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耽綠蟻，半道入青樓。不逐狹邪趣，偏憐紙上儔”。這是1993年拙著《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書后跋語中我寫的一首五律的前四句。流光如駛，轉瞬之間，又是三十年過去了，我也已年逾古稀，漸臻耄耋。所幸依然耽綠蟻，且酒量未減，酒興蓬勃。所到之處，酒友門生，聚飲暢談，心胸俱朗。即使一人獨處，晚膳也必獨酌三兩，頗悟夫子“惟酒無量，不及亂”之深意。

我是蒙古族人，祖上累世顯宦，多尚滿清公主、郡主，故基因里頗得酒的滋潤。三歲開始，父親即鼓勵飲酒，上小學時，已能飲二兩二鍋頭，彼時的二鍋頭是65度。1968年底我被遣至山西雁北的一個叫做四里莊的村子插隊6年，其地苦寒，鹽堿充斥，耕作原始，粗糲虀鹽，唯一能夠慰藉心靈的是讀書和同窗間偶爾的聚飲。

1982年，終于范進中舉，以初二學歷、山西陽泉礦務局一名中學教師的身份釋褐進入南開大學中文系讀研，時年已過而立，從此步入了我真正想要的人生道路。1985年留校任教，漸漸地有了些酒名。我對自己的酒量其實也沒底，喝多喝少恐怕要看彼時的心情和身體狀態吧。十幾年前，也是雪后冰封的一日，和幾個門生開懷暢飲，大快朵頤。夜晚騎車歸家，滿地冰凌，在離家不足百米的小區外，不慎滑倒，側臥冰雪之上，一種極舒適的感覺自頂至踵，溢滿全身，睡意盎然。一分鐘許，腦子里另一個聲音提醒：這里不能睡覺啊！……掙扎起身，推車返家。事后反思：大約每年在俄羅斯凍死的酒鬼都會經歷同樣的幸福感。

2017年11月，應北大城市規劃與設計學院深圳校區邀請，在深圳講了三次課，題目是“傳統文化和古代市井生活”，分別講了唐代的坊廂、明代南京的秦淮河畔和晚清北京南城的私寓、戲班、茶園、酒樓的經濟運行，反響大抵不錯。院長在校內食堂籌措了一席送別宴，菜是川湘的路數，味道平平，有人帶了一箱茅臺。院長酒國大豪，罕遇敵手，頻頻舉觥，高談闊論。因為同席列座的還有三位我的四中同窗：北大社會學系教授劉世定（川軍著名將領、林業部部長劉文輝裔孫，也是我的同村插友）；在云南插隊、深圳定居的同班同學毛勝英；曾為炮兵上校的同學，現居鄭州，專程來此的梅燕生，因緣聚合，興致奇高，故暢懷痛飲，諧謔迭出。事后，從容踱歸酒店。翌日，聞院長云：“這個陶教授也太能喝了！”參之旁證，方知昨夜我一人喝了一斤半茅臺。

我飲酒已有近七十年的歷史，晚間無酒不飯也已有二十多年。六種香型的白酒其實各臻其美，并無高下。即使是北方人不甚了解的桂林三花酒，也自有其獨特的米香。不過白酒直到晚清民國，仍然難登大雅，那時候的北京旗人上層，包括文人雅士還是以黃酒為宴上的飲品，京城有各類酒莊，販賣紹興、金華等地的黃酒。父親曾說起祖父年輕時，以荷葉當杯，五斤花雕一飲而盡。設想六只上好的大閘蟹蒸熟，若不是燙好的女兒紅、花雕、古越龍山用來佐餐，該是多么的煞風景啊。后來鼎革豹變，生計維艱，黃酒自然喝不起了，遂易為烈性白酒。竊以為酒是個好東西，如果一桌美饌，無酒佐餐，恐怕會大失韻致。酒可以消愁遣悶，獨酌時，“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還可以增進友情，紓放襟懷，“笑談容我聊紓放，文字憑君便去留”。朋友相聚，無酒不歡。師生對飲，情真意切。我一直以為有些學問，未必非要正襟危坐方可傳承，酒桌上娓娓道來，或許更易交流。而且古代的詩古文辭，與酒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研究魏晉風度，于酒一無所知，如何體悟曹操、阮籍、劉伶、陶淵明等一系列人物的內心世界呢？研究明代文學，不諳晚明文人縱酒狎妓背后的心理脈絡，不了解《金瓶梅》每一場酒宴所揭橥的人際關系、官商勾結，如何領會那一時代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的真諦呢？

如今大學教授的收入都已不菲，和自己的研究生聚餐自然也是常事。不過我聽說有的教授立下規矩，無論在餐館吃什么、飲什么酒，他只出一百元，也有慷慨一點的，自掏一百八十元，不足的餐費由學生補足。還有的教授招幾個研究生來家里替他鋪墊所謂的重大項目，臨近飯點，命學生外出，自行解決午餐，一點鐘，必須回來繼續鋪墊。此類同仁，我覺有玷教授名聲。

我1993年晉升副教授以來，先后帶過五十多名研究生，包括11名博士生。南開的學生多數都不寬裕。隨著自己收入的增多，帶他們吃飯館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師生在一起小酌，有助于增進了解之同情。師道尊嚴必須維護，亦應體現在師弟子酒聚之后必須由師長買單，不應讓弟子壞鈔。還有一條，作為男性已婚的研究生導師，應盡量避免與女弟子共酌，尤其是一對一的飯局。這方面的例證不勝枚舉，如今世風澆薄，更需要為人師者自省自斂。

看了上一段的讀者或許以為我也曾有過親身體驗，此處聲明：自來南開，已設誓清白自處，不墮淫聲。有詩為證：

佛自婆娑業自多，閑心俯仰看陀螺。但持一念兼終始，何必靈山佩玉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