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公平，不合適！’哈欽森太太尖叫著。他們撲了上來。”

1948年，一篇題為《摸彩》的短小說是這么結尾的。那些撲上來的人，男男女女，老人孩子，手中都攥著石頭。小說只字不提“打死”，但讀者在愕然之余，明白哈欽森太太就要被她的鄉鄰們用石頭打死了。這是這個小鎮每年6月27日舉辦的一場“游戲”。故事里從主持摸彩的老人，到參加摸彩的農民，再到哈欽森太太的丈夫，個個都興奮地參與，等著看誰會成為那個“有幸”抽到一個帶黑點的紙團的人。這個刺激程度不亞于俄羅斯輪盤賭的游戲把全鎮成人都包羅了進去，連哈欽森太太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手中都被塞了卵石。

居然有如此詭異的地方，如此兇惡可怕的民俗？竟可以抽簽的方式來選出一個受害者，以便其他人向他或她任意施暴，以發泄心中郁積的莫名仇恨？讀完后，人們或會想起如《圣經》里行淫女子被眾人處以石刑的情節，或者更古老的猶太教傳說里，一群人手持石頭，對他們之中違犯教規的人做消滅和放逐的情形。那些攥石頭的人，明明即將制造一個受害者，卻個個面帶笑容，仿佛自己是在參與一次集體的玩笑——這種體驗是大多數人所熟悉的，至少是可以想象的。《摸彩》之擊中人心的地方，就在于此。

作為母親的作家雪莉

隨著小說的迅速流傳，作者雪莉·杰克遜，和她所居住的一個偏遠的新英格蘭小鎮，都大紅大紫。雪莉后來還寫了一些很受歡迎的小說像《穿墻之路》等，1959年出版的長篇《邪屋》也長銷至今。斯蒂芬·金說，他的寫作是受雪莉·杰克遜的啟發和指引的，雪莉的書教他怎樣寫得讓幾百萬讀者手不釋卷，享受著脊背一陣陣發冷的爽感。

雪莉于1955年死于心臟病突發，年僅49歲。2016年，她的百年誕辰之際，新版的雪莉·杰克遜傳記也問世了，她短暫坎坷的一生得到了更加詳細的書寫和審視。她寫所謂“哥特小說”的才華越是高超，她在日常生活里如何扮演一個母親的角色，就越是令人感興趣。

茱莉·菲利普斯也是感興趣的人之一。我估計，這位評論家正是在2016年以后，利用新出的傳記來寫關于雪莉的文章的。她寫道，雪莉有四個孩子，“她在家庭生活中獲取思路”，而《摸彩》是“她在收放雜物的時候”冒出的靈感，“然后用幾個小時的時間把這個故事寫了下來——當時她的女兒還在護欄里玩耍，孩子還在上幼兒園”。她是帶孩子無聊了，才自娛自樂地寫恐怖故事嗎？當然不是，至少評論家不可能這么去分析。菲利普斯說：

“雪莉住在一個遠離外界的社區里，她覺得自己就暴露在這樣的仇恨中。雪莉最深的感受是，她孩子學校的其他母親，這些心胸狹隘的人結成小圈子。在雪莉的孩子遭到欺負時，她們視而不見，但卻對雪莉沒打理的頭發說三道四。”

也就是說，雪莉所在的小鎮未必真有那樣的風俗，但是雪莉用充分的敏銳，感受到周圍人，特別是其他有孩子的女人對她的仇恨。這是一種沿襲于早期人類資源匱乏時期的生活方式的心理，即尋找“替罪羊”——通過孤立若干較弱的個體，排斥她的孩子和家庭，其他人獲得自身的安全感和優越感。

當然，雪莉的不利位置跟她丈夫也有關系。她的丈夫是猶太裔文學評論家斯坦利·埃德加·海曼。他幾乎不帶孩子，不管家務，“從不邁進廚房半步，甚至連泡杯咖啡都懶得動手”。當雪莉帶著孩子寫出《摸彩》等成功的作品時，比雪莉小三歲的海曼還嫉妒，“在家里顯得既專橫又無用”。而雪莉只是寫了很多沒有給他看的信——信中傾吐自己的苦，實在無處排解了，她就設法將痛苦轉化為新的小說。對一個有家室之累的女作家而言，這大概是必備的能力。

夫妻兩個都受困于體重超標、失眠等疾患，心臟都不好：雪莉逝世后不過五年，海曼也同樣死于心臟病。一位傳記作家指出，海曼作為一位典型的猶太學者，一向以研習學問為自己理所應當的使命，于是把照顧孩子、打理家事和各種俗務都扔給了妻子，導致雪莉始終無法真正投入她最擅長的事業。這對夫婦對創作和家務之間的矛盾的處理，看起來極為不公平。不過時間和人們的評價似乎還是公平的：雪莉·杰克遜的作品，榮登美國作家的最高殿堂——國家圖書館系列，而海曼的書在21世紀后就沒什么再版了。當2016年，雪莉獲得隆重的百年誕辰紀念時，海曼的作品已遠遠落在人們的視野之外。

知名女作家的不平之氣

菲利普斯寫了一本書《逃生梯上的嬰兒》。在其中，她詳解了一些成為知名女作家的人，在寫作和生兒育女、侍弄家務方面遇到了怎樣的矛盾，以及她們是做出了怎樣的抉擇。雪莉·杰克遜是其中之一。其他基本也都是小說家，像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多麗絲·萊辛、托妮·莫瑞森，還有艾麗斯·沃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A.S.拜厄特、阿德里安哪·里奇等。女詩人格溫多琳·布魯克斯，比雪莉小一歲，在其唯一一部長篇《莫德·瑪莎》里，寫了一個做了母親之后、胸中有了不平之氣的黑人女子莫德·瑪莎。菲利普斯寫道：

“莫德·瑪莎的怒火的最終爆發也是為了孩子。當她在圣誕節帶女兒去百貨商店，圣誕老人對她冷眼相向時，莫德·瑪莎在大腦里對圣誕老人進行了謀殺式的攻擊，她很想‘從錢包里抽出修剪用的剪刀，朝著那只逃避的眼睛一下下不停地戳去’。”

只能通過想象來報復，然后在想象的報復中會感到更大的無力。《摸彩》中的受害者哈欽森太太，其遭受的仇恨具體化為鄉鄰的石頭，而雪莉·杰克遜本人所感受到的威脅也是具體而確實的，哪怕不體現為石頭，而只是一些無動于衷、一些冷漠、一些陰損的言語。但作為反抗，受害者內心生出的仇恨，卻總是抽象的。因為一旦成為受害者，人的位置就居于下等，等于被繳了仇恨的械。莫德·瑪莎的“仇恨沒有眼睛，沒有笑容，而且也沒有什么聲音”。也就是說，除非真的掏出剪刀，否則莫德·瑪莎無法讓傷害了她的人感覺到她的仇恨。

低估了生養孩子對自己的“拖累”的另一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在她的成名作《最藍的眼睛》里，同樣寫出了受害者的無力。故事里，一個黑人小女孩，去社區里一個白人店主那里買糖。店主臃腫、衰老、毫無魅力可言，可是他的一個疲憊的眼神，就能讓女孩害怕，就能點燃她心里的自卑感。在拿錢找零的時候，女孩發現，店主都不碰她的手。實際上，白人老板的冷漠里混雜了疲憊、無聊和對黑皮膚的下意識抵觸。這實在是再常見不過的反應，可女孩卻會加倍感受到威脅和嫌棄。她用以反抗的方式，不是在想象中，而是灰溜溜地走人，與更深的自卑為伴。

托妮·莫瑞森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她在寫作，身邊是兩個面貌已很成熟的兒子，三個人都面色凝重。莫瑞森寫作很慢，而且很早就獨自帶著兩個兒子，取得后來的成就實屬不易。在本書分析的女作家里，多麗絲·萊辛和桑塔格二人，屬于對自身條件極為自信，而且精力旺盛，早早就立志要有一番公共作為的女性。但也正因為自信，她們低估了生養孩子對自己的“拖累”。當然，桑塔格身為文筆犀利的批評家，能夠更決絕地在寫作中排除孩子的存在，保持一個單身狀態下的“創作自我”。

母親的身份往往是“落到”女人頭上的，“母性”被激發出來往往是意料之外的事。女人事先可能會對成為母親有所期待，但一定很難預料到，這個身份，以及孩子的牽絆，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變化。那些以寫作來對抗家庭責任約束的女性，總是令人敬重的。但她們也是通過成為母親而更深地認識社會，認識到那些原先只能模糊地感知的不公平。母親的身份，促使她們不停地回到自己，更新自己的見識和風格。或許正是基于此，本書的副標題叫“母性與創作的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