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隆重推出柳青的佚作《在曠野里》。這部作品寫于1953年，因為柳青還未完稿時便全身心投入《創業史》的寫作之中，因此在他生前一直沒有拿出來發表。柳青女兒劉可風鄭重地將這部作品的手稿交出來，經過她和專家們的整理，終于與廣大讀者見面了（該作品寫作、面世經過詳見1月12日本報13版《柳青佚作〈在曠野里〉內外》——編者注）。細讀這部深藏了70年的作品，就像是喝了窖藏百年的佳釀，讓人心醉神迷，充分領略了柳青經典現實主義的無窮魅力。

文學創作與作家的社會實踐密切相關

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剛剛被任命為陜西省某縣縣委書記的年輕干部朱明山。故事發生在1951年的初夏，小說一開始就將我們帶到新中國成立后熱氣騰騰的農村廣袤田野間。朱明山主動要求離開領導機關，到縣里參加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到任的第一天，他就看到農村大片棉花遭到棉蚜蟲的傷害。在與縣里大多數干部還沒有接觸、熟悉的情景下，他刻不容緩地投入組建并領導治蟲指揮部的突擊行動之中。面對突如其來的蟲害，農民一籌莫展，在民間盛行的迷信說法更是阻礙了蟲害的救治。朱明山將指揮部安置在蟲害最嚴重的產棉區，堅定地要求干部們改變工作方法，不要停留在用嘴說，而是要動手做。通過認真的調查和實踐，大家找到了一批治蟲的有效辦法。干部們將治蟲效果做給農民看，眾多農民在眼見為實的情景下被充分發動起來了，積極投入治蟲的工作中，大片的棉田又恢復了生機。朱明山以扎實的工作作風，帶領大家打了一場治蟲的勝仗，也幫助不少干部糾正了工作方式。

盡管柳青在結尾寫了“未完”兩字，但作者的意圖基本完成，故事主干相當完整。當然從具體環節上說，小說還留下一些沒有收尾的線索，如白科長是否將妻子和孩子從鄉下接到縣城，李瑛的愛情是否已有確定的人選，朱明山是否給妻子寫信，縣長梁斌從省城回來后是否對朱明山的作為心悅誠服……然而這一切并不妨礙主題的完整性，反而像是小說有意留下的空白，讀者能夠依據小說強有力的主題對這些空白展開想象。

柳青的文學創作總是與他的社會實踐密切相關，《在曠野里》就是這樣一部作品。1952年，他有一段時間在黨校學習，學習結束后到長安縣擔任縣委副書記。他在黨校學習時就萌生了寫《在曠野里》的想法，正式寫作是在擔任縣委副書記期間。通過在黨校的學習，柳青對新中國成立后黨的路線和工作重點有了深入的認識，在縣委副書記的工作中獲得了新的經驗，這一切都成為《在曠野里》的主要素材，也形成《在曠野里》的基本主題：領導干部如何迎接新的時代變化。他后來寫反映土地改革的小說即《創業史》，更能看出他對生活的重視。為了獲取更直接的現實經驗，他干脆辭去縣委副書記等職務，把家搬到了皇甫村，和農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保持與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系，這是柳青現實主義創作的重要特點。今天當我們談到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時，往往也以柳青為例。但如果僅僅把柳青的現實主義理解為深入生活，那真的只能說是觸及一點皮毛。對于柳青來說，現實主義不僅要有現實，更要有作家對現實的認識和思考。《在曠野里》正是柳青對現實有了新的認識和思考后而萌生的寫作，在柳青文學創作生涯中的重要性恐怕不容低估。

追求思想的深刻性

1949年新中國成立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家們也來到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能否在這個時期把握現實，跟上時代的步伐，寫出深刻反映現實的文學作品，首先取決于作家對現實的認識和思考。柳青一直參與解放新中國的革命斗爭，在革命實踐中親身感受到身邊的人和事都在發生著根本性變化，而如何認識這種變化則是柳青始終思考的問題。

在黨校的學習一定讓柳青從理論上得到更加系統和明晰的提升，才有了要寫一部小說的沖動。他明確將這部小說定位在“關于老干部的思想的小說”，并確立以一位成功轉換思想的年輕干部朱明山作為小說的主人公。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寫道：“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朱明山牢記這一號召，信心百倍地要以新的思想方法，領導一個縣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柳青特意引用了毛澤東的這段話，將其置于小說的頂端。因為這正是小說主題的重心。朱明山在去縣里的火車上，看到那些洋溢著喜悅之情的乘客時，就想著“我們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這種寶貴的熱情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上去”。他一到縣上所遇到的人，無論是熟悉的老戰友，還是新認識的干部，都向他吐苦水，抱怨現在工作難做，還有的則干脆在他面前公開與縣長的矛盾。面對眼前這個看似一團糟的爛攤子，朱明山沒有焦慮，看穿了這一切其實都源于他們還沒有正確樹立建設新中國的思想觀念。他胸有成竹，知道應該如何去做他們的工作。

恰巧一場突擊殺滅棉蚜蟲的工作迫在眉睫。就是在這場實際工作中，朱明山親身演繹了如何以新的方式和新的觀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那些心有抱怨的干部們也接受了一場活生生的教育。比如縣長要把治棉蚜蟲當成一場戰爭來打。朱明山就提醒大家：“千萬不要把不久以前對付地主階級和反革命分子的那套辦法，拿來對待不愿治蟲的農民。”張志謙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年輕干部，自以為理論水平高，反對去棉田參與治蟲的決定，強調要召集群眾會進行動員。朱明山既肯定了他敢于提意見的精神，同時也指出：我們現在開始面對的是復雜的生產問題，不能和社會改革的群眾運動一樣如法炮制。有些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干部看不上老干部，朱明山則一針見血地批評說：“要把國家建設成社會主義社會，每個同志都要學習。”朱明山的一言一行都在啟示人們，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必須從革命思維轉向建設思維，從戰爭的方式轉向和平的方式。

柳青儼然就是一位先知先覺者，他憑著思想上的敏銳，把握住社會轉折期的走向。當人們面對社會的巨大變化而不知所措時，他塑造了一個以新思想開展工作的文學形象——朱明山。其實，朱明山就是柳青本人的真實寫照，他以建設思維與和平方式觀察現實，認識到干部隊伍中各種問題的實質，因而也就能夠寫出像《在曠野里》這樣一部真實反映生活、深刻揭示問題的經典現實主義作品。

著力塑造典型人物形象

經典現實主義始終把人物塑造置于小說敘述的首要位置。柳青塑造人物形象完全服從于主題的表達。小說的開頭是朱明山坐火車去縣城赴職，火車上的情景專門寫了兩節，從這里就可以看出柳青在構思上的精巧。小小的車廂里坐著不同身份的乘客，“這塊那塊都是關于愛國主義的談論”，朱明山情不自禁地加入大家的談論，為他們念報紙上的新聞。通過車廂情景的描述，柳青便將故事的時代背景交代得非常明晰，也就是說，車廂成為充滿朝氣和熱望的新中國的縮影。

在這一熱烈的背景下，朱明山高興地想到他“要在工作中學習了”，于是他在奔馳的列車上認真讀起了當時剛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柳青所要表現的是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下干部們的思想狀態，因此重點塑造了幾位基層領導干部形象。朱明山是柳青心目中的理想干部形象，他雖然出身工農，卻熱愛學習，勤于思考，他看到了時代之變，心中的自信都掛在臉上，這使他在工作中果斷明快，也能針對不同的干部采取不同的方式，對癥下藥。

他做老戰友趙振國的思想工作時，采取敞開肺腑坦誠聊天的方式；他要糾正縣長梁斌在大會上不準確的講話時，則以一種補臺式的發言防止大家產生不正確的理解；面對工農出身的老干部白生玉對新的現實充滿抱怨時，他一方面積極主動提出要解決好白生玉家庭生活的困難，另一方面又非常明確堅定地指出其思想的癥結在哪里。柳青通過這樣的書寫凸顯了朱明山的鮮明性格，同時也讓讀者能夠感覺到，這些不僅與性格有關，也與朱明山的思想認識有關。

梁斌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干部，躊躇滿志，辦事利索，但他的知識分子優越感在擔任縣長之后越發不加掩飾，不把工農干部放在眼里，也助長了他一言堂的作風。白生玉則是典型的工農老干部形象，有吃苦耐勞、真誠奉獻的精神，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卻又性格倔強，不服知識分子干部的頤指氣使。李瑛、小崔是兩位洋溢著青春朝氣的青年知識分子，前者帶有工作磨煉出的穩重感，后者則還時不時流露出文人的浪漫氣，但他們共同都對學習充滿了熱情。正是這一組干部群像，非常形象地反映了當時干部隊伍的思想生態，凸顯了在干部隊伍中進行思想教育、認識新的時代的迫切性。

對“現實之新”作出準確的價值判斷

《在曠野里》在柳青的文學創作歷程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意味著柳青的文學關注點轉向社會主義建設年代，因此他能夠敏銳地發現新中國成立之后出現的新現象和新人物，并對這些“現實之新”作出準確的價值判斷。這是柳青經典現實主義的中心，即現實主義不僅關乎“現實”，也關乎“主義”。

一個作家如果缺乏了對現實的清晰認識和思考，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有可能陷入迷茫、混沌甚至價值錯亂的狀態之中。在新中國成立這一巨大的歷史轉折期，作家們都會面臨一個思想轉變的問題，柳青對自己的思想轉變具有主動性和自覺性，也是最早完成思想轉變的作家之一。因此他很快就寫出與時代脈搏合拍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在曠野里》是他深信對現實有了十分明確的認識之后所進行的一次寫作。

但他并不滿足于這次寫作。畢竟，農村在社會主義建設大潮中正發生迅急變化，柳青大概感覺到《在曠野里》的構思多少約束了自己對現實更廣博的表現，因此他在沒有完稿的情景下，迫不及待地轉向了《創業史》的寫作。從一定意義上說，《在曠野里》就是《創業史》的前史。

（作者：賀紹俊，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