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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王國棟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廬隱全集》收錄了廬隱、李唯建的《云鷗情書集》，還輯入廬隱致王禮錫、陸錫禎、黃九如、趙清閣等友人的若干書簡。這些函札既是廬隱與各界友朋往來交流的歷史見證物，也是廬隱文學著譯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民國書刊上尚有一些被《廬隱全集》遺漏的廬隱佚信。本文即披露廬隱致摯友于賡虞夫婦的兩通集外書札，并借此簡略梳理廬隱與于賡虞的交往史。

1934年5月，廬隱逝世后，好友于賡虞曾將珍藏的女作家的兩通遺札交付同年12月開封《文藝月報》第1卷第3期刊出，題作《廬隱女士遺書兩通》，以示沉痛悼念之情。王文金的《于賡虞年譜簡編》雖對此有過簡要提及[1]，但未刊布全文，讀者難以看到兩函的原文全貌。為保存史料，茲據原刊將兩封信札依次整理如下，并略作考釋。

一、致于賡虞函

賡虞：

分別后，這約莫是你第一封信，我想你是為了特別的變故冷淡了朋友，誰知竟大謬不然，倘使聽差真個如此搗鬼，當然是該做的。

你一切都很勝利出風頭，當然是再好沒有了。我呢，表面看起來活得夠起勁，春天不曾辜負，但是心的靡[2]爛，只有我自己知道——而我從此不愿再以哀調向人間哭訴，我要寫我的哀歌在更深人靜，到我死的時候才能讓人發見。因為人太淺薄，他們只看見了一個人的表面，在我扮著鬼臉在人間戲耍時，我不愿讓人們看見我的心。呵，賡虞！現在我是幸福的驕子，我正夢著一切人所想夢到的桃色沉醉，好吧！讓它永遠罩著我的整個吧！

赴法的手續已漸漸妥穩，日期約在六月底七月初。到法國以后除了為經濟的原因而做文章以外——絕不想出風頭，我要安息沉默在那繁攪的巴黎。至于我為什么要安息沉默，并不是像你有新發見，我只是倦了！倦了！

我要找一個比較美麗的墓地，我是無時無刻不想埋葬我自己。

賡虞！實話說我并未曾驕傲過一天，我的環境及態度并不如我所希冀，我很知道追求一切奧秘，然而我是懶透了骨，縱使羲和用神鞭來策勵我，我也只有向它嘆息呵！讀書沉默，即使落伍又怎么樣呢？人間永遠沒有理想——事實是運命，越高超越痛苦，越追求越無物，賡虞！我不是灰心，是熱火將我的心燒昏了。

北平你不愿住，然則，你還有愿住的地方，我呢，什么地方也不愿住，我只想飛出這個世界！

“牢騷”——我這些話似乎像，然而，賡虞，我愿你不要告訴第二個人，倘有人問到廬隱的近狀，你就說她一切勝利，她一切高興吧！

惟建的書翻了三分之二，還有五六章沒翻完，趕快一兩星期大約可成，Ariel當于那時寄還你，想你一定不致生氣？

你幾時來北平，我預備歡迎你，同時也就是向你告別。

兩三年日子不多，但再見時彼此的臉上又添上不知道幾許什么皺紋了——那要問運命。

幼甫怎樣，快樂嗎？我很想念她——不是假話，請問她好。

小鹿也許要到日本去參觀，幼甫去不？再談吧！祝你

時刻有所探得！

惟建問候你們

廬隱

從首句可知，本函是廬隱接到于賡虞一封來信后的回復。自從兩人分別之后，他們一度失去了聯系。因于賡虞一直沒有信寄來，廬隱甚至懷疑他“為了特別的變故冷淡了朋友”。而根據于賡虞的解釋，實際上他早就寄了書信，只是誤付洪喬，使得廬隱懷疑聽差“搗鬼”。

再來說說信中的幾個人名或書名。其中“幼甫”疑為于賡虞妻子夏寄梅，又名繼美，畢業于女師大教育系。1928年7月，于賡虞與夏寄梅正式結合[3]。“小鹿”是女作家陸晶清，1926年畢業于女師大國文系，與廬隱、夏寄梅等是校友。1928年至1929年陸晶清主編《河北民國日報副刊》期間，不僅邀請廬隱、于賡虞等好友撰寫文章，而且特約于賡虞、高滔利用該刊發行《鸮》文藝周刊。因而于賡虞在《寫在<鸮>尾》中寫道：“本來辦這刊物是為了晶清的囑托，并且《華嚴》月刊尚無消息，就應允她了。”[4]“惟建”即廬隱愛人李惟建，亦寫作唯建。Ariel即法國莫洛懷（今譯為莫洛亞）的《愛儷兒》，原名Ariel Ou La Vie De Shelly，今譯名《雪萊傳》，是一本關于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的傳記作品。于賡虞曾以這本書為參考資料之一撰寫了《雪萊的婚姻》，并給予它高度評價：“這才是真是一部奇書，以小說體寫出雪萊的羅曼史，文筆既艷麗，事實亦確切。”[5]1930年在《<雪萊底婚姻>小引》中再次評贊此書：“例如Andre Maurois所作的Ariel，就是一部不離事實的小說體的雪萊傳。這部雪萊羅漫史在雪萊傳記的文字中，算是名作。Maurois以其委曲婉轉的筆調，把雪萊的一生當作一首抒情詩那樣去描繪，處處有誘動人的魔力。”[6]

廬隱與于賡虞的結識時間大約在1926年，正是眾多青年作家結集北京的階段。此時，廬隱、陸晶清、石評梅已加入北大歐陽蘭、黃紹谷等組織的薔薇社，并成為核心人物。于賡虞與胡也頻、沈從文等友人則發起成立了無須社。在薔薇社、無須社周邊，還有焦菊隱、于賡虞、趙景深領導的綠波社等文學社團。它們的成員多有交叉，彼此之間互通聲氣，往來密切，形成了一個文藝團體大聯盟。廬隱、于賡虞的作品常常同時出現在《世界日報·薔薇周刊》《河北民國日報副刊》等刊物上。1927年7月至10月間，廬隱接編天津《庸報·婦女鐸》周刊，于賡虞的《寄到天堂》《薔薇的夢痕何處》《奠于詩人之墓》等詩文作品發表于此。同年初秋，于賡虞前往山西太谷銘賢學校任教。臨行前，他寫下《別宴——呈廬隱，評梅，冰森，子英》一文，贈別廬隱、石評梅等摯友。不久，熊佛西、焦菊隱等創辦古城書社（總店設于北京，支店設于天津），先后印行于賡虞的詩集《骷髏上的薔薇》、廬隱的小說集《曼麗》等文藝書籍。1928年3月，于賡虞的散文詩集《魔鬼的舞蹈》作為“無須叢書之一”由北新書局出版，扉頁后特意印有“獻與廬隱女士”。同年，結束了銘賢學校九個月的教員生活后，于賡虞返回北平，曾代廬隱“在某校講文學概論”[7]。1929年初，于賡虞、廬隱等創辦華嚴書店，并合編文學雜志《華嚴月刊》。11月，燕京大學畢業生張虹君主編的天津《益世報副刊》問世，積極向許地山、冰心、熊佛西、于賡虞等燕京師生約稿。于賡虞不僅提供文章予以支持，而且熱心幫忙拉稿。廬隱將原本答應給《小說月報》的短篇小說《地上的樂園》交給于賡虞，由后者改名為《人間天堂》，連載于《益世報副刊》[8]。廬隱還讓于賡虞“寫幾句話記述本篇的始末”，于氏遂在《<人間天堂>附記》中稱這篇創作“就作者個人的作風上說，已到成熟之點，就作者藝術的理想上說，已沒什么缺欠，并且作者以象征的文筆，把愛的理想道破了。”[9]這一批評可謂知己之言。

據李唯建《我與廬隱的初次見面》等文，他與詩人于賡虞早就有一定的交情，1929年初因見到剛問世的《華嚴月刊》而產生拜訪廬隱的想法，后通過好友瞿世英的介紹而正式與廬隱相識。于賡虞十分推崇雪萊，曾在給朋友趙景深的信中表示：“我愿專研究雪萊，擬以數年之力，編一本極詳細的《雪萊研究》”[10]，為此先后寫過《雪萊與薩西》《雪萊的婚姻》等。廬隱曾對崔萬秋透露，她“最喜歡王爾德，尤喜他的《道林格雷畫像》[11]，雪萊的詩，覺得也好”[12]。無疑，廬隱、李唯建、于賡虞都是雪萊的“擁躉”。于氏借給李唯建的可能是Ariel的法文原版。廬隱寫信時，李唯建已將此書譯出三分之二。全書譯畢后，共三十七章。經由同樣喜歡雪萊的徐志摩校定后，1931年4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初版，系徐志摩主編的“新文藝叢書”之一。徐志摩1930年6月29日給中華書局編輯舒新城的信中主要談論的正是李唯建此書與徐霞村《近代法國小說集》（正式出版時名為《現代法國小說選》）的出版問題：

新城先生：

頃送奉譯書兩部，一為李惟建譯Andre Maurois之Ariel，即《詩人雪梨外傳》，乃近年傳記小說中之最有名者，前部由摩校過。一為徐霞村譯之《近代法國小說集》，徐君譯著甚多。□□□□二書如收用，請按每千字三元來計算，讓稿呈請從速為荷，因李君即日赴法，待此藉補行資也。專此。即念

撰安。

弟志摩 二月二十九日[13]

《詩人雪梨外傳》即《愛儷兒》。信末落款“二月”乃“六月”之誤。徐志摩希望舒新城能盡快結算稿酬，理由正是李唯建即日將遠赴法國，亟需川資。這與廬隱信中“赴法的手續已漸漸妥穩，日期約在六月底七月初”的說法相印證。不久，在7月28日的信函中，徐志摩向舒新城表示“大示及李惟建稿費單均收”[14]，說明中華書局已支付稿費。

既然1930年6月下旬李唯建已將莫洛懷的《愛儷兒》全書譯完，由“惟建的書翻了三分之二，還有五六章沒翻完，趕快一兩星期大約可成”及“春天不曾辜負”等語推測，廬隱這封信應寫于1930年初夏，即5月底至6月中旬間。據王文金《于賡虞年譜簡編》，于賡虞于1930年春辭去北京市立二中和其他學校的教學任務，與妻子同赴山東曲阜師范學校任教。此時的廬隱仍在北平生活，因想換個新的生活環境，便起意遠赴歐洲，預備在巴黎住上一段時間。寫信時，廬隱、李唯建已著手辦理赴法的手續，并開始暢想在國外的生活。另一方面，為了籌集出國旅費，李唯建正在趕譯《愛儷兒》。

廬隱曾擬赴法的軼事，還可以在一些朋友的悼念文章中找到相關記述。李寒蓀回憶廬隱曾在一封北平來函中“說及她不能不離開那座灰色的古城，原因是她感覺得我們這老大國度里太寒涼了”。信中的大意謂：“預計半年后我將離開我們的祖國，目的地是近代藝術之都的法蘭西，或者到意大利去拜訪詩人Dante之墓。”還說目前的計劃是“努力賣稿并節省消費設法籌足三千元以作旅費，《孤雁》原稿已寄神州，將來連《夜的奇跡》出版后，預計可得一筆版稅”[15]。《孤雁》由上海神州國光社1930年6月初版。據“預計半年后我將離開我們的祖國”“《孤雁》原稿已寄神州”推測，廬隱給李寒蓀的這封來信是在1929年底或1930年初。女作家周蜀云在1947年的散文《憶廬隱》中亦有一段寫道：

在北平住了大半年，我為了去法國留學，于十六年七月離開了那處處令人留戀的故鄉和許多朋友與英莪回到上海，廬隱仍留北平，我于十月出國，初到巴黎和她通過一兩次信，中間曾經中斷，十七年我忽接她一封長信，大意說她也想來巴黎，問我每年大約要用多少錢，同時她表示積蓄不多，出洋路費外，所余無幾，問我能否在巴黎替她找個事情做，如報館之類，就可以維持住上幾年，我接信后真是既喜且急，她如能去歐洲再研究幾年，游覽名區，對于她在文學上的造就，一定更大，而良朋聚首，天涯相依，更為人生樂事。可是她不知道法國情形與美國不同，美國華僑多，有歷史，有事業，留學生很容易找工作，獲貼收入，補助學費，法國情形，則完全不然，除了第一次歐戰時期出國去的華工及少數學生可以獲得工作外，中國女學生在法國做工的幾乎沒有一個，那時巴黎的《先聲報》和《國民日報》為青年黨及國民黨機關報，但服務的人都是盡義務的，尤其是《先聲報》，完全靠大家掏腰包出來維持，時刻鬧窮，我將這些情形寫信回復廬隱，她的計劃，當然就此打消了，后來從朋友處得知她去日本了[16]。

據引文所述，作者于1927年秋前往法國留學。廬隱于翌年曾有一封長信給當時在法國留學的周蜀云，打聽巴黎的生活費用，并囑托她在巴黎幫忙留意工作。周蜀云將法國情形詳細函告廬隱后，廬隱最終打消了赴法之計劃。假如周蜀云回憶可靠，廬隱可能早在1928年就已萌生遠行歐洲的念頭，與李唯建為此事積極籌備了一年多，但由于種種緣由終未成行，改去日本了。

二、致夏寄梅函

寄梅妹：

在北平時，常常聚會，別后當然也是思念彌深，不過各為事忙，書信苦稀。今天無意中得到你由濟南的來信，看過之后，知道我們別后，你的生活又經過許多變遷，人生為吃飯忙，我們彼此都嘗過這種苦痛，當然我能體驗出你悵惘的心情。不過苦中尋樂，差足自慰，望你好好的札掙[17]吧。

我東來以后，生活自然是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正如你來書所說的種種。在這些劇烈的變化中，我的確捉著些從來所未曾捉著的零感[18]，然而同時我也更認清人類的淺薄與無聊。

歐洲我不曾去過，倘使我到了歐洲，是否也和到日本一樣的使我感覺不安，我雖不敢必，不過日本的確不足使人留戀。生活苦且貴，而且東京又是東亞第一大都會，生活之緊張十倍于上海，以我們這種精神脆弱的人，擔受了許多不可避免的刺激，便連個平安的夢也作不成，因此我在日本不想久住。

至于說求得一個留學生資格回去，眩耀鄉愚，更是再無聊也沒有了。不瞞你說，留學生十個至少有八個是草包，不但一無所長，便連我們的鄉愚，恐怕他也趕不上吧——每月拿了官費在破破爛爛的大學里，掛上一個名字，諒[19]也不正經上，只是在咖啡店里調下女，公園里吊膀子，混上三五年便整裝歸國，于是在那些國貨面前，大擺其留學生架子也不覺羞，更可憐的那些國貨，也就把他捧得高入云霄呵：多么滑稽的人生呢，你還是勸賡虞不再作外國夢吧，祖國有的是好文化，也有好河山，只要自己能把氣沉住，好好的修養幾年，還能創造不出偉大的作品嗎？何苦緊緊張張湊拚得幾個辛苦錢，結果買來一腔子失望呢？尤其一個詩人或者創作家，不需要那些一文不值的頭銜，如讀那些毀性滅靈的死書——真的我現在才大大的覺悟了，所以我在年內也許就回國了。我打算把余下的幾百元錢到西子湖濱租了小房子，好好的消受個一年半載，極力使生命美化，也極力創造美的文學，等到那一天錢用盡了，再出來干他幾年，然后得了機會再修養年把。倘使這個計劃能實現，我敢相信一定可以寫出比較好的東西來，你說是不是？

我們在東京市外，租了一所小房子就算是我們的家，因為人工太貴也未用下人，吃飯自己作，衣服拿出去洗。寶寶每日上幼稚園，我同惟建就到補習學校補習日文，下午多半在郊外散步，生活倒沒什么不好，不過太稀奇我只想回國。

我們的日文現在已能勉強看書，我打算到杭州后試著翻譯的工作——山東地方風景好不好？將來明年北去時也許要找你們玩幾天。

此地舊書非常便宜，我們已經買了一百多本的文學書，預備到西湖去讀（英法日文皆有），賡虞，大可以托人在此地買書——可惜我們不久就回國去了，不然當然要效勞呢。

我近來東西寫得不很多，有一部分沒發表，一部分登在《婦女雜志》上了，題目是《東京小品》，將來你也許看得著吧。

寫得不少了，再見再談。祝你們

快樂！賡虞不另

廬隱海外

惟建寶寶都問你好

據信文內容，本函是廬隱在日本期間接到夏寄梅自濟南的來信后的回復。廬隱、李唯建于1930年8月東渡日本，最初住在東京市區，后搬至市郊。信中最后言及的《東京小品》是廬隱旅居東瀛時期所寫的系列小品文，原擬二十題，但只寫了九篇，前四篇初刊1930年12月1日葉圣陶主編的《婦女雜志》第16卷第12號上，后五篇1931年發表于該刊第17卷第5、6、7號和第10號（其中第八篇《井之頭公園》1931年1月10日初載《北平晨報·北晨學園》第16號）。廬隱在《廬隱自傳》中言道：“在《云鷗情書集》以后，便是我所寫的《東京小品》了，這本東西，是我同李君旅居日本時所寫的小品文，共擬了二十個題目，而我只寫了十一篇，便回國了，其余的九篇雖有題目，還沒有工夫把它寫齊，那已經寫好的，都在《婦女雜志》上發表過，將來或能收集成冊。”[20]實際寫的共計九篇。直至廬隱逝世后，這些小品文方與小說《秋光中的西湖》等匯為一集，交由北新書局出版。廬隱信中說“有一部分沒發表，一部分登在《婦女雜志》上”，已發表的“一部分”應指《婦女雜志》登出的前四篇。由于她明確表示“我在年內也許就回國了”，我們推測這封寫給夏寄梅的信當作于1930年冬。寫此信時，廬隱夫婦已作好“不久就回國去了”的打算，并購買了一百多本英、法、日文的文學書籍，準備住到西湖之畔后慢慢閱讀。1930年12月初，作家王禮錫赴日[21]，“抵東京后即因病入帝大附屬醫院”[22]。12月14日，廬隱在給王禮錫的信中道：“我們已決定本月十六赴上海，不但不能看櫻花，連你們的喜酒都沒份喝一杯。”[23]顯然，由于廬隱回國在即，將無法參加王禮錫、陸晶清的婚禮，因而特意致函向王禮錫解釋。廬隱寫此信時，大概已經購買12月16日的船票。1931年2月1日上海《讀書月刊》第1卷第5期“文壇消息”欄《廬隱女士已歸國》謂：“女小說家黃廬隱氏，東渡已有數月，島國風光，已經盡量地領略一過；近以渴念祖國，已于日前攜其愛人李維劍及五歲之子束裝言旋，聞歸國后擬往西湖，小住半載云。”[24]雖然個別表述不夠準確，但“廬隱女士已歸國”的消息還是可信的。由此可進一步推定廬隱上述信函作于1930年12月上旬至14日間。廬隱、李唯建在上海小住后隨即移居杭州，于西湖之濱暫時過起了“半隱居生活”。

《于賡虞年譜簡編》在1931年內著錄：“一說本年7月，于賡虞應母校河南省立第一師范的邀請，辭去曲阜師范教職，與妻子夏繼美一起回開封任教。”但又補充說本年“究竟在何處，因文獻有缺，疑莫能明，附志此疑，以待考證”[25]。不少資料顯示，于賡虞1931年在濟南山東省立高級中學（今濟南一中前身）教書。本年3月1日《讀書月刊》第1卷第6期上的《濟南的文壇消息》透露：“于賡虞——是中國詩界巨子，著作甚富。今年被聘為省立高中國文教師，昨已由青來濟。”[26]兩個月后，《讀書月刊》第2卷第2期（5月10日出版）上的《青島作家零訊》說于賡虞（原刊誤為“王庚虞”）“現已應山東省立高中之聘，入該校為國文教師，已由青去濟一月矣”[27]。9月10日，該刊第2卷第6期一則文壇消息再度提及詩人：“詩人于賡虞氏，暑假來平度夏，現已啟程赴濟南。”[28]次年刊出的《最近濟南的文藝界》（本文作于1931年10月）也提到于賡虞在山東省立高中教國文，“除去努力雪萊的研究之外，并努力于散文詩之創作”[29]，同時擔任山東《民國日報》副刊《文藝評論》（每周四以炬光社名義發刊）的實際主編。綜合上述訊息可知，于賡虞約于1931年2月來山東省立高中任教，暑期曾回北平，秋季仍在該校工作。1931年2月前曾在青島，具體事由與時長待考。1933年，有位作者專門撰文講述于賡虞在濟南高級中學（即山東省立高中）國文課堂上大講“詩的批評”而受到學生歡迎的情形[30]。曾在該校學習的劉國俊在《懷念母校濟南高中》一文中寫道：“三年級時于賡虞老師來高中任教,他身材不高而且消瘦，留著長發。他消極頹廢，似乎對現實社會不滿。”[31]王昭建在《我在濟南高中時的回憶》中回憶：“第三任校長張默生（名敦訥）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專研究先秦文學，原是早期教育家，臨淄張雪門先生的弟子，本即家學淵源。在他任校長期間兼教選修課‘先秦文學’深受學生歡迎。他對高中的特殊貢獻是辦學主張開放，思想力主自由，當時不少新文學教師如董每戡、于賡虞、董秋芳、楚圖南、胡也頻、夏萊蒂等進步教師都是在他任期內延聘到高中的。從而培育了不少傾向左聯的學生。”[32]楚圖南、胡也頻于1930年春在山東省立高級中學執教，因宣傳進步思想而為當局所不容，約5月中下旬離魯，這是目前學界已知的史實。于賡虞來山東省立高中任教時，舊友胡也頻已于一年前離職。

廬隱在《東京小品》中描繪了她在東京的見聞與感受，表現了對于日本社會文化的觀察與思索。在上述給夏寄梅的回信中，為了介紹自己的近況，廬隱再次以旅日生活與觀感為主要話題。我們不難發現她此時已經厭倦了在東京的旅居生活。緊張的都市節奏，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廬隱不想在日本久住，已經決定“不久就回國去了”。此外，在日經歷也讓她認清了“人類的淺薄與無聊”，這其中包括那些金玉其外、不學無術的留學生們。值得注意的是，由“你還是勸賡虞不再作外國夢吧，祖國有的是好文化，也有好河山，只要自己能把氣沉住，好好的修養幾年，還能創造不出偉大的作品嗎？”可以推測，夏寄梅應當在來函中談及于賡虞出國留學的打算。廬隱則希望她能勸誡于賡虞在國內好好努力，一樣可以創作出偉大的作品。直到1935年夏，于賡虞終于下定決心，遠赴雪萊的故鄉——英國留學，兩年后才回國。不過這已經是后話了。

結語

廬隱的書信大多直抒胸臆，袒露心扉，既與她的散文風格具有一致性，又體現了其率真、樸質的性格與為人。她還擅長在小說創作中使用書信體的形式，被學者楊義稱作“日記書信體專家”[33]。廬隱常常直接將自己給友人的書翰揭載于報刊，如《寄天涯一孤鴻》《靈海潮汐致梅姊》《寄燕北故人》《寄波微》等篇便是她寫給石評梅等摯友的箋函。本文整理的兩封佚信，同樣屬于書信體散文。作家趙景深曾說：“常得到詩人于賡虞的信，說起他和廬隱時相過從，飲輒大醉。”[34]可惜在近十年的交往中，廬隱、于賡虞的通信多已散失。從這一角度來看，這兩通遺簡如吉光片羽，無比珍貴。它們不僅見證了廬隱與于賡虞夫婦跨越多年的純摯友誼，而且真實地敞現了1930年間廬隱豐富而敏感的精神世界，對于了解廬隱當時的心境及其旅日期間的生活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注釋：

[1]參見于賡虞著，解志熙、王文金編校：《于賡虞詩文輯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77頁。

[2]“靡”應作“糜”。

[3]王文金《于賡虞年譜簡編》中認為于、夏兩人在1928年春結婚。據1939年6月2日《迅報》第1版《戴望舒·葉靈鳳·于賡虞·章克標·黎錦暉的文藝柬帖》披露的于賡虞結婚喜柬，他1928年7月18日與夏氏完婚。

[4]于賡虞著，解志熙、王文金輯校：《于賡虞詩文輯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45頁。

[5]賡虞：《雪萊的婚姻（四）》，《庸報·婦女鐸》1927年第17期。《雪萊的婚姻》未見收入解志熙、王文金輯校，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于賡虞詩文輯存》。關于此文，筆者擬另作專文討論。

[6]于賡虞：《<雪萊底婚姻>小引》，《益世報副刊》1930年第47期。

[7]于賡虞著，解志熙、王文金輯校：《于賡虞詩文輯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83頁。

[8]小說后恢復原名《地上的樂園》，1931年4月再刊《新月》第3卷第5、6期合刊。

[9]于賡虞著，解志熙、王文金輯校：《于賡虞詩文輯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62頁。

[10]趙景深：《于賡虞及其詩》，《北新》1927年第28期。

[11]今譯為“《道林·格雷的畫像》”。

[12]崔萬秋：《西湖之濱的廬隱女士——北人南游之一段》，《星期文藝》1931年第5期。

[13]韓石山編，徐志摩著：《徐志摩全集·第八卷·書信（二）》，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21—222頁。

[14]韓石山編，徐志摩著：《徐志摩全集·第八卷·書信（二）》，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23頁。

[15]李寒蓀：《舊時代的女孩兒之死——從時代觀點批判女作家黃廬隱》，《新蜀報》1934年6月2日第8版“新蜀報副刊”。

[16]周蜀云：《憶廬隱》，《青年生活》第1卷第19期，1947年9月1日。

[17]“札掙”應作“掙扎”。

[18]“零感”疑為“靈感”。

[19]“諒”應作“課”。

[20]廬隱：《廬隱全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頁。

[21]潘頌德《王禮錫傳略》、龔聯壽《王禮錫年譜》均認為王禮錫1930年6月中旬赴日，似不確。1930年12月13日《草野》第4卷第1號“文壇新訊”之“十二、王禮錫赴日研究”（署“晴云”）中明確透露王禮錫于12月2日赴日。

[22]《留日作家零訊》，《讀書月刊》193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23]廬隱：《廬隱全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

[24]理青：《廬隱女士已歸國》，《讀書月刊》1931年第1卷第5期。

[25]王文金：《愧書廬詩歌論稿》，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92頁。

[26]趙真：《濟南的文壇消息》，《讀書月刊》1931年第1卷第6期。

[27]譚春巖：《青島作家零訊》，《讀書月刊》1931年第2卷第2期。

[28]秋風：《北平文壇雜訊》，《讀書月刊》1931年第2卷第6期。

[29]小三：《最近濟南的文藝界》，《讀書月刊》1932年第3卷第1、2期。

[30]之文：《于賡虞講詩 學生頗歡迎》，《庸報》1933年12月2日第9版“另外一頁”。

[31]轉引自魏敬群：《“惡魔詩人”于賡虞 與濟南壽佛寺里的徐志摩》，《齊魯晚報》2015年5月28日第A20版。

[32]濟南一中校友會編：《悠悠母校情：濟南一中建校九十周年校友征文選》，出版社不詳，1993年版，第59頁。

[33]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頁。

[34]趙景深：《文人剪影 文人印象》，三晉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