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實記錄”是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中逐漸形成的經驗原則。《中國民間文學大系》（以下簡稱《大系》）在對當代民間文學全面爬梳的基礎上，可以形成并完善具體的操作準則。筆者在與編者交流時，發現有些編者對“忠實記錄”的理解參差不齊。書稿收錄的一些傳說文本，顯然經過不同程度的改編，與口頭文本有鮮明差異。筆者將有悖科學性的改編做法拈出如下三種典型與方家商討。

其一，拼接。編者追求傳說情節的曲折動人，宜于閱讀。傳說是一個地方之內民眾共享的歷史敘事，被訪人時常認為無須多言，故“知之愈詳，述之愈略”。這就使得傳說被逐字記錄之后，時常呈現為碎片式的零散話語片段，情節性較弱，不像故事講述追求跌宕起伏的敘事快感。況且，由于傳說具有“附著性”，往往落腳于特殊的地方風物，怪石、巨樹、奇珍異卉、名勝物產，傳說演述者可能僅截取有關這一實物的片段，而隱去了人所共知的歷史背景。如實記錄，就是多人對話體、問答實錄，沒有現場的語境信息，篇幅亦十分簡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來自聽覺媒介的傳說文本不適宜文字閱讀。因此，一些編者認為這樣的傳說文本不夠完整，不足以呈現家鄉傳說的全貌、原貌，便將兩三則傳說連綴為一，間以移植、刪減、倒置，以為能增強可讀性，試圖用一則文本展示人物的多種事跡。

大系出版工程編纂工作的“四性”核心是“科學性”。零散的話語片段原是傳說的本然樣態，無須刻意拼接，否則反而淡化了傳說作為地方話語的屬性。對傳說文本的記錄應放棄“完整性”追求，如實呈現其原生樣貌。當然，服務于閱讀而非視聽的出版物將傳說從口頭語言轉化為文字，需要從編纂技術和策略上予以調整。我們可以優先選擇那些敘事豐沛、肌理細膩的文本，也可以將多則較短的零散篇章設為一組，用同主題異文的方式呈現，文末加附記說明來源和關系，而不必也不應偏離原文去刻意擴充篇幅、拼接結構。

其二，美化。傳說在一個地方內部的流傳，實則是諸多異文之間競爭和角力的結果。有些傳說通過解釋地方歷史的方式，對存在爭端的資源（礦產、田林、河川、牧場等）進行判定，甚至可能涉及家族世仇、群體械斗。筆者在湖南永州道縣調查時曾聽田廣洞村村民講述，當地出土的大量石像在本村與鄰村械斗時會化為“陰兵”助陣。災害傳說內容慘烈血腥，如光緒年間的“丁戊奇荒”，以晉豫兩省受災最嚴重，至今流傳著大量人吃人、人骨甕的傳說。對外展示時，編選者會著重考量傳說在塑造地方形象方面的功用。對傳說的遴選、甄別甚至重新編創，是對外進行文化輸出時的常見現象。盡管傳說是一個地方全民共享的文化，但是絕大多數普通人并不具有直接對外展示的能力和權力。借助傳說建構地方形象的話語權掌握在搜集整理者、出版編輯者手中。一些傳說讀本的出版，除了對內保存鄉邦歷史信息，還承擔了對外文化宣傳甚至配合旅游推廣的功能。此時，整理者恐怕難以忠實于口頭文本，而是忠實于立場和情感。

其中一種常見的現象是，將原本頗為生動俏皮的傳說附加道德教化的訓誡意味，或是為了凸顯家風鄉訓而強行改寫情節。筆者在山西洪洞調查時，當地流傳著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爭先嫁舜的傳說：二女嫁舜之后，原本和舜共同居住在歷山上，但是二人為了爭當正宮相持不下，姐姐娥皇將妹妹女英一腳踢下山，落到了山下的某村，村民由此傳說“大娘娘住在山上，小娘娘住在山下”。筆者訪談時，演述的村民一面講一面做出踢腿動作，忍俊不禁，氣氛十分歡樂。此時恰逢村干部經過，如臨大敵，連連呵斥：“胡說八道哩！不要亂講！人家專家回了北京是要寫書、寫論文的，你胡說八道被他們寫進書里，你就是歷史的罪人！”嚇得該村民噤口不言，再次見面時也不敢如常致意，而是繞道溜走，生怕自己說出“不該說”的真實樣態，在專家面前破壞了本地的美麗鄉村形象。

關于娥皇、女英這兩位上古帝王之女像凡婦一樣爭風吃醋的民間傳說在當地口頭大量流傳，然而在地方文人整理的文字寫本中卻頗少見，可知文字與口頭不僅有敘事風格的差異，其內容取舍更是隔膜而無法對等。一位退休的中學高級教師對筆者說：“堯王是有德圣君，怎會允許兩個女兒爭風吃醋呢？”在他筆下，兩位女神為了爭大小而進行的三次比賽，全部被改寫為文化發明。原本頗具人情風味的傳說，像教科書一樣陳述兩位女神如何創造勞動工具、教化民眾、持禮遜讓，以期對村民施行教化，將家鄉塑造為道德仁義之地。這種為傳說負載社會功能的傾向并非鮮見。還有些編者擔心實錄傳說會暴露家鄉貧窮、落后甚至愚昧的一面，應該隱去；抑或認為傳說內容和人物像家庭瑣事，“不可外揚”，需要改寫。

美化的做法蘊含著編者對故鄉的眷戀深情。筆者理解這種鄉愁想象和鄉邦情結，在訪談中亦時常被深深打動，感佩不已。但是在科學研究中，傳說為何被采錄、如何被使用，則是需要首先明確的工作目標。《大系》為時代留檔案、為社會存記錄，堅守科學立場和學術規范是展開后續一切工作的前提和根本。以此，從已有出版物中遴選時，需要辨析該說法的來源、動機和背后的人群，核驗其在民間確有流傳；在田野中搜集活態傳說，則應原樣照錄、一字不移，克制鄉土情結，客觀呈現原貌。

其三，創作。有的采錄者在整理時借機插入一首原創詩歌，或將原文口語改寫為個人特色鮮明的散文語言，大量使用文言和成語。一些傳說文本的講述人、采錄人為同一人，足不出戶“我手寫我口”，這也是亟須謹慎對待的。甚至將編纂《大系》的工作視為創作契機，將傳說搜集、記錄、整理視為文學創作，在傳說基礎上大量摻入個人編創和情感抒發的文字。筆者尊重編者的創作愿望、情感和經驗，然而這種做法混淆了不同的工作目標。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成立；1922年12月17日，《歌謠》周刊創刊。“發刊詞”稱：“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轟轟烈烈的“歌謠運動”就此拉開帷幕，“為學術”與“為文藝”也成為其后百年間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作品的兩座指路標。“為學術”，是將歌謠、故事、神話、傳說等民間文學視為研究對象，以此探索背后的社會心態、歷史流變、民俗規律，“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因此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別，盡量的錄寄，因為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為文藝”是指“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以民眾口頭文學的清新剛健，為文學創作注入活力、更新氣象。

以此，《大系》是“為學術”的，應避免在客觀科學的資料集中羼入個人創作。作為搜集、記錄、整理的《大系》并非展露個人文采的舞臺，編者需收斂克制。在記錄民眾口頭傳說時，必須要素齊備，注明講述人以示尊重民眾知識的所有權，不可含糊其詞，只錄整理者、不錄講述人，甚至僅為搜集整理的工作者立傳，對講述提供大量作品的民間文學持有者不設傳記，均為不妥。

“為學術”之余“為文藝”，則大可自由發揮。文學史上改編自民間題材的經典名著不勝枚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封神演義》在寫定之前都在民間流傳著龐大的傳說群，成書后又不斷被改編為說唱戲曲、網絡文學、動漫繪本。在承擔《大系》編纂工作之外，編者盡可將所得素材另外進行個人化改編，但不列入《大系》中。以神話、傳說、故事為題材創作小說、劇本，或以民歌、民間敘事詩形式創作詩歌，成為科學搜集整理工作之余的衍生品。

地方志記錄空間沿革的遺痕，歲時記呈現時間流動的印記。而傳說囊括了一個地方的民間歷史、人物列傳、風土雜談，解釋一地由古及今的文化流變，是民眾心態的曲折映現。一部地方傳說資料集可以補正史之闕，其價值和意義毫不遜于地方志和歲時記。《大系》不必止步于資料承載，而應追求成為激活理論、更新研究的“傳統池”。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副編審，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民間傳說”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