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1890—1935年）：名紹發，字春霆，江蘇東臺人。民國時期著名報人、新聞學家、中國新聞史學開拓者。著有《中國報學史》《新聞學》等。

戈公振著《中國報學史》封面

戈公振一生奉獻新聞事業，曾先后在《東臺日報》《時報》《申報》工作，任校對、助理編輯、編輯、總編輯等職；在大夏大學、復旦大學等教授新聞課程。中國新聞史學家方漢奇評價其為“中國新聞事業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

苦學為樂，不慕近功

任職《時報》期間，戈公振回故里探親，送給侄兒戈寶權一盒積木，盒蓋內用工整的小楷寫著：“房子是一塊磚頭一塊磚頭造成的，學問是一本書一本書讀成的。”這不僅是戈公振對侄兒的勉勵，也是其一生堅守的治學信條。

戈公振出生于“書香門第”，自幼聰敏好學，對讀過的書，皆能做到默誦。從6歲起，先后就讀于家塾、學塾和多所學校，成績始終名列前茅。23歲時，礙于經濟情況，他將讀書機會讓給哥哥，只身前往上海闖蕩，經引薦進入有正書局圖畫部做學徒，開啟“自學”之路。在書局工作期間，他白天上班，夜間讀書，不曾一刻放棄過學習。進入《時報》工作后，他亦常到青年會補習英文。其同事朱應鵬回憶說：“在他的抽斗中，時常可以看見面包和糖果之類，以為他愛吃這些東西，實則他竟是用以代飯的。他自恨對于外國文字的不足，在工作之余，每天必須補習英文幾小時，他這種精勤刻勵的精神，真正可以佩服的。”之后，戈公振赴歐美、日本、蘇聯等地參觀訪問各國新聞業時，又自學了法語、德語、日語、俄語等，都能達到可交流的程度。

戈公振勤懇刻苦不僅在求學，更貫穿于治學。為了寫作《中國報學史》，他不僅常駐于徐家匯的圖書館和藏書樓查閱文獻，還廣泛求教于蔣光慈等專家學者，并力圖“訪求舊報”以考證細節。據其侄戈寶權回憶：“我記得在他的書房（同時也是他的臥室）里，有四個高大的書架，全放滿了有關新聞學的書籍和收藏著各種稀有的報刊與剪報。”他治學“求真”，在《中國報學史》出版后仍繼續從事修訂工作。無論何時何地，皆隨身攜帶一本“用深藍色的絲綢裝訂成”的書稿，即時勘誤、補充新材料。如訪英期間，他看到“曩日遍訪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種”后，即寫《英京讀書記》以作為“外報”部分的補正。戈公振在《申報》資料部工作期間，文卷繁雜且不受重視，他卻自得其樂，“有功無功在人，肯勞不肯勞在我，只要我肯勞，就不管有功無功了”。話語間盡顯其苦學為樂、不慕近功之精神。

長于思考，敢于拓荒

自1916年正式踏足新聞業，戈公振駐足其間二十載，不僅作為一名全能型新聞工作者，更是一位優秀學者。

一方面，戈公振開創性將歐美“新聞學”譯作“報學”，并確立了“報學史”研究是一門學問。其所著《中國報學史》全面而系統論述了中國新聞事業發展歷程，被譽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對后世影響深遠。另一方面，錨定了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內容與范式。對于何為報學史，戈公振提出：“所謂報學史者，乃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于報紙自身發達之經過，及其對于社會文化的影響之學問也。”明確了報學史的研究路徑、研究對象與考察范圍。

戈公振還將治史傳統與新聞學相結合，“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考證搜集大量一手資料，為后世研究者打下基礎。成書后的《中國報學史》，附載圖片達150余幅，既有“殷之刻骨”“周之刻金”，也有《宮門鈔》《京報》等材料。戈公振還借外文著作廣泛了解世界新聞業與新聞學研究，該書《報紙之定義》一節，字數不過萬字卻參考英文、法文、德文等書目10余種，前瞻性地為“中國的問題”提供了“世界眼光”。

此外，戈公振任職于報社期間，不僅從事采編等業務工作，還在大夏大學、復旦大學講授報學史課程、組織報學社和講習班，更專門赴歐美、日本各國實地考察新聞業，力求將學術研究與業務工作、教學相結合，以互相促進。

為報國而治學

戈公振生活的時代，可謂近代中國史上的“多事之秋”，社會動蕩與矛盾林立。在這樣的時局下，“為報國而治學”無疑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堅定選擇。戈公振的治學思想與實踐也呈現出鮮明的愛國主義色彩。

在多年新聞實踐中，戈公振意識到當時我國新聞界人才短缺、職業意識淡薄，急需開展研究工作以規范新聞業。在其第一本譯著《新聞學撮要》中，他就將“治書”與我國新聞界之良性發展相連。他認為新聞學與社會各學問都有關聯，記者當把事實與學問、讀書與做事結合起來，不可偏廢。他在書中寫道：“萬一多少有貢獻于中國新聞界，那就是編者的莫大希望。”

《中國報學史》則進一步揭露了外報侵華活動，譴責了封建軍閥對報業的壓制政策，贊揚了一批革命進步報刊，鮮明展現出他的愛國主義立場。如對于一些反動的在華外報，他揭露其“為侵略鼓噪”的本質：“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釁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對于日辦報紙的罪行，他更是直言：“斯可忍，孰不可忍！附述于此，以當國人棒喝。”他對民國以來報紙革命精神衰退、耽溺商娛的狀況深感憂慮，稱報紙“漸失指導輿論之精神”。他還將報紙視作“人類維持生命之血”，主張報紙應代表民意；報人則應“對于公眾及國家負責任”，講求國家利益和團體意識高于個人利益。在《中國報學史》的自序中，戈公振更是直言其治書之目的：“念光復之艱難，懔棟析榱崩之懼，操筆前驅，吾報界實責無旁貸。”寥寥數句，其愛國報國之心，可見一斑。

九一八事變和淞滬戰爭后，戈公振的思想進一步轉變，他不僅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也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無論是任職中國著作家抗日會、籌備抗日輿論報刊還是赴東北、蘇聯考察，戈公振始終秉持“只有盡國民一份子責任，從自己奮斗起”的愛國信念。1935年，他應鄒韜奮之邀回國籌辦《生活日報》，因旅途勞頓和疾病纏身，于該年11月不治身亡。彌留之際，戈公振說道：“在俄國有很多朋友勸我不要回來，但是國事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我是中國人”這五個字也成為戈公振去世前的最終回響。

誠如方漢奇所言：“他只活了45年，他的一生是短暫的，但卻是光輝奪目十分輝煌的。”踏足新聞事業的二十載間，戈公振集名記者、學者于一身，其勤學不輟、嚴謹求真、一心報國的治學態度也留給后世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