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這一“主體性”是既有的，是“完成時”，構成我們自立自信自強的基石；而從文化建設的目標和前景看，它又是“進行時”，需要繼續做出努力，即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不斷強化文化主體性。因此，文化主體性是一個發展著的概念。

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需要我們堅守文化主體性，同時不斷推進文化融匯創新。即通過“融通中外、貫通古今”，最終創造出新時代的新文化。無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是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本身就是堅守主體性、吸收外來、多方融匯的結果。就當下來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文化主體的靈魂，引領著發展方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根脈，是“中國特色”所在，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基礎；外來優秀文明成果的批判性吸收是保持和增強文化主體活力的重要因素，可增進其創新、豐富與壯大，即古人所講“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堅持主體性的多方融匯，才能有力推動文化的創新創造。特別是對外來文化，沒有主體性的堅守，吸收外來就沒有依托、沒有方向；沒有吸收外來，主體就可能死水一潭，缺少活力。所以，應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和科學理性的精神，兼收并蓄，創造出更加輝煌燦爛的新文化。

實現融匯創新，有著蘊含在人類文明之中的內在機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一種文明都是美的結晶，都彰顯著創造之美。”“文明之美集中體現在哲學、社會科學等經典著作和文學、音樂、影視劇等文藝作品之中。”不難理解，美是自由的形式，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對規律的認識、應用及由此產生的美感，以及人性的相通性，就是文化能夠多方融匯的內在根源，也預示著人類歷史發展的殊途同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度契合，根本在于對規律認識和應用上不同程度的“不謀而合”；產生于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從重視和應用規律層面講，與前兩者也有某種程度的相通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們應抓住機遇、履行使命，修好古今中西融會貫通的功課，以融匯創新增進新時代的新文化建構。這是一項宏大工程，需要采取辯證、系統的思維推進。

首先，融匯創新應注重辯證取舍。無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是外來文化，其產生和發展都有特定的歷史環境和復雜的發展歷程。恩格斯曾指出，“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才能就有關問題作出分析。所以，推進融匯創新應全面、客觀、深入地認識各種思想觀念和文化現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新的時代背景，進行具體剖析辨別，把握轉化吸納的條件和應用的時機、場域、程度。就拿傳統文化來說，它蘊含著豐富的具有現代價值和未來指向的優秀思想內容，但它又是伴隨小農經濟和宗法制度走過來的，先進與落后、精華與糟粕并存，有些界線分明，有些卻沒有明確的界線或者不宜簡單地劃定界線。對于后者，就需要具體分析、辯證取舍，才能真正實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比如，重情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色，如親情、友情、愛情等，在現代社會仍有可貴的一面，但要超出法律法規、公序良俗允許的限度，遇事首先想到找關系，甚至意氣用事、徇私舞弊，就會對社會公平公正帶來不良影響，遲滯法治社會建設進程。這在《人世間》等文藝作品中已有很好的呈現。對待外來文化也是這樣。比如，西方的極端個人主義、一些文化亂象，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世界所謂的“上帝死了”（尼采語）之后，人們精神無所皈依的反映。反映在文藝領域，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提出了“直覺即表現”說，這個學說當然有很多正向的意義和影響，但用朱光潛的話說，“這種美學觀點是資本主義垂死時期藝術脫離社會生活和自禁于作者個人感受的小天地那種頹廢情況的反映和辯護，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最極端的發展”。因而對其現代、后現代的一些藝術亂象就不能不加批判地“拿來”、甚至當作時尚追逐。所以，實現文化的融匯創新，需要對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揚棄”，需要深入分析其產生的歷史背景、所處的發展階段和造成的社會影響，深刻把握其本質，從而體現辯證性和靈活性，而不是簡單劃線、武斷取舍。

其次，融匯創新的關鍵是有機結合、消化吸收。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時，就很生動地指出：“‘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這個“化學反應”對吸收外來文化同樣適用，根本要義是有機結合、融入文化主體、實現本土化。結合的過程可能是曲折的，有時表現得一家獨大，有時又此消彼長，但最終都會走向交融出新，而不是一直處在生吞活剝、簡單相加的狀態。經過多方交融形成的新文化，從社會角度看是新的文化形態和文化生態，從個人角度看則是新的文化心理結構。比如，佛教傳入后經過與中國文化有機結合，產生出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化佛教佛學，人們從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大足石刻等地的雕塑、壁畫，能夠形象地感受到其中國化的演變過程；傳統儒學吸收佛家精神元素，產生了理學，原來儒道互補的文化心理結構，變成了儒道釋的共存與互補，出現了李白、王維、劉禹錫、蘇東坡等一批具有多重文化心理的代表人物。再如，市場經濟觀念傳入中國也會是這樣，借用日本商業之父澀澤榮一的話說，應是“一手握《論語》,一手握算盤”，除了消化吸收法治、契約等確保形式公正的思想觀念，還應將胸懷天下、親仁善鄰、正心誠意等中國傳統優秀價值理念融入現代商業實踐，培育更有情懷和韌性、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觀念。這種文化的融合與文化心理成長，在《大江大河》《雞毛飛上天》《風吹半夏》等電視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第三，融匯創新應特別注重立足實踐、總結提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務，就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美的本源所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需要在實踐中進行和檢驗；外來文化的辨別吸納、本土化，也應結合新時代中國人民的實踐活動來完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觀念、現代法治觀念、科技觀念、社會意識、職業精神等，都是在實踐中經過多方融匯逐步建立、不斷完善的。好與壞、優與劣、先進與落后，是在實踐中鑒別確立的。這伴隨著自然淘汰，也需要具體、歷史的分析與取舍。比如傳統戲曲，現已有不少地方劇種難以為繼。從實踐的觀點看，傳統戲曲多產生在生活節奏緩慢、方式相對簡單的特定歷史時期，很多表現形式和思想內容已不適合新的時代環境，需要從形式到內容進行全面創新，否則出現生存之憂在所難免。如果對這種實踐檢驗的結果沒有理性的態度，而是一味將其歸咎于市場的沖擊，呼吁政府的扶持，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所以，必須強化實踐觀念，在實踐中去衡量得失、總結經驗、提升理論。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純粹的邏輯思維不能給我們任何關于經驗世界的知識；一切關于實在的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又終結于經驗”。只有經過現實實踐的淬煉，優秀傳統文化才能真正變成現代的，外來優秀文明成果才能真正變成自己的。離開現實實踐，就沒有新文化創生的土壤。

在這個過程中，文藝承擔著雙重任務。一是在堅持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以文藝的力量推動古今中外文化的融通貫通，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文化；二是強化本領域文化主體意識，破除思想壁壘，實現古今中外文藝理論的融匯創新，構建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評論話語體系。這需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覺投入這一歷史潮流，以大胸懷、大視野、大手筆觀照和抒寫文化融匯創新的大勢大局，從時代發展的整體上去把握，從古今中外的各種矛盾沖突中去把握，從紛繁復雜的世態人情中去把握。特別是理論評論工作，應置身中流，在引導融匯創新的大方向、破解大課題上多下功夫，而不是游走邊緣，或者各說各話。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