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關于童年的故事。在我的童年故事里，鄉(xiāng)村電影放映員是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行當，它不僅是父親的職業(yè)，也是我的第一份兼職。記得三年級暑假剛學會騎自行車，我便跟著父親走村串巷去放電影。他穿著鄉(xiāng)下不多見的白襯衣、青西褲、黑色涼皮鞋，梳著考究的小背頭，騎著永久牌自行車，車后馱著長江牌放映機、擴音喇叭、汽油發(fā)電機；我則騎著剛好能夠上腳蹬的鳳凰女式自行車，車后馱著兩部12毫米電影拷貝和一塊電影幕布。我們一起穿過石子嶙峋的鄉(xiāng)村公路、泥濘的鄉(xiāng)間小道、狹窄的田埂……去的時候，夕陽西下，炊煙翩躚，柴火飯的香味一陣陣吹來，人們都追著我們倆問今晚放的什么片子，父親見到小孩子們總是樂呵呵地回答“打仗抓壞人的片子”，碰到大人便停下來發(fā)支煙，遇到漂亮的阿姨嬸子還會調(diào)笑一兩句，引來一陣嬉鬧，這個時候我總是紅著臉飛快地騎著車跑到前面去。回的時候總是深夜，寂靜的鄉(xiāng)間小道上只有我們自行車霍落霍落的聲響和兩支手電筒發(fā)出的光亮。

90年代初的露天電影，還是風靡鄉(xiāng)村的時髦東西。誰家有喜事，都喜歡在自家門口放上一場電影。選一塊曬谷子的大場坪，撐兩根竹篙支起一塊銀幕布，掛上大喇叭，然后量上40步的距離（換成我，一般是70步），放上一面八仙桌，長江牌電影機放在桌上，前面是12毫米電影拷貝，后面是空盤。一部電影一般有三卷拷貝，中間換拷貝的時候，便隆重介紹誰誰誰家喬遷或者新婚之喜，特奉送電影一場，以酬謝鄉(xiāng)親云云。場坪里人山人海，片子好看的時候連樹杈子上和房頂上都是人。總之，每一場電影都是鄉(xiāng)村大狂歡。

后來，農(nóng)村里慢慢都通上了電，電視開始普及，VCD、DVD也漸次出現(xiàn)，花一塊錢便能租一張影碟、看好幾部香港動作片。鄉(xiāng)村電影慢慢凋零，父親也慢慢凋零了。而我茁壯成長，考上大學，參軍入伍，遠離家鄉(xiāng)，安居北京。電影依舊是我業(yè)余生活中的不可替代。3D觀影、杜比影院、環(huán)繞立體聲，各種條件的加持，讓看電影變成一件精致且昂貴的事情，我還是懷念那塊鄉(xiāng)下碼著草垛的曬谷場，那臺時不時卡殼的長江牌放映機，那種席地而坐、心無芥蒂的暢快，那份由電影帶來的對外面世界的憧憬……

這篇小說的寫作始于2021年，原本只是藉此懷念故去的父親以及同樣遠去的童年。石匠、代課老師、嘉陵摩托、雜貨店、禮堂、供銷社……兒時的記憶被拔開了塞子，來勢洶涌，泥沙俱下，因為沒有節(jié)制，小說寫到后面便收不住口，成了結(jié)結(jié)實實的爛尾工程。此后兩年，我時不時從E盤里翻出它來看一下，像一個蹩腳的赤腳醫(yī)生面對疑難雜癥，除了搖頭也別無他法——但我并不甘心，作為一個業(yè)余寫作者，作品本就寥寥，更不允許浪費。

再一次鼓起勇氣把稿子翻出來，是在魯迅文學院的509宿舍。2023年9月，魯院第44屆高研班開班，對于現(xiàn)代文學館C座后面那幢六層回形建筑，或許這不過是迎來的又一批過客。可是對于我們，尤其是像我這種行伍出身的業(yè)余作者，在這里度過的三個半月有一種海市蜃樓般的虛幻感。這里寬松、自由、暢快。車水馬龍、行色匆匆屬于外面，這里是大隱隱于市的桃源。院子里有個小花園，魯迅、丁玲、茅盾、巴金等文學巨擘的等身雕塑無論冬夏始終堅守，你可以趴在他們肩膀上來張合影，也可以隨時與他們來一場平等的文學對話。魯院的一棵白楊樹、一根南瓜藤似乎都是為文學而生的，更不用提那些喂飽過一大群茅獎魯獎甚至諾獎得主的食堂大師傅，還有那些清晨幫我們收拾宿醉殘局的保潔大姐。同學中有大刊編輯、文學博士，也有警察、水手、記者、護士，有橫掃科幻屆的大牛、日更萬字的寫手，也有粉絲數(shù)十萬的博主、拍大片拿大獎的導演，大家各有來頭，卻彼此赤誠、心無芥蒂。我們時常為一篇小說、一個觀點爭得就差跳腳罵娘，可彼此心知肚明：我們是天南海北精挑細選出來的同類，沒有誰比我們更適合放在一個屋檐下了。

我也不知是哪一堂課、哪一個老師的哪一句話點醒了我，或者是哪一個同學發(fā)表或獲獎的作品刺激了我，讓我把存在E盤的小說殘稿翻出來重新結(jié)構(gòu)，總算讓它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小說寫完后我忽然明白：我們來魯院，不就是來尋找那份遺落在童年的天真和美好嗎？

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說，講故事者是一個讓其生命之燈芯同他的故事柔和燭光徐徐燃盡的人。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最大的幸運在于你所有的經(jīng)歷都不會白白浪費。那些痛苦的過往值得書寫，那些遺失的美好同樣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