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7日，接到朋友發來的興膳宏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吃驚。和興膳先生相識以來的近四十年的情景，浮現腦海。

1984年復旦大學舉辦《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興膳先生是日本代表團的一員，他提交的論文要翻譯成中文，我作為會議主辦方的工作人員，擔負這項工作。譯文《文心雕龍在文鏡秘府論中的反映》后來在《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1985）發表。這是我和興膳先生第一次直接接觸。

其實在此之前，我們已有一些學術聯系。王運熙先生曾把興膳先生的《隋書經籍志序譯注前言》給我參考，因當時徐鵬先生主持《二十四史藝文志》的匯注整理，我參與其事。我翻譯了此文，這是興膳先生前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后來《二十四史藝文志》的匯注整理未能完成，譯稿也就未能刊出，最近找出，不勝感慨。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整個中國社會精神煥發。與世界的交流，如開閘的洪水，奔騰橫流。興膳先生有關文學批評、《文心雕龍》的研究成果也被陸續介紹到中國。

他在京都大學畢業后，曾留學北京大學，年輕時就在日本學術界嶄露頭角。他參加了當時日本老一輩的文學研究者鈴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等編纂的《中國文化叢書》中《文學史》卷的寫作，負責的是《文學批評的發生》部分。當時他剛過三十歲，是作者中最年輕的一位。在這篇作品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有著并不比希臘文學遜色的文學。然而，中國文學從先秦以來，就存在過于追求功利的色彩。他認為從秦漢時代開始，就出現了關注文學文體、注意文學題材分類意識，出現了抽象性的“氣”這樣的文學概念；在魏晉六朝時代，出現了《文賦》《文心雕龍》這樣的文學批評著作，這是中國文學批評的發端，是建立在對文學有了自覺的基礎之上。

此后，他翻譯的《文心雕龍》全書，1968年12月由筑摩書房出版。這是日本第一部《文心雕龍》全譯本，受到各方關注、好評。

后來，興膳先生進入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成為日本國內中國文學研究最高學府的教師，擔負教學研究重任。這一時期，他重點研究我國六朝時代的詩人，對嵇康、潘岳、陸機、庾信、左思、顏之推、高允等都有專門論述。這些論述，多年后集成《生于亂世的詩人們——六朝文人論》（2001）。七十年代以后，他把研究的重點放到了文學理論領域。

他沿襲京都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非常重視基礎研究和能力的培養工作。他和川合康三先生一起，撰寫了《隋書經籍志詳考》（1995）。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外國學者撰寫的《隋書經籍志》譯注，厚重謹嚴，廣受學界好評。此外，他組織學者，編著了《六朝詩人傳》（2000），把史書中六朝詩人的傳記匯集起來，翻譯、注釋、出版。

這些工作，即使中國本國的學者來做也不容易。而這些基礎性的工作，為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提供了基礎性的文獻資料，同時也磨煉了年輕一代學者的學術能力和治學素養。

在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中，興膳先生多有獨特見解。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學界《詩品》的研究正熱，許多學者都關注于此，匯集注釋。他別開生面地跳出了文學領域，從藝術史、佛教史和社會史的視角探索。他指出，《詩品》和當時藝術領域的庾肩吾的《書品》，都對作品加以品評，確定高下等級，這顯示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種特點。他認為，這和當時的九品中正制有關，并意味深長地指出：詩歌，作為文學作品，畢竟和作為藝術品的書法不同，或許不能用品評等第的方式下結論。“在文學的領域里，過于顯露地用‘顯其優劣’的品等方式，也許從本質上就是難以適用的吧。”此說令人深思。此文筆者也翻譯成中文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雜志（第十三輯，1988）刊出。

興膳先生還把《詩品》和《文心雕龍》加以比較，指出了兩者文學觀的對立。他還把《文心雕龍》和《出三藏記集》這一佛教典籍加以比較，探討佛教思辨和劉勰文學理論的關系。這些都顯現了先生見解的獨到，在學界廣有影響。

興膳先生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章培恒先生曾和我說到過同興膳先生、岡村繁等先生在日本交往、飲酒的事。上世紀八十年代，王元化、章先生等作為學術代表團成員訪問日本，工作之余，按日本學者的習慣，和朋友喝酒聊天。國內的一位老師和幾個日本學者都對自己喝酒的能力比較自信，章先生則“謙虛”，說自己不能喝，興膳先生也不多言。結果，幾位都喝醉了，只有章先生和興膳先生還清醒交談。章先生言及往事，面露微笑。

筆者也曾在京都數次和興膳先生以及其他的京都大學學者在學會之后餐飲敘談。興膳先生言語不多，而頗善飲。記得一次聚會，興膳先生勸我喝酒。我對先生說：我的酒量，在復旦，是連“助教”水平也沒有的（這是章先生的說的。大學里工作久了，常用職稱來品評），他聽了，會意一笑，并不強求。

還記得有一次，在京都，興膳先生老師輩的入矢義高先生也參加了，談到了中國詩詞吟唱。興膳和日本宋詞研究的名家村上哲見先生“鼓動”入矢先生演唱。入矢先生當時年歲已高，童心未泯，當場邊舞蹈邊吟唱，把氣氛推向了高潮。我帶著照相機，趕忙拍下來，但拍攝水平很差，照片印出來，都是晃動模糊的。但我保存著。而當時的場景，至今記憶清晰。

興膳先生七十歲時，京都大學原來的同事和學生們為他舉辦了生日慶祝會。筆者也有幸與會。會上，有學長（記得是筧文生）介紹了他的學術業績、成長過程。興膳先生非常謙虛地發表了答謝詞。興膳先生的學姐、三重大學的西村富美子先生調侃地問起他當初談戀愛的事，要他談談。會場一下子熱鬧起來。談學術非常冷靜而有條理的先生，這時窘迫起來，低頭微笑，靦腆無言。西村先生說起曾看到他們在某個咖啡館時的情況，筧文生也時而插話，敲敲邊鼓。會場上一片歡笑。這些場景，讓我看到京都大學那些嚴謹治學的大學者們非常平常的人性的一面。果然，沒有豐富真性情的人，是搞不好文學研究的。

從京都大學退休后，興膳先生曾任京都博物館館長，還先后擔任過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日本東方學會理事長等職務，是名副其實的學界泰斗。晚年，仍多致力于學術研究。據我所知，主要做了幾件事情：

對日本古時詩歌的欣賞、介紹。出版了幾本著作。

整理吉川幸次郎先生的遺稿。主要是《杜甫詩注》。這部著作，吉川先生生前出版了四卷，清水茂先生曾贈送給復旦大學。余下的稿子，興膳先生曾加以整理。

此外，先生更關注人性和哲學的思考。主要成果反映在對福永光司《莊子譯注》所作的整理補充中。此書深受日本學術界和社會大眾歡迎，出版社擬重新修訂，但福永先生年歲高了，就讓興膳先生擔任，因為他也翻譯過《莊子》。

興膳先生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對一些體例加以調整，增加了從文學角度的注釋。比如提出，《莊子》中的對話，可視為中國戲劇的先河。其中尤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解說《人間世》篇“無用之用”時增加的下面這段話，他說：

“無用之用”的“無用”，究竟對誰來說是“無用”的呢？那是占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有常識之人的眼中所見的“無用”。是常識之人為了生存下去，為了社會生活，大多數人共有的認識。毫無疑問，沒有常識，便沒有人的社會。但是，同時，常識并非真理。從長遠的視角來看，常識在不斷變化。百年前的常識在今日已非常識。

舉一個容易理解的例子，那就是科學的進步。止步于現在的常識，科學就無法進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信之無疑，而由于很少的一部分人提出了疑問，卻開拓了通向未來的可能性。如果無此（疑問），也就沒地動說和相對論的發現。

這樣考慮的話，《莊子》所說的“無用之用”，包含著現在仍是出色的問題的提出。值得人們深思。

關于這部著作，筆者已經有專文介紹，遺憾的是，本想發表后寄給先生，但是在文章已經刊出，我還沒收到之際，卻接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

“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阮籍《詠懷詩》）人的死亡，有時是意想不到的事，令人無能為力，感到遺憾。但死亡，有時也會觸發人們的思考，生出更多新的思想和內涵。興膳先生雖離我們遠去，但他的研究業績，必將留存在中日兩國的文化長河中。

（作者為日本金澤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