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家劉大先將當下的青年文化分為三類：早衰的青年，早熟的青年，以及拒絕成熟的青年。青年寫作整體狀況映照著當下青年的處境，青年寫作也正需要孕育新的先鋒精神。先鋒并不局限于敘事實驗和形式探索，同時也意味著“強烈的戰斗意識，對不順從的頌揚，勇往直前的探索，以及在更一般的層面上對于時間與內在性必然戰勝傳統的堅定信念”（卡林內斯庫）。當下的一些青年創作，無論是藝術創造理念、敘事形式和題材內容，都勇于探索新的藝術表現，拓展了新的表現空間，青年寫作在多維空間中呈現了內在的先鋒氣質。

他們當中，有在新的媒介環境中進行敘事形式探索的寫作者。在視頻時代，文字閱讀尤其是紙質出版物的讀者正在迅速流失，哪怕一個故事講得再精彩，受眾終究不再可能像視頻那么廣泛。但就像羅伯特·弗爾福德在《敘事的勝利》中所說：“在我們和他人交流的所有方式中，故事已經確立了自身最舒適、最多功能，或許也是最危險的地位。”敘事永遠為人類所需要，關鍵在于如何敘事，用什么媒介來敘事。這是每一個文學從業者都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年輕的寫作者中不乏積極革新的思考者。“90后”作家吟光在美國學者亨利·詹金斯“跨媒體敘事”概念的啟發下提出了“分布式敘事”，旨在融合跨媒體敘事、交互式敘事與沉浸式敘事于一體，并在她的小說《港漂記憶拼圖》中進行了初步的嘗試。小說采取轉換視點人物的寫法取消了主角配角，讓每一個人物都處于同等的地位；通過加入二維碼將唱誦、科幻短片、昆曲等視聽藝術與小說混合，建造了一個豐富、立體、駁雜的藝術空間；文本中穿插的流行港樂與小說形成互文，時代情緒躍然紙上；文本最后以時下風行的劇本殺形式讓小說的幾位人物達成彼此之間的理解，在這里形式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它的意味。即便這種嘗試還可以做得更好，但這樣的寫作實踐值得關注。

還有嘗試開拓新的文學空間的寫作者。傳統的文學生產主要集中在文學期刊上。能夠在刊物上發表作品，確實可以說明寫作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但這不是評價文學好壞的唯一標準。彼得·比格爾在論述藝術體制時指出它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指生產性和分配性的機制，另一方面指流行于一個特定的時期、決定作品接受的關于藝術的思想。那些在新的文學空間，包括微信公眾號、豆瓣網、同人雜志等平臺上開拓領地的寫作者，視為青年寫作群體中的先行者。其實在更早的時候就有很多嚴肅的寫作者在博客上創作，新的空間不一定會帶來新的美學，但至少提供了更多的活力與可能。新的寫作空間的開拓意味著寫作的更多可能。青年寫作者如王占黑、陳春成、班宇等人，他們最初都是在豆瓣平臺、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空間發表作品。王占黑的《空響炮》和《街道江湖》關注城市中的普通勞動者，回歸到了樸素的寫實主義，用細節和白描寫眾生百態。陳春成的小說最初是發在豆瓣平臺個人賬號的日記區和微信公眾號，其小說展現的夢幻般的想象力、詩意雅致的語言吸引了最初的一批讀者，為后來出版作品奠定了堅實的讀者基礎。

還有那些努力打破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壁壘，融合兩者長處的寫作者。在商業模式高強度的運轉下，各種類型文學迅速發展，誕生了數量眾多的優秀作品，不少青年寫作者也意識到純文學寫作模式喪失了大量讀者的問題，試圖從中突圍，向那些優秀的類型文學學習，嘗試將其優點融合進嚴肅文學的寫作中。當一些人在將小說寫得不好看，寫得晦澀難懂的時候，這些努力把小說寫得好看，努力讓文學重新獲得讀者的寫作者，也是青年作家創作的一種趨勢。

馬伯庸近年創作的歷史小說很好地融合了純文學和類型文學的優點，他的歷史小說既有緊湊的情節、好看的故事和扎實綿密的歷史細節，又具備現代人的視角，借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對現實展開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長安的荔枝》想象“一騎紅塵妃子笑”背后一個基層公務員的辛酸經歷，《太白金星有點煩》以現代眼光重新講述了唐僧取經的西游故事。近年來討論較多的純文學科幻/科幻現實主義也是這類寫作的一種嘗試。王威廉的《野未來》、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陳崇正的《懸浮術》和《美人城手記》都是將純文學與科幻文學進行融合的嘗試。

還有向純文學取道的類型文學寫作者。類型小說最容易出現的弊病就是模式化，而純文學是反模式化的。蔡駿寫了很多年懸疑小說，他最近一部長篇小說《春夜》出現了明顯的轉變，雖然還保留了一些懸疑元素增加了小說的可讀性，但更多吸收了純文學的資源。如夏烈所言，它是一部“融合”特色鮮明的作品，它善于講故事，有瑰麗的想象，同時又向魔幻現實主義致敬，打通了很多文學流通的意象和元素。這種不拘一格、不帶任何偏見，征用古今中外各種文學資源為我所用的寫作，在主流文學寫作和類型文學創作中越發成為一種趨勢。

還有那些走出書房，走向世界的寫作者。當下青年越來越專注于“過好自己的生活”，從公共空間逐漸退回到個人的世界，與社會和他人的良性互動日益減少，不僅“附近”在消失，就連身邊的人也在退出自己的關注視野。同時，青年一代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網絡空間的時間多于現實空間的一群人，互聯網讓世界變小，也在推遠現實中人和人之間的距離，生活中所謂“社恐”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真實的人的一種冷漠。這種冷漠的危險在于它會滋生更多的偏見和對立。偏見和對立不止存在于社會內部，也存在于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之間。即便是在一個信息如此發達的時代，對其他國家的無知也無所不在，這種無知的根源在于了解他者的熱情的匱乏。

在這樣的語境中，一些青年寫作者勇敢走向他人，走向世界，用文學記錄著他們觀察世界的思考。王梆的非虛構作品《貧窮的質感》見證了她在英國融入異邦、融入當地人社會的歷程。她是一個勇敢的行動者，參與當地的選票政治，參加當地各種社區活動，以居住地為中心，用蝸牛般緩慢的腳步丈量周圍30英里的土地，在這個過程中，她深入英國人的精神世界，感受他們對尊嚴的珍重，她用一個個細節給我們提供了關于英國社會、政治、歷史、文化諸多方面細致的觀察，尤其是對不為大眾熟知的占英國社會15%-20％的貧困階層的關注，讓我們看到了英國的另一面。王梆在這部非虛構作品里并非全然將眼光向外，她同樣寫到自己，只是這個自己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確認的，那些具體的在地行動，讓她建立了一種與當地的緊密聯系，就像雨滴匯入溪流，化解了她作為“移民工”“外來女”的孤獨與焦慮。這是原子化時代如何重新讓我們的生活恢復公共性的一個有效樣本。王梆希望她這本書最遠能觸及那些“對現狀十分不滿，四處尋找假想敵，卻從未在西方真正生活過的讀者”，另一方面，她的異域觀察也是我們思考我們所處身的社會的一面鏡子。

劉子超的《沿著季風的方向》《午夜降臨前抵達》和《失落的衛星》記錄了他十幾年來在印度、東南亞、歐洲、中歐、中亞旅行的足跡，他似乎是有意選擇這些被中文寫作遺忘的世界，他觀察他們是如何被現代化席卷，傳統又是如何殘存。在旅途中他不過分關注自我，而是傾心講述異國的過去和現在以及一個個普通人的故事，就像劉子超自己說的：“真正的旅行絕不僅是見證美妙的奇觀，同樣應該見證沉悶與苦難。僅僅是了解到‘世界上還有人在這樣生活’，就足以令內心遼闊起來。”劉子超的寫作可以歸入世界范圍內的嚴肅旅行文學中，這一類寫作在當下中國具有稀缺性。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更多不為人知的角落，一定還有眾多仍然相信文學的意義和力量的寫作者在默默探索這個時代文學的可能，期望這樣的創作者能被更多人看見。

（作者系廣州市作協會員，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