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灼非（右）與錢鍾書先生合影

錢鍾書致文灼非書信一封

日前，在成都發現了一封錢鍾書的書信，勾起了1985年錢鍾書先生接待港大學生的一段往事。收信人、港大學生文灼非給筆者講述了這封書信背后的故事，頗能印證錢鍾書與香港文學界的關系。

“是講創作意念的問題”

1985年7月間，港大學生文灼非參加了港大前瞻北訪教育交流團，得以拜訪錢鍾書先生。

拜訪時間是7月25日晚7點半，但文灼非和另外兩個慕名前往的同道到錢寓已是超過晚8時了。雖然遲到，但錢鍾書很體諒他們舟車輾轉的不易，楊絳先生更是送上西瓜解暑。

一番寒暄之后，文灼非便請教了一些關于文學方面的問題。錢鍾書十分健談，“他強調念中國文學要兼涉外國語言，特別要學好一種外語，再了解其文學，透過比較，會對本國的文學有更深一層的體會。”這是錢鍾書關于比較文學深研力取的一貫立場，他認為，港大學生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優厚，應好好掌握利用。

同時，錢鍾書還強調，要盡量多讀文學作品的原文，直接與作者溝通。文灼非提問，讀這種原文是否需要讀點文學理論作為補充。錢鍾書認為，文學理論是要學，但必須多讀原文后再看，否則很容易被困于條框之內，視野不夠廣闊，分析能力亦會受到影響。

不知不覺就聊了兩個小時。離開錢寓前，文灼非一行準備了一些宣紙，想請錢鍾書題幾句金玉良言。錢鍾書給三人題了一首他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的律詩舊作《尋詩》，“是講創作意念的問題。”三人滿意而歸。

辭謝出任“名譽會長”

回港后，文灼非將這段北上拜訪錢鍾書的掌故寫成《南沙溝里覓高人——拜訪錢鍾書教授》一文，發表在1985年的《友文》雜志上。在寫給錢鍾書的信中，文灼非除寄贈這期刊有他文章的雜志外，主要目的是力邀錢鍾書擔任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名譽會長一職。錢鍾書回信，在談了對這篇文章的讀后感之后，婉拒了文灼非的請求——

灼非學兄：

一周前由李國強先生寄來《友文》，讀到大作，不勝慚愧！“沙溝”里是蚯蚓托身之所，哪里會有“人”，遑論“高”乎？事忙未能寫信道謝，正在納悶，又奉大函，并惠寄刊物。從此自存一冊之外，可以把一冊流通寄給人去看，為貴刊宣傳，也為自我宣傳，一舉兩得！

我對貴會，當然贊成。但“名譽會長”的名義，堅決謝卻。我在國內，不參加一切學會，不掛名借光，今年，“中國韻文學會”“中國比較文學會”請我充“名譽會長”，我都拒絕。前幾年，同類的事已有五六起。我在國內不肯掛名，而在香港掛名，要引起誤會的。務請原諒。急復此函，即頌學安。

錢鍾書上，十七日夜。

錢鍾書在回信中婉拒所請，理由在情在理，文灼非只好作罷。此后，從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的20余年里，他投身新聞業，創辦了《灼見名家》傳媒，并出任社長。

文灼非舍文學而就新聞，雖然還在一個大的系統之內，但這樣的人生選擇一旦形成，人生的際遇和成就便當然會有巨大不同。2023年中，文灼非來到成都，講起這段拜訪錢鍾書以及隨后的交往時，仍然心馳神往，音聲難忘。

終生只居停了一個晚上

錢鍾書雖然婉拒了擔任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名譽會長的邀請，但他和香港文化界，尤其是文學界還是保持了密切的聯系。

抗戰期間，錢鍾書先生曾在香港居停過一個晚上——1938年9月11日，錢鍾書攜妻子楊絳和女兒錢瑗由法國馬賽啟程回國，于10月12日抵達香港，次日上午九點乘太古洋行的客輪“四川”號前往安南（今越南），并于10月15日上午抵達海防；10月16日晨，乘滇越鐵路火車從海防啟程赴云南，入職西南聯大。不知他到香港碼頭的時間是10月12日的上午還是下午，或者是晚上。

時間短暫、拖家帶口，又無本港親友關照，加之時處全民抗戰的非常時期，他大約是沒有心情去香港街頭走一走看一看的，所以在錢鍾書的著作里沒有發現任何有關這一夜居停香港的詩文。但對香港的驚鴻一瞥，卻讓他從此對香港及后來交往的香港朋友保持了一種特別親切的感情。

（本文作者為成都時代出版社副總編輯、《天府文化》雜志社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