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魯迅，很多人會懷念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大貢獻，懷念他致力于以文學啟蒙國民思想、致力于用文藝改造國人靈魂。然而，很多人或許不甚了解，魯迅也很善于運用方志文化，他在強烈呼吁民眾愛我中華、為我中華時，也曾以地方志作為“特殊武器”。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十一日，由日本東京并木活版所出版，上海普及書局、南京啟新書局、日本留學生會館發行了一部《中國礦產志》（下圖）。這是中國第一部地質礦產專著，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以近代自然科學論述中國地質礦產的一部科學著作。

《中國礦產志》以文言文寫成，共計5萬余字、109頁，由魯迅、顧瑯二人于1904年編著而成。顧瑯與魯迅是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和日本弘文學院同窗。該書以魯迅為主導編著而成，并由魯迅謄抄并加以潤色。書中寫道：“中國礦產，富有既如是。故帝軒轅氏，始采銅于首山，善用地也。唐虞之世，爰鑄金銀鉛鐵。逮周而礦制成……降及今茲，亦具礦制。顧所經營者，以官業為多，非人民所敢染指。其偶有民業者，輒干涉誅求，非疲弊不已。改良進步，又何冀焉……目注吾廣大富麗之中國，徒茫然爾。無已則詢之客，以轉語我同人。夫吾所自有之家產，乃必詢之客而始能轉語我同人也。悲夫。”頗可見魯迅之風。

一、魯迅的礦務和地質學習

魯迅是我國第一批正規系統學習地質學的人。他在《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中提及：“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

青年時期的魯迅因“絕望于孔夫子”而“走異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8歲的魯迅考取了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并依“百年樹人”之義改名為周樹人。次年，改入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礦務鐵路學堂由洋務派代表張之洞奏請光緒皇帝批準開辦，仿照德制，課程以開礦為主、鐵路為輔。魯迅等人成為該學堂招收過的唯一一屆采礦地質班學生（1898年10月—1902年1月，共24人）。學習期間，他非常刻苦，在《金石識別》等教材的書頁空白處記了很多聽課筆記、學習心得等；花大量時間抄錄英國著名地質學家賴爾的《地學淺說》譯文內容，甚至把書中精密的地質構造圖描摹下來。最終，魯迅成為班級中唯一獲得金質獎章的學員，以一等第三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學堂總辦錢德培曾夸贊：“周樹人真是博學。”

1901年11月，畢業前夕，魯迅到南京青龍山煤礦考察并下礦洞挖煤，共13天。他后來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回憶：“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凄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里積水卻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里面鬼一般地工作著。”由此可見，煤礦管理混亂，條件異常惡劣。

1902年3月，魯迅赴日本留學。同去的礦路學堂同學有顧瑯、張協和、伍崇實、陳衡恪。時在弘文學院讀書的魯迅，學習之余，不僅從日文轉譯了《北極探險記》《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說，而且陸續撰寫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等科普性文章，包括以“索子”署名發于1903年8月《浙江潮》雜志的《中國地質略論》。

18世紀后，隨著德國、匈牙利、俄國等國科學家先后到中國考察，中國的地質地貌等情況逐漸為外人所知，但國人對本國礦產情況卻知之有限。遙望備受西方列強侵凌的祖國，魯迅焦慮萬分，決定與顧瑯合作，廣泛搜集有關中國礦產資源的各種文獻，加之學習期間積累的資料，以所學所思盡快編著一部《中國礦產志》，讓國人詳盡地了解祖國富饒礦產之所在，呼吁同胞奮起保衛祖國的資源，抵御外強覬覦和掠奪。

二、《中國礦產志》的時代意義和文獻價值

在《中國礦產志》“導言”中，魯迅以一章的篇幅揭露帝國主義列強瘋狂掠奪我國礦產資源的卑劣行徑，大聲疾呼“我國民當留意焉”，提醒國人：“列強將來工業之盛衰，幾一系于占領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懼為人先”，“今日山西某炭田奪于英，明日山東各炭田奪于德，而諸國猶群相要曰：采掘權！采掘權！”，“行將見斧鑿丁丁然，震驚吾民族，窟洞淵淵然，蜂房吾土地”，“及爾時，中國有礦業，中國無礦產矣”。魯迅后來在“《中國礦產志》征求資料廣告”中也特別強調：所征求之資料，著重調查有無“外人垂涎”，以引起國人警惕，“不致家藏貨寶，為外人所掠攘奪”。

《中國礦產志》于1906年5月由日本東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同年12月上海文明書局、普及書局、有正書局增訂再版。1907年1月增訂第三版。8個月內連續出版三次，可見社會影響之大。1911年10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第四版。清政府農工商部給予很高評價和認可，通飭各省礦務界、商務界購閱；學部批準其為“國民必讀書”和“中學堂參考書”。

《中國礦產志》是在廣搜中國各省通志及其他中外典籍中的中國礦產資料的基礎上，較為全面地論述中國地質礦產的形成發展過程和礦產資源分布情況，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在第三版出書時，特地刊登了“《中國礦產志》征求資料廣告”，希望“披閱是書者，念吾國寶藏之將亡……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礦產所在者，或以報告，或以函牘，惠示仆等……則不第仆等之私幸，亦吾國之大幸也”，并具體列出所需資料的詳細要求，包括“現用資本若干，現容礦夫若干，每日平均產額若干，銷路之旺否，出路之便否”等。在《中國礦產志》中，凡摘引舊志及有關著作原文者，均注明出處。又，據其第四版宣傳推介語，該書“特蒐集東西秘本數十余種，又旁參以各省通志所載，撮精刪蕪，匯為是編。搜集宏富，記載精確……實吾國礦學界空前之作，有志富國者，不可不急置一編也”。

此外，書后還附有魯迅手繪的中國礦產分布地圖（上圖）。當時，魯迅為了獲得一張分布圖而幾經周折，最后竟意外地在老師神保博士那里發現了一直被日本農商務省地質礦山調查局視為秘本并禁止出版的《中國礦產全圖》，于是“急轉借摹繪。放大十二倍，付之寫真銅版以供祖國。并附世界各國地質構造圖二張，尤便于學者之參考”。

《中國礦產志》出版后，起到了很強的教化和資政作用，它不僅是礦學和地質學方面的資料文獻，而且對摸清我國礦業發展的脈絡，對促進礦業的復蘇發展，多有助益。

三、既借鑒傳統又注重創新的表述方式

《中國礦產志》借鑒了傳統志書的編修體例和體裁，同時又有獨特的表述方式。在篇目設置上，主要由“例言”（相當于今之“凡例”）、“導言”（相當于今之“概述”）、“本言”組成，前有序言，后附圖、表，正是今日志書通行的橫排之法。設“導言”，概括介紹全志各章節內容，是《中國礦產志》一改舊志編修傳統定式之舉，可謂別具一格。

北京圖書館藏有1906年12月上海普及書局增訂再版的《中國礦產志》。封面上印有“農工商部、學部鑒定”“國民必讀”字樣。“導言”部分分為礦業與礦產、地質及礦產之調查者、中國地質之構造、地層之播布等4章6節，各章分節述之。“本言”共18章36節，篇幅較大，是《中國礦產志》的主體，分章記述直隸、山西、陜西、甘肅、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四川、江西、湖南、貴州、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云南等18個省的礦產資源概況，每章分為金屬礦和非金屬礦2節，按不同礦種、地區（州縣）詳加介紹。書前有“序言”，后附《中國礦產全圖》《中國各省礦產一覽表》，尤顯珍貴。書中還對多位參與礦產調查的人物作了簡要介紹。

值得一提的是，“序言”由當時正在日本游歷的上海復旦公學校長馬相伯所作：“顧、周兩君學礦多年，頗有心得。慨祖國地大物博之無稽，爰著《中國礦產志》一冊，羅列全國礦產之所在，注之以圖，陳之以說，使我國民深悉國產之自有，以為后日開采之計，致富之源，強國之本，不致家藏貨寶為他人所攘奪……”清晰地點出了編著《中國礦產志》的目的就在于讓國人知道“家底”。

正因為《中國礦產志》借鑒了傳統志書的編修體例和體裁，在篇目設置上采取的又是今日志書通行的橫排之法，所以有學者認為該書大體上具備了志書的主要特征，應以志書視之，將其納入中國志書之林。然而，《中國礦產志》雖然使用了志名，且充分發揮了志書“存史、資政、教化”的重要功能，但實屬于“方志資料匯編”。也就是說，《中國礦產志》是對中國各省通志相關內容整理利用的一種表現，只是又補充增加了所需的其他典籍中的中國礦產資料。因此，原通志中適宜的編修體例和體裁自然是保留沿襲，又不可避免地根據書中內容需要配以不同于傳統志書的所謂“創新”的體例、篇目等。

方志載述極為宏富，于一方之古今人事物無有不及，素被稱為“博物之書”。但由于方志數量太多，散藏各地，版本各異，以致應用不便。因此，按專題或類別匯編方志資料，提高使用價值，乃時代之需。

匯編方志資料，最早可溯至古代類書。類書系采輯各種載籍中材料，分門別類編纂而成。最早唐時出現匯編方志資料的綜合性類書，如唐歐陽詢等編《藝文類聚》，匯有孔靈符《會稽記》、山謙之《吳興記》、雷次宗《豫章記》等地志、地記材料。專門性的方志資料匯編則始于明末清初。明崇禎十二年至清康熙初年，顧炎武采上千部方志和正史、奏疏等資料，編成《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四十冊，按明政區，匯輯兩京十三布政司（今存南京、山東、山西、河南、陜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云南、貴州)有關建置沿革、城郭、山川、道路、驛遞、布鎮、兵防、戶口、貢賦、水利、寺觀、墳墓等資料。《天下郡國利病書》三十四冊，取材及體例同《肇域志》，重點摘引、類編地理形勢、兵防、關隘、賦役、水利、屯田、設官、農業、手工業等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內容，目的在于“經世致用”。光緒三十二年魯迅與顧瑯編著成的這部《中國礦產志》，就屬于專門性的方志資料匯編。

以“方志整理利用的一種形式”來看待《中國礦產志》的更為明顯的原因是：通覽全書，能夠感受到資料性與著述性的高度融合，以此可見魯迅對《中國礦產志》的“資料性著述”定位。也就是說，魯迅不僅沒有遵循志書“述而不論”的要求，反而在“要害之處”濃墨重筆地言說，對于有些內容還會畫龍點睛地加以說明。如，書中列出山西一省有19個縣產煤，他指出“脈皆相蟬，絕少崩裂……質復佳絕，焚之無煙”。又如，對開平煤礦既詳細記述地理位置、沿革、煤層及傾斜度，又將其與日本煤礦相比較，指出“顧其量，則甲東洋一切煤礦”。

顯然，魯迅不可能不知“述而不論”的志書要求，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魯迅是以筆為劍，將《中國礦產志》視為一種特殊“武器”，來大聲疾呼愛我中華、為我中華，其拳拳之心如炬火一般，照亮彼時遭西方列強侵凌的華夏暗夜。而《中國礦產志》編著出版后的影響，也遠遠超出了魯迅的預期。要之，我們不應忘記魯迅對中國礦業發展與礦學研究的重要貢獻，不能忘記魯迅善于運用方志文化載體的過硬本領，更不能忘記魯迅對國家的憂傷與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