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上幼兒園時，有天在街上忽然問：“爸爸，什么是故鄉？”

聽她這一問，我猜她一定是在動畫片里碰到了這個詞，于是使勁把“故鄉”往幼兒園孩子能理解的意思上靠，找她能聽得懂的詞句比喻解釋，她眨巴著眼，聽著，忽然眼睛一亮：“就是本來的家!”

我馬上“是的！是的！”，緊張的心松弛下來，驚喜也欣喜。

推想開來，天底下人人都有個“本來的家”，而且處在心靈的最深處，但是不幸，有些人因為各種復雜的原因，讓這個“本來的家”沉寂在了那里。

婆還健在的時候，我們很小就知道，除了爸爸陪她守護著這個“古椿書屋”祖居之外，她還有四個兒子在外面。后來隨著書信、照片、時間的積累，這些外面的伯伯滿滿以及一大群兄弟姐妹的輪廓逐漸清晰明朗起來，但回到這個本來的家最多的，毫無例外是大伯黃永玉。

聽父親說，1950年大伯從香港回到鳳凰，那是他13歲離家后的首次返鄉，當時鳳凰剛剛解放，社情復雜，有關部門對一個從香港回來的年輕人自然不敢掉以輕心。而對于一個13年來魂牽夢繞著故鄉的青年人來說，當然也受不了那種在自己家里被懷疑，甚至被敵視的態度。訊問談話期間，雙方竟然都拍起了桌子……

當然，最終大家和解。

此行結束返港，大伯在香港《大公報》連載了一組這次返鄉的特寫“火里鳳凰”，為新社會家鄉的新人新事搖旗吶喊。

2012年黃永玉在“陳渠珍魂歸故里”墓園落成儀式上致辭

大伯1974年回鄉時背后還有眼線監視

我第一次見到大伯是在1974年，當時大伯在京城處于“貓頭鷹事件”的被管束狀態，因為婆生病住院，也為試探管束狀態是否快結束，大伯借母病事由請假回鄉探視，上面竟然批準了！

是哪天回來的？在家里住了多少天？都不記得了。印象中的那段時間里，大伯神情肅穆，給婆畫了一幅極其傳神的半身水墨淡彩坐像，還和本地的年輕畫家們接觸，給他們畫畫、講畫，晚飯后沒事則在院子里打開隨身帶來的收音機，帶我和弟弟們進入到一個新奇的世界。

后來知道，大伯這次回來，背后仍有眼線監視。大凡跟大伯有接觸的人都被單位詢問，還要上交大伯送給他們的畫作……

兩年后，我進了省運動隊。一次，從長春參加全國比賽返回北京轉車時，我去到了大伯在火車站旁邊京新巷的家。

房子依然是照片里那個很小的房子，也第一次見到了大伯娘和大哥。不巧我去的那天，中午按約有朋友請大伯一家吃飯，貿然多了個我，大伯娘剛想和大伯商量，大伯想都沒想：“一起去！”

地點在王府井華僑大廈，請客的是一對文雅的中年華僑夫婦。席間趙丹和黃宗英夫婦進入大廳，看到大伯和大伯娘，親切但很有分寸地禮節性寒暄后便坐到了預定的座位上……

這個時候，一切都已經開始融解——包括人們緊鎖的眉頭。

大伯娘說：“別人都沒有故鄉，只有他一個人有！”

1977年，人們的眉頭徹底松開之后，大伯回鄉的時間就多了起來，一年一次、兩次、三次……不厭其煩地往鳳凰跑，待的時間也更奇葩，少則住一晚第二天就返京——真不嫌麻煩！多則一住一個多月，仿佛今天鳳凰縣的一個外來“掛職干部”。

那時節，剛剛放開束縛，他就多次把香港的企業家和國內外文化界的朋友請來鳳凰，讓他們出謀劃策、宣傳推介；自己又穿針引線，將鳳凰的民族民間藝人介紹到日本進行學術交流；還把政府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介紹去印尼參觀考察，希望家鄉的文化和經濟建設盡快與世界接軌。

不僅如此，為改善政府工作條件，他給百廢待興的政府捐贈面包車；和旅游局長敲鑼打鼓在廣場義賣畫作籌措資金恢復古跡；捐款捐物提升沈從文故居陳列水準；給母校文昌閣小學建禮堂、修教舍；幫準提庵維修大殿、捐佛像觀音像、繪制壁畫；帶縣領導赴北京找輕工部購買煙草機械設備；為鳳凰毛紡廠找新疆朋友落實原材料供應；助力使沱江沿河數十萬百姓受惠的長潭崗水庫以及三個苗族聚居區生產生活用水的大小坪水庫解決立項和資金；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他在北京上下溝通、奔走呼吁，回到鳳凰，又頻頻為縣里出主意想辦法。申報成功后，他歡欣雀躍，主動給縣里捐贈兩臺旅游大巴車，以應對申報成功后的開發接待之需。同時揮毫作畫，感謝為申報工作付出辛勤勞動的工作人員和朋友，連走進街街巷巷，看到賣草鞋賣辣椒粉的攤鋪，也開心地給他們取名寫招牌，儼然一個過大年的快樂孩子。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一部他的專題片，他把片子更名為《畫鄉》，希望更多反映家鄉的美好畫面。至于幫助張家界申報國家森林公園、幫助湘泉酒廠設計包裝和在北京廣州推廣產品、在吉首大學捐文物、在鳳凰吉首兩地捐建十座景觀橋等等，凡此種種，讓跟在他身后的大伯娘很是無奈并嫉妒地說：“故鄉？別人都沒有故鄉，只有他一個人有！”既讓人忍俊不禁，也讓人感慨無限。

大伯曾在畫作《田家梅》上題跋：“余每有故里之思，不外田家紅梅，熊家茶花，王家衕滿家墻瓦上之荼蘼，同學陳文章家之木香，文廟內之金桂、銀桂，沿河之竹林與野薔薇，漫山桐花與茶籽花，沙灣萬壽宮之柏，南華山上之松，沿江桃李杏花、柳樹楓樹，于臥榻深夜所思諸款，皆為余夢游之處也”。故鄉于他，具體得非常平凡，在這些平凡之中，常常隱含著他眼中的不平凡。

1974年6月大伯和婆攝于白羊嶺古椿書屋

生氣老水碾磨坊被拆除篝火晚會希望取消燒火環節

1980年代之后，在他持續不斷地頻繁回家高峰期，有次他去沱江上游的河邊看訪一個老水碾磨坊。不料走到那里看見磨坊正在被拆除，他生氣地對陪同的縣領導說“我講哪里好你們就拆哪里！”說完扭頭就走。本就敏捷的身體加上這股逆動力，步伐飛快，把幾個領導甩在身后老遠……

成功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后，有次縣里在他的母校文昌閣小學操坪舉辦篝火晚會，邀請大伯參加。入座不久，他的眼睛就從會場中央燒篝火用的木材堆，轉向操坪四周的古樹及其簇擁著長向操坪上方的樹枝樹葉，開始產生疑慮。幾番重復的眼光測量之后，他希望縣領導取消燒火環節。縣領導把主辦單位負責人叫來大伯面前咨詢，負責人要大伯放心，說不會燒到樹枝……這回，他沒有對領導、對負責人生氣，也沒有說一句話，站起身，獨自一個人離開了會場。

后來聽大伯說，火是燒不到樹枝，那么大升騰的熱浪氣流，不會熏烤到樹枝樹葉？

對待鳳凰的事物如此，對待鳳凰的人（不論是家人或外人），他的內心依然愛憐、敬重、自豪。

他積極策劃、推動并協助政府和陳家后人落實了將“湘西王”陳渠珍遺骨搬遷回鳳凰的系列方案，親撰墓志銘，年近九旬讓人抬著也要堅持上山參加遺骨入土和墓園落成儀式。其后，又將老一輩鳳凰文化人的代表、南社詩人田星六和田名瑜兩位先生的墓地協調遷移至南華山。他親自設計墓園、親自題詞，希望鳳凰的文武精神傳承以及后代子孫的努力相互照應、相映成輝。

1982年，他陪同表叔沈從文回到鳳凰，住白羊嶺“古椿書屋”，因每天各方來客把屋里擠得水泄不通，來幫忙的親戚“后勤人員”既高興快樂又繁忙異常。這樣的狀況在其后很多年里或大或小地延續著，大伯也深知這些狀況，但他無聲無息地用他的個人方式陸陸續續地幫助著家庭情況各不相同的親戚，使他們都過上了像樣的生活。像小時候帶他多時、他也非常依戀，但長大后卻嫁到鄉下去的表姐（我忽然聯想到大伯在《鄉夢不曾休》里感嘆的“嫁在鄉下的妹妹”句子），一次性就給這個表姐畫了四張畫，后來聽說表姐的子女把這些畫連同給她畫的肖像都處理掉了，大伯問表姐“怎么把您的像都賣掉了呢？他們都給了您錢嗎？”表姐只是“嗨嗨嗨嗨”地笑，大伯沒有再問，后來又為表姐拿起筆，畫了幾張畫。

在奪翠樓再次給表姐畫像

沒想到2019年竟是大伯的最后一次故鄉之旅

疫情前，大伯曾給父親來電話，說很想回“古椿書屋”住一段時間。父親很高興，做了現實和思想上的各種準備。

2019年3月底，大伯回到鳳凰，計劃住較長時間，包括回“古椿書屋”。4月4日因陪客人到吉首看橋、看博物館，致超負荷身體不適，不得已提前返回了北京。未料想，這竟是大伯的最后一次故鄉之旅。

2020年“入木——黃永玉版畫藝術展”在北京畫院舉行，我們去北京觀展、陪大伯過了一段時間。其后兩年疫情，我們都只能在媒體上看到他。雖然受疫情的沖擊，身體不如以前，但他的思維仍然鮮活敏捷，我們都欣慰并期待著他在媒體里不時提到的百歲畫展。

忽然得知大伯去世的消息，是在他離去后的第二天，我小心謹慎地告知父親，父親也似乎有些心理準備——那幾年，人們什么沒有感受過？承受過？

接下來的幾天，家里全是電話：手機在講，座機在叫，接了座機，手機又響……

還有親朋好友上門。

走在街上，一輛車忽然在我身邊停住，半生半熟的司機搖下車窗玻璃，向我表達問候。因感念先生對家鄉的情誼，他用本地陽戲的唱禱方式，為老人家祈福送行。

去買菊花，結賬時花店老板問是給誰送的，愛人不想直說：“網上天天都能看到。”老板恍然大悟，“喔，是給黃老先生，那請代我也送兩枝，你少給兩枝錢！”

一天，送一個客人出門，客人出大門后一邊脫帽一邊回頭對“古椿書屋”鞠躬，我一看，回過來的頭是大伯！

猛地驚醒，發現自己躺在床上！

夢中帶著余溫的情景和眼前真實的景象毫無彼此差別，我定了定神，頓時兩眼模糊……

二十多年前女兒在街上問話的那個場景、“本來的家”忽現眼前。

難以置信，起床后，家里的阿姨問我是不是昨晚回家后沒有拴大門？

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