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寶祥先生（1978）

“間”，本作“閒”，從門，從月。《說文解字注》：開門月入，門有縫而月光可入。《莊子·養生主》講庖丁解牛，按照牛體的自然結構，順著筋肉骨節間的空隙運刀，“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由此可知，“間”的本義為門縫、骨縫，后來泛指事物間的空隙。這個“間”和讀書聯系起來，就有字里行間、文字本身之外、書的夾縫中、書的空隙等含義。

如何理解“讀書得間”

“讀書得間”是舊時老師教誨弟子的慣用語。這一成語出于何書，還不能確定。“讀書得間”是明清以來特別是乾嘉學者讀書治學傳統，如清代蘇徵保為醫學家吳瑭（鞠通）的《溫病條辨》作序說：“離經泥古，厥罪惟均，讀書所貴，得間后可。”這里的“間”是指間隙，也就是讀書的竅門。認為讀書最為可貴的就在于讀書得間，即從書中讀出自己的空間。

胡適對“讀書得間”極為推崇。20世紀30年代，語言學家丁聲樹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1936年4月他寫出《詩經“式”字說》后，將文章寄給胡適，胡適看后于6月26日回復說：“此文最大貢獻在于指出‘式’與‘無’的對列聯文。其與‘雖’對列，亦一正一反，凡‘雖’字句皆與正句相反。你從此入手，真是巨眼，真是讀書得閒，佩服佩服！”

歷史學家謝國楨在總結自己的治史經驗時說：“古人說得好：‘讀書得間’，就是從空隙中看出它的事實來，從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問題，讀正史外，還要從稗官野史中搜輯資料從事訂補考證，這猶如陽光從樹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駁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觀的現象，從而得出這些事實的一個側面，然后取得內在的聯系。積累一些專題研究，然后才能寫出不是陳陳相因、抄撮成書的作品。”季羨林說：“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到雜志縫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頭的專著中，在字里行間，也能找到新意，舊日所謂‘讀書得間’，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因為，一般說來，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往往只談一個問題、一個新問題，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讀過以后，受到啟發，舉一反三，自己也產生了新意，然后寫成文章，讓別的學人也受到啟發，再舉一反三。”

周勛初先生從“觸類旁通，深入發掘”的角度闡述“讀書得間”，并根據自己治學和培養學生的經驗總結說：“如何做到讀書得間，結合具體的人來說，實際情況卻是千差萬別，難以一端論。”

由此可知，對于“讀書得間”，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理解，總體來說，就是方法和功底，更是一種境界。也就是要在字里行間得到弦外之音，看出語言文字所不能表達的意思。

金寶祥先生的“讀書得間”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跟隨金寶祥先生讀研究生時，金先生也常常用“讀書得間”教導我們，并一直強調要讀常見書，認為“讀書貴能得間，或者說要看出問題”，“如何得間，如何發現問題，關鍵在于狠下功夫”。

金先生自己就是讀書“狠下功夫”的榜樣，每隔幾年，他就要把兩《唐書》《資治通鑒》等通讀一遍，在讀的過程中將最近關注或認為重要的資料摘錄出來，反復揣摩，領會史料的含義。金先生認為，不僅要熟悉資料，而且還要看到資料背后所蘊藏的信息：“我覺得歷史資料并不僅僅具有文字上的功能，它包含著作者的理性思維。而一個真正研究歷史的人，應該能夠透過文字的表面看出問題的實質。”因為“在歷史文獻中，為不確切的、帶有偏見的，甚至是偽造的史料所掩蓋而混淆歷史真相的事例不勝枚舉。這就需要我們反復細讀，通過理性的思維，從宏觀中見到微觀，從微觀中見到宏觀，恢復歷史真相”。金先生一再強調讀常見書，他說：“我的藏書不多，讀書也較少，尤不喜歡尋求一些稀奇古怪的材料，而是從常見的史料中找出別人看不到的問題。”這應該就是金先生的“讀書得間”吧。

金先生很少出門，幾乎整天都在讀書和思考，就是到了70多歲，晚上還要工作到十一二點。他認為，“做學問本來就是一樁枯燥乏味的工作。只有耐得住寂寞，習慣坐冷板凳，拋棄功名利祿等私心雜念，方能成功”。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金先生自己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要求我們的。他督促我們要多讀書，“除閱讀正史外，歷代的筆記小說中也有許多寶貴的史料。因此廣泛博覽對歷史研究者來說也非常重要。只有從總體上把握問題的實質，高屋建瓴，方能領會真諦”。他不僅要求多讀書，而且還一再告誡我們：“文章要寫，但切勿貪多，多必濫，而濫便保證不了質量。”

我跟隨金先生讀碩士研究生時，金先生正要承擔《隋史新探》的撰寫任務，就將我的畢業論文定為“隋史余波”，要求我完成碩士學位論文后，在其基礎上增補修訂為《隋史新探》的一章。為此，金先生讓我認真閱讀《隋書》《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大唐創業起居注》《大業雜記》和兩《唐書》的相關部分。我按照金先生的要求閱讀資料、摘錄卡片，并將其分門別類地整理。經過這樣的訓練，我熟悉了隋唐之際的史料。

我住在學校，一般情況下每周會有三四次到金先生家請教或聊天，當金先生談到相關問題時，我大多都會從先生書架上抽出史書，并能找出相關的記載。正是因為在金先生的要求下“狠下功夫”，我認真閱讀史書，熟悉了相關史料，在答辯前后，將碩士學位論文修改為三篇文章投稿，即《隋末農民起義的原因、特征和作用》（《西北師院學報》1988年2期）、《隋末唐初戶口銳減原因試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3期）、《試論唐太宗、唐高宗對高麗的戰爭》（《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5年3期）。

金寶祥先生強調的“讀書貴能得間”，是他個人的研究心得，是否適合每一位學生，就需要自己領悟。因為人文科學完全是個體手工作坊式的勞動，要看自己的積累、探索與發現。老師的心得和方法，未必適合每一個學生。學生在自己的研究和探索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那就要看各自的智力、用功程度、機遇和悟性了。在老師的教導和別人的著作、方法中總結，找出一個適合自己的方法。猶如穿鞋，你是為了讓別人覺得好看，還是為了自己穿得舒服？有些別人認為好看的鞋子，可能并不適合你，你自己穿了并不舒服；有些別人覺得不怎么好看的鞋子，可能恰好適合你，自己穿得也很舒服。另如婚姻，別人看來很般配的一對，他們自己的生活可能并不幸福。相反，別人感覺不般配的，他們自己卻生活得很幸福。

一個人要取得成績，就要有機遇、天賦、汗水和品位。每個人的具體情況，如天賦、記憶力不同，用功的程度也千差萬別。機遇也只給那些有準備的人。但如果選定了目標，抱著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態度，長期堅持下去，就一定能取得成績。

做人與讀書做學問

我們讀書時，金先生除了談讀書外，還強調做人的問題，甚至說要將做人放在第一位，讀書做學問放在第二位。如果做人不行，學問是不可能做好的。就算是在學術上取得了一些成績，也是不會為學界和社會所認可的。

對金先生的這一教誨，開始還不是很理解。當我們走向社會，讀書稍微多一點后，才發現這并不是金先生一個人的意見，而是他們那一代學人的共識。

據張勛燎先生記述：“蒙文通先生嘗言：‘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道德、文章密不可分，乃學人本色，中國歷代知識分子之優良傳統。”張舜徽先生說：余嘉錫“先生平日常言：‘讀書人第一是講究做人，第二才是講究做學問。否則有學無行，讀了書有什么用。’這幾句話，在先生確實是身體力行辦到了的，尤值得后人學習”。到了20世紀90年代，浙江大學倉修良先生還這樣告誡學生：“做學問要先學做人，我的學生首先人品要好，正直坦蕩，不計較名利。做學問可能出名，但不會有多少利可圖。想以做學問來謀求名利，是行不通的。我一向奉行實力政策，治學就得坐冷板凳，潛心鉆研，不浮躁，扎扎實實地寫出有分量的論著，自然會得到學界的尊重。搞歪門邪道，走捷徑，都是不會長久的，學界自有公論。”中國科學院院士、原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教授也曾說：“首先要學會做人，同時必須學會做事；以做事體現與升華做人，以做人統率與激活做事。”

金先生那一代出生于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學人，曾有比較完整的家學和師承，既得到了系統的學術訓練，又受到了傳統文化的熏陶，還接受了西學的浸潤，接續了做人和治學的傳統，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金寶祥先生和南開大學的楊志玖等教授是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的同班同學，張國剛在《楊志玖先生和他那代史學家》中說：“近百年來發生的時代劇變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國初年，第二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際，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謂新時期。經歷了這樣三次劇變的人都是民國初年出生，抗戰時期求學，解放前后建功立業，‘文化大革命’后煥發出學術的第二春，而在世紀之交都是年屆耄耋的老人。他們在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史壇上發揮了巨大的影響，研究這個時期的史學，不能不關注他們。”

從以上所述可知，何謂“讀書得間”？并沒有統一的標準或答案。金寶祥先生“希望每一個研究歷史的人都具有理性思維，不斷地否定自身，甘愿寂寞、堅韌、讀書、思考，有所創新，開拓歷史研究的新領域”。就是說既要耐得住寂寞，又要有堅韌的信念，懷著“初戀般的熱情和宗教般的虔誠”進行讀書、思考和研究，也算是“讀書得間”吧。

（作者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