這樣的事例。

上世紀五十年代，研究明清時期江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成為史學界的熱門課題。而徐一夔《始豐稿》中的《織工對》是此項研究十分重要的史料。鄭天挺老先生通過抽絲剝繭般的研究，發現了幾個大多數人都沒注意到的問題：其一，因為《始豐稿》編排體例是按年分組排列，該書前三卷成書于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前，而《織工對》收錄在第一卷。因此，此篇應是元末之作。其二，鄭老先生對《織工對》“日傭為錢二百緡”句中的“緡”進行考證，認為“緡”是元末對一千錢的習慣說法，而明初對一千錢則習慣稱為一貫。其三，鄭老先生還通過比對元末明初鈔幣貶值的不同情況，說明“日傭為錢二百緡”的現象，應該是元末而不是明初。這一番考證下來，核心史料成書于何時的問題“水落石出”，所謂江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究竟起于何時，就該有一個更接近歷史真相的結論了。老先生的學養在這里顯示出“見微知著”“四兩撥千斤”的力量。

先師在書中回憶自己早年北大求學時，用了不少篇幅寫向達先生講課的內容。向先生把自唐宋迄明清的民間結社現象，進行縱跨上千年的考察，并從統治階級與百姓主要是知識分子的對立矛盾的高度來解析。這樣的眼光和方法，對于后來者極富啟發價值。向老先生認為，唐宋時期，由于商業資本發展，民間出現了不少行會、幫會等經濟互助組織，農村也有帶自衛性質的各種社。這樣的情況對統治階級很不利，他們從“重農抑商”的傳統出發，扶持理學的發展，意在重新建立道德標準，加強宗法觀念，提倡“耕讀傳家久”，把老百姓束縛于土地之上。到明清時期，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知識分子結社更多，統治階級就利用科場案、奏銷案，甚至文字獄等手段打擊民間的知識分子群體。而且，乾隆皇帝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編纂《四庫全書》，其目的也是為了禁銷民間大量存在的不利于統治階級的書籍，從而鉗制百姓的思想。

飽學的前輩先生們的學問、學養不僅僅在大部頭的著述中展現，有時還表現在對并不那么起眼的問題上。《從》書中兩個這樣的例子，讓人印象深刻。

1956年，北京中國書店收來一大批徽州文書，因為數量太大，歷史所（當時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即征詢白壽彝等先生的意見。“白先生說，可以連買帶抄，抄的就不買了，多數有價值的要買，字數少的可以抄而留下來。”正是白先生幾十年前的這一意見，讓這批徽州文書成了歷史所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并且讓歷史所成為重要的徽學研究中心。

先師在書中還提到了多年前的一件“小事”：1981年，先師為研究生們開設研究明代莊田的選修課之前，把講課提綱給馮承柏先生看，征求他的意見。馮先生既有研究美國史的學術背景，后來又轉向博物館專業，知識面廣，眼界寬闊。他看后建議：“應當加上明代莊田制與西方莊園制比較一題。”并講述了西方莊園制的特點及自己的看法。正是這一就中西歷史相近題目進行比較研究的建議，讓先師感念多年。

交誼

一般人也許會認為，飽讀詩書的大學者們在人際交往中都是不茍言笑，甚至古板的樣子。其實不然，先師的書中就記載了不少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刻板印象的事情。

他們也有古道熱腸。1934年夏秋之際，著名語言文學大師劉半農先生在北平協和醫院病逝。前去悼念、執紼送葬者，個個都是知名學者，幾乎是當時北平學術界的“半壁江山”：如蔣夢麟、胡適、沈兼士、陶希圣、鄭天挺、鄭奠、白滌洲、魏建功、馬隅卿、馬裕藻、馬衡、唐蘭等，出殯隊伍前導的旌銘題曰：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劉復（劉半農，名復）博士。下款：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愚弟蔡元培敬題。將劉半農先生棺柩送至地安門外嘉興寺暫厝之后，眾學者又齊聚一堂共同商議劉先生身后諸事，決定由北京大學、北平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圖書館、國語統一委員會、故宮博物院、西北科學考察團等八團體呈請政府褒揚劉半農先生，撫恤其遺屬，呈文由鄭天挺先生起草，劉先生遺稿由魏建功先生負責整理。

他們也樂于助人。在西南聯大期間，鄭天挺先生發表了重要的論文《發羌之地望與對音》。文章引經據典，考證“發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對音。他根據唐代的有關史籍，以地理證發羌之地望，以古音證“發”字與“Bod”可相對，繼而得出“發羌”即“Bod”的對音這一結論。而這一成果更因為得到眾先生從不同角度的印證，而更具學術價值。陳寅恪先生為之訂正梵文對音和佛經名稱，羅常培先生則從音韻學的角度給予證明，卲循正先生根據伊斯蘭語為其補充譯文。雖然那時他們同處西南邊鄙之地的蒙自，極度缺乏圖書資料，但眾先生以自己的學術專長助人為樂，也成就了一段學林佳話。

他們的諧趣幽默與眾不同。西南聯大時期，教授們生活清苦，一有好吃的就會邀請幾個好友一起分享。羅庸先生家里做餅，邀請單身在滇的鄭天挺先生和羅常培先生一起享用。去之前，鄭先生見羅常培先生房間里有客人，就寫了上有“於陵陟弓於略居乞必郢”十個字的便條投進羅的房間，羅先生看后很快回了十二個字：“五可背故怯句七梗的蓋些夜。”一來一往二十二個字，誰都認識，但別人很難看懂其中意思。其實，他們用的是中國傳統的漢字讀音反切的方法。鄭先生寫的是“膺中約吃餅”（羅庸先生字膺中），羅常培先生回的是“我不去，請代謝”。這是屬于他們的幽默，既風趣又不失學者本色。

他們勸說別人的方式別具一格。1939年12月，時任西南聯大總務長沈履先生決意離職，并私下向鄭天挺先生透露清華梅貽琦校長有意請鄭先生接任此職。鄭先生因為行政事務冗雜，影響教學和研究，堅辭不受。傅斯年、周炳琳、楊振聲等先生也贊成鄭先生的立場。但聯大常委會認定鄭先生是最佳人選，梅貽琦先生出面勸說，鄭先生一再辭謝，并致函校常委會表示只想多讀書、教好課。不料，校常委會仍然堅持原議，并派黃子堅、查良釗、楊振聲、施嘉煬、馮友蘭等先生上門勸駕，大概是沒見到鄭先生本人，這幾位留下了那張著名的字條，上書：“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僅僅八個字，分量卻很重。既有對鄭先生人品、能力、雅量等的肯定和推崇，又有把鄭先生架到高處、逼到墻角的味道，使鄭先生看在同事、朋友和學校的情分上，不忍再行拒絕，頗有實施“脅迫”和“綁架”之嫌。

他們對師友既真摯關切又善解人意。王永興先生曾在西南聯大時期的北大文科研究所讀研究生，當時所長為傅斯年先生，鄭天挺先生任副所長。因此，王先生對鄭先生一直執弟子禮，恭敬有加。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時在山西工作的王永興先生十分著急，分別給鄭天挺、王玉哲、楊志玖等諸位先生寫信問候，但卻沒留下回信的地址。這是王先生細心和善解人意之處：一則地震給各位先生生活帶來不少艱難，未必有時間和精力回信；二則正處在“文革”期間，大家處境都不方便，以此可以避免給各位先生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不久，王先生又派子女到南開大學來看望諸位先生，由此可見王永興先生對師友們的一片真情。

剪影

如果想了解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和學術史，那么，蔣夢麟、胡適、梅貽琦、傅斯年等幾位先生肯定是繞不開的。先師的書向讀者提供了一個當年站在父親鄭老先生身邊，或聽父親轉述，或親眼看見幾位先生在非學術、非官方的場景中，真實生動的樣子，像是一幅幅人像剪影。

曾較長時間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先生，勤勉工作、清廉自持的形象廣為人知，但具體情形如何，一般人卻所知不多。《從》書講述的幾件小事則很生動。1945年2月，梅先生在離開昆明赴四川公干之前，寫信給鄭天挺先生交代學校的有關工作，很是細致，包括“工警之裁減，工役伙食之津貼，甚至連一些教室之桌凳未搬，壁報張掛之墻壁已修好”等等細微瑣碎的事情都一一交代，不厭其煩。后來，抗戰勝利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復員北返時，各校的箱子運抵北平，梅先生專門囑咐按北、清、南、聯四校分別交割，而且專門致信鄭天挺先生，細致到哪些箱子裝錯了，哪些箱子是個人書籍等等。并提醒“點交各校之箱號碼及總數，及有無損毀情形，向各校取得收據”后，一并交給遷運委員會，以便厘清責任，等等。由此，梅貽琦先生工作作風的細致和深入可見一斑。更有梅先生厲行節約的典型實例：北大復員后，梅先生夫婦打算請已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先生、卸任北大代校長的傅斯年先生和曾任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主任的陳雪屏先生等吃飯，為此專門致函鄭天挺先生，提出請陳雪屏先生家的廚師烹做，并且特意說明“在不太講究而又不埋沒廚師手藝之原則”下為之。身為大學校長、社會名流卻不愿任何鋪張地宴請老友、同事，在大批“接收大員”紛紛“五子登科”社會情勢下，梅先生無異于一股清流，其所作所為，不能不令人敬佩。

在《從》書中，有關蔣夢麟先生工作、生活情況的直接敘述不多，但記述的1945年蔣受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一事及在北大教授群里引發風波又很快平息的過程，則從側面反映出蔣夢麟先生的為人。蔣先生自己決定出任新職之前，并未知會北大及諸多同仁，這是北大同人們不理解、不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就職之后，蔣先生在給鄭天挺先生的信中戲謔自己：“真乾隆帝打油詩中所謂‘而今不必為林翰，罰你江南作判通’也”，隱晦地表達了似有不得已隱衷的意思。爾后，在傅斯年先生為此事罵上門去之后，蔣本人徹夜失眠，思來想去，覺得“弟深感其言（指傅斯年）之忠直。越日驅車還謁，告以其偏見中有真理，決采其意見而感謝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誠”。由此不難看出，能執掌當時中國最好的大學多年，蔣夢麟先生的人品、雅量、識見、練達等等，的確不是一般人能及的。

胡適和傅斯年兩位先生名字都是和當時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聯系在一起的，他們既名滿天下，道德文章也是盡人皆知。而《從》一書則是從幾件小事展現了胡適、傅斯年先生的生動側面。在友人女兒的婚禮上，胡適先生身著長衫，斯文儒雅，得體地對新人講了一番祝賀祝福的話。傅斯年先生風格迥然不同，穿了“一件全是大褶子的淺色西服”，形象也又黑又胖，塊頭相當于兩個胡先生，上臺講教授窮，只吃得起豆腐，所以叫“豆腐教授”，引來哄堂大笑。

在1948年底北平即將解放之際，學人們不得不在“留平？ 還是南下？”中做出抉擇時，胡、傅二人對于友情的看重和對于故土的留戀，頗讓人動容。胡適離開北平前留一字條給湯用彤、鄭天挺兩位先生：“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為了催促湯用彤、鄭天挺等盡快南下，傅斯年先生不斷寫信、發電報、托人帶話。其實，此時大家都心知肚明，是走，是留，已經意味著政治上是同行，還是分道揚鑣。雖然分手在即，以后將是各走各的路，但彼此情分還在，不過想做最后的努力罷。但自此一別，多年的同事、朋友，天各一方，有生之年再沒能晤面，讓人唏噓不已。

初讀、再讀、三讀先師的遺著（先師鄭克晟先生于2022年12月25日因病仙逝，《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一書于2023年2月出版）后，深深體會到先師作為歷史學家的深厚功力，他的文字平易謙遜，如深水靜流，內中的博大精深，值得后學一輩子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