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繁花》像一股龍卷風，將早已翻篇了的上海的一頁，又卷了回來。

是的，30多年前的屋宇還在，30多年前的人還活著，30多年前的事還記得，但這座城市30多年前的那種氣息已風流云散。

讓時間倒流的最好方法，不僅僅是穿那時的衣、吃那時的飯、住那時的房、乘那時的車、說那時的話，更重要的是還原那時人的那時意識。而意識，往往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得到最初始、最真實、最生動的閃現。無論在現實社會還是在文藝作品中，這是早被證明了的。

對一部影視作品而言，復刻那時場景，沒有那么難。復古的高級境界，是還原曾經的風尚。而最難還原的，還數角色的意識。比如，讓一個不熟悉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外埠人表演上海土著吃南翔小籠，其反映出來的東西想必復雜得令人不可捉摸——充滿驚艷不是，滿不在乎也不是。我能想象本地人吃小籠饅頭時，意識里會有一種思想因前后對比而產生的些微波動，以致情緒于不經意中有所流露。此種變化，恐怕受過嚴格訓練的老戲骨也很難把握吧。

寶總在黃河路談完生意，到夜東京去，是《繁花》里經常出現的橋段。讓自帶上海標識的寶總，在上海進賢路的夜東京吃上海泡飯，無疑是加了三重保險，目的十分明確。

在我看來，泡飯之所以成為上海人飲食的“圖騰”之一，或泡飯之所以在上海勃興，有兩個重要的淵源：一個是跟近代城市化節奏，尤其跟工商業逐漸發達起來關系密切。現代的公司化管理如嚴格的考勤制度，決定了雇員生活節奏、閑暇時間壓縮，由此，在飲食方面也需改變文火慢篤、細嚼慢咽、優哉游哉的傳統農耕時代的做派。早晨，大人急著上班、小孩急著上學，想盡善盡美地處理早餐顯得力不從心了。于是，一種用飯做加法（加水）、用粥做減法（減水）的速成主食泡飯應運而生。另一個是，在沒有電飯煲、冰箱、微波爐的時代，燒飯煮粥對于人力和時間的需求大。雙職工家庭，天天早起煮飯熬粥——時間不允許，精力也不濟。那么，將這項工作提前至前一天晚上行嗎？也難。先不考慮餿掉或變壞因素，把隔夜的冷飯、冷粥再加熱，不僅原先的風味和品質盡失——飯粒糊化了，粥也尬掉了（上海土話，意為沒有黏性），而且飯粥板結及鍋底新添的飯糍，儼然雞肋。

而泡飯，是可以把熬粥和冷飯的弊端轉化為優勢的一條捷徑。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泡飯大致可以作為上海人的飲食特征之一，是一種歷史的積淀，也是一種歷史的選擇。近世上海切入工業文明、商業文明軌道，加速都市化進程，在泡飯身上可見表征。證諸久居江南的頂級美食家李漁、袁枚都“不屑”提到泡飯，不得不說泡飯特立獨行、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導演要在寶總身上立起一個地地道道上海土著的人設，故而必須給他投喂具有相當排他性的本地食品，讓觀眾相信他一切的行為符合生活的邏輯。泡飯，恰恰是最佳抓手。

在以夜東京為背景的場合，泡飯是否能夠成為既貼合規定環境又符合人物定位的道具？我以為沒有問題。理由在于夜東京起初以“本幫”為號召，泡飯介入可謂嚴絲合縫、無懈可擊。即使后來夜東京轉型，混搭日料，寶總捧只和式瓷碗吃泡飯的橋段，在設計上是否存在紕漏？我以為可能性不是很大。這里順便提到泡飯的近親、日本流行頗廣的“茶淘飯”。

所謂“茶淘飯”，其介質在于“茶”，而非“水”。周作人《喝茶》一文說：“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腌菜及‘澤庵’（即福建的黃土蘿卜，日本澤庵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寶總在夜東京里吃“茶淘飯”，精準妥帖，真是應景不過了。

其實，我在少兒時代就見識過有些上海郊區農民和鄰居吃“茶淘飯”，雖然占比不大。想必他們自覺的成分居多、模仿的成分偏少。倘若，劇本設定寶總出生于滬郊農家或我的鄰居，他自然得了遺傳基因，“根正苗紅”，大概率是“茶淘飯”的擁躉，那么他在夜東京里吃“茶淘飯”，更顯周到深入。

可惜，在寶總身上作出這種貌似合情合理的推理，卻經不起知根知底的觀眾推敲——從習慣于滬式泡飯到習慣于日式泡飯，克服口感上的障礙和不適并非輕而易舉，在飲食文化的層面上取得共識尤為困難。

以上海人為例，“茶淘飯”者多數偶爾為之，而泡飯卻是近于日課；“茶淘飯”的賣點在于“茶”，“泡飯”的看點在于“泡”；“茶淘飯”并非人皆可為、人皆喜為的常饌，而泡飯卻是集體無意識的常規選項。

“茶淘飯”和泡飯，雖然形式上頗多暗合，但精神上違和。這就仿佛山西人喜歡嘬面，山東人喜歡啃饃，與上海人的嘬面或啃饃完全異趣——在上海人看來，之所以嘬面或啃饃，純然換換口味而已。換言之，西北人、東北人中自然也會有吃泡飯的，只是永遠也不會蔚成風氣。

看菜吃飯，是一種單向度操作。這一點，在泡飯上完全不適用。自詡為正宗上海人的人應該懂得：當你選擇泡飯的時候，佐飯的小菜已然定了；當你選擇某些小菜時，吃泡飯的念想總在置頂的位置。

在以吃泡飯為樂的上海人眼里，與泡飯相配的小菜，一律叫醬菜，不管是干煎咸帶魚、蝦籽鲞魚、黃泥螺，還是咸雞咸鴨咸蹄髈。沒有較深地浸潤于上海本地生活的人，一般無法理解和體驗泡飯與醬菜合作之妙。

先知先覺的梁實秋教授，大概對寶總吃泡飯時面前的幾碟小菜早就看不順眼，極盡嘲諷之能事。他寫道：“抗戰時在外做客，偶寓友人家，早餐是一鍋稀飯，四色小菜大家分享。一小塊醬豆腐在碟子中央孤立，一小撮花生米疏疏落落地灑在盤子中，一根油條斬作許多碎塊堆在碟中成一小丘，一個完整的皮蛋在醬油碟里晃來晃去。不能說是不豐盛了，但是干噎慣了的人就覺得委屈，如果不算是虐待。”（《粥》）說出這樣的話，證明梁先生對上海本地生活方式和習俗的了解有限。

你可以調侃上海人的小氣，什么“一小塊”“一小撮”“一小丘”，盡管來，但調侃醬豆腐、花生米、皮蛋、油條的簡陋，絕對是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狂奔。泡飯面前，所有的大菜、硬菜都該靠邊站，離得越遠越好。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醬菜，實實在在是泡飯最佳的拍檔，說絕配也一點兒不過分。但凡你有一絲想調調口味的念頭在腦際閃過，芝香大頭菜、太倉肉松、高郵咸蛋、油炒蕭山蘿卜干、醬麻油漬海蜒……就會蠢蠢欲動，整裝待發。

根據個人喜好和可支配時間的多少，泡飯的“泡”又分多種形式：熱水泡冷飯、冷水泡熱飯、熱水泡熱飯、冷水泡冷飯……選項和適配的多樣性，提示泡飯已自成一個可以向諸多“開發者”開放的系統。上海人把吃剩的青菜與剩飯“共泡”，催生了好吃又營養的“菜泡飯”（又作“咸泡飯”）；受此啟發，一波“消費升級版”的海鮮泡飯等泡飯，則堂而皇之擺上了高檔筵席。

盡管《繁花》力挺，可是，泡飯已以不可逆轉的態勢漸漸從上海人的餐桌上淡出。說不好這究竟是一種令人感傷還是欣慰的局面。現實是，舊的時代總要結束，新的時代總要開始——畢竟，我們已經不是生活在《繁花》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