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圖/趙蘅

【草嬰自評】

文化交流必須通過翻譯。只有通過廣泛的思想交流、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才能真正改變閉關鎖國、夜郎自大、愚昧落后的局面。我想，我從事文學翻譯工作，過去、現在和將來也都是為了這樣一個目的。

我做了一輩子翻譯，并不覺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經驗。我平生只追求一點，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認認真真做事。”

——《我與俄羅斯文學——翻譯生涯六十年》

他把他的杰出留在世上

◎馮驥才

2015年10月25日晚，上海巴金故居紀念館館長周立民發來短信說，草嬰先生去世。雖然草嬰先生久病臥床，離世的訊息仍叫我“心無準備”，感到傷痛。我回短信給周立民說：“一個杰出的人走了，他把他的杰出留在世上。”還說：“這一代把翻譯作品作為精神武器的翻譯家差不多都走了。”我為什么這么說？其原因我曾寫在《草嬰先生》一文中，以下就是這篇文章，以此作為對先生深切的紀念與懷念。

三年前的春天里意外接到一個來自上海的電話。一個沙啞的嗓音帶著激動時的震顫在話筒里響著：“我剛讀了你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叫我感動了好幾天。”我問道：“您是哪一位？”他說：“我是草嬰。”我頗為驚愕：“是大翻譯家草嬰先生？”話筒里說：“是草嬰。”我情不自禁地說：“我才感動您一兩天，可我被您感動了幾十年。”

我自詡為草嬰先生的最忠實的讀者之一。從《頓河故事》《一個人的遭遇》到《復活》，我讀過不止兩三遍，甚至能背誦那些名著里一些精彩的段落。對翻譯家的崇拜是異樣的。你無法分出他們與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爾扎克，汝龍和契訶夫，李丹和雨果，草嬰和托爾斯泰，還有肖洛霍夫。他們好像是一個人。你會深信不疑他們的譯筆就是原文，這些譯本就是那些異國的大師用中文寫的！

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寫長篇小說時，剛剛開禁了世界名著。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契訶夫的小說選，但不知出于何故，沒有去找專門翻譯契訶夫的翻譯家汝龍，而是想另請他人重譯。為了確保譯本質量，便從契訶夫的小說中選了《套中人》和《一個小公務員之死》兩個短篇，分別交給幾位俄文翻譯家重譯。這些譯者皆是高手。誰知交稿后都不如汝龍那么傳神，雖然譯得像照片那樣準確無誤，但契訶夫本人好像從這些譯文里跑走了。文學翻譯就是這樣——如果請汝龍來翻譯肖洛霍夫或托爾斯泰，肯定很難達到草嬰筆下的豪邁與深邃，甚至無法在稿紙上鋪展出托爾斯泰像江河那樣彎彎曲曲又流暢的長句子。然而契訶夫的精短、靈透與傷感，汝龍憑著標點就可以表達出來。究竟是什么可以使翻譯家與原作者這樣靈魂相通？是一種天性的契合嗎？他們在外貌也會有某些相似嗎？這使我特別想見一見草嬰先生。

幾個月后去南通考察藍印花布，途經上海，李小林說要宴請我。我說煩你請草嬰先生來一起坐坐吧。誰想見面一怔，草嬰竟是如此一位瘦小的老人。年已八旬的他雖然很健朗，腰板挺直，看上去卻是那種典型的骨骼輕巧的南方文人。和他握手時，感覺他的手很細小。他靜靜地坐在那里，舉止的動作很小，說話的口氣十分隨和，無論如何與托爾斯泰的濃重與恢宏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聯系不到一起。

朋友間伴隨美酒佳肴的話題總是漫無邊際。但我還是抓空兒不斷地把心中的問題提給草嬰先生。

從斷續的交談里，我知道他的俄語是十幾歲時從客居上海的俄國女僑民那里學到的。那時進步的思想源頭在北邊的蘇聯，許多年輕人學習俄語為了直接去讀俄文書，為了打開思想視野和尋找國家的出路。等到后來——可能是1941年吧，他為地下黨和塔斯社合作的《時代》周刊翻譯電訊與文稿，就自覺地把翻譯作為一種思想武器了。

當時許多大作家也兼做翻譯，都是出于一個目的：把進步的思想引進中國。比如魯迅、巴金、郭沫若、冰心等等。我讀過徐遲先生四十年代初在重慶出版的《托爾斯泰傳》，書挺薄，紙張很黑，很糙。他在這本書的“后記”中說，當時正處于抗戰時期，紙張奇缺，《托爾斯泰傳》總共有五百頁，無法全部出版，最多只能印其中的一百多頁。他之所以把這部分譯稿印出來，是為了向國人介紹一種“深刻的思想”。

這恐怕就是那一代翻譯家的想法了。翻譯對于他們是文學事業的一部分，也是一種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式。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文革”后文藝的復蘇時期，出版部門曾想聘請草嬰先生主持翻譯出版工作，被他婉拒，他堅持做翻譯家，立志要翻譯托爾斯泰的全部作品。

“我們確實需要一套經典的托爾斯泰全集。”我說。

他接下來講出的理由是我沒想到的。他說：“在十年‘文革’的煎熬中，我深刻認識到缺乏人道主義的社會會變得多么可怕。沒有經過人文主義時期的中國非常需要人道主義的啟蒙和滋育。托爾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義！”是呵，巴金不是稱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世界的良心”嗎？

他選擇做翻譯的出發點基于國人的需要。當然是一個有見地的知識分子眼中的國人的需要。

原來翻譯家的工作不是“搬運”別人的作品。不僅僅是謀生手段或技術性很強的職業。它可以成為一種影響社會、開啟靈魂、建設心靈的事業。近百年來，翻譯家們不常常是中國思想史的主角嗎？

在自己敬重的人身上發現到新的值得敬重的東西，是一種收獲，也是滿足。我感到，我眼前這個瘦小的南方文人竟可以舉起一個時代不能承受之重。在我和他道別握手時，他的手好似也變得堅實有力了。

我感謝他。他叫我看到翻譯事業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處。

（本文作者馮驥才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國務院參事）

父親始終是一棵剛強的參天大樹

◎盛姍姍

很多人想了解父親的各個方面：為什么他這樣執著，懷著堅定的信念，走完他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

我心里一直留著父親臨終時栩栩如生的回憶。當時，家人與朋友在父親床邊默默坐著，目不轉睛地看著醫療儀屏幕上他心跳在慢慢變弱，可他仍然是清醒的，不愿意就這么離開我們。我附著他的耳朵，輕輕地說：爸爸，你要去見托爾斯泰和肖洛霍夫了，你可以和他們暢談了……父親眼睛眨了一下，表示聽到了，這是他生命最后時刻的表達方式。

父親離世前的兩三年期間，醫院發出了三次病危通知，他每次都奇跡般地挺了過來。醫生說，他是實在舍不得離開你們，他的堅強意志戰勝了病魔。而這一次，我痛苦萬分地感到，父親真的要離開我們了，而哥哥正在趕回來的路上，也許來不及了……父親是1923年3月24日來到人間，2015年10月24日離開這個世界，活了整整九十二年七個月。

如今，我的父親﹑翻譯家草嬰，離開人世已經八年了。

父親經常教育我們，要抓緊時間、集中精力把一樁事業做好，為世界留下一點精神財富。父親用他一生的精力和時間從事一個宏大工程，那就是翻譯。他譯完了托爾斯泰文集，又接近譯完肖洛霍夫文集。

父親在“文革”后就爭分奪秒地工作，希望在有生之年多為炎黃子孫留下一些托爾斯泰和肖洛霍夫的譯文，讓他們體現人道主義的文學精品在中國流傳。

父親筆名草嬰，是受白居易詩句的啟發。他真的實現了他的筆名。父親親口對我說：“我是一棵小草，來到這個世界，就是要為世界增添一點綠色。”父親首次發表譯作《老人》，就使用這個筆名，那時他才19歲。然而，長期以來，在我的心目中，父親始終是一棵剛強的參天大樹，而我才是一棵柔弱的小草。

更令我佩服的，是父親規劃個人事業的眼光和氣魄。特別在“文革”結束時，飽受磨難的父親已53歲，而他已決心用25年的時間，把世界文豪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譯成中文。業內人士都知道，翻譯托爾斯泰全部小說是十分浩大的任務。其實，父親也非常清楚這一點，因而把規劃做得精致而細密。那就是，首先把三大巨著“攻”下來，順序是《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及《戰爭與和平》，之后再“攻”托翁大量的中短篇。我在晚近才想明白其中的道理，父親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年齡﹑精力和健康狀況考慮進去，他要和時間賽跑，要以最可靠的方式盡力而為，把托翁的整座文學豐碑選完美地遷移到中國來。

當父親譯完托翁小說全集的時候，我體會到他心想事成﹑如釋重負的愉悅心情。人近老年的父親開始攀登自己翻譯事業的主峰，絲毫沒有頤養天年的松懈心態。應當說，這也是父親參天大樹的一種風格吧？

2003年，父親80歲。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來函祝壽說：“您在我國受到深度尊敬，因為通過您的才華和勤勞，中國讀者能認識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的許多作品以及其他俄蘇作家的杰作。”俄羅斯駐上海總領事柯富安也來函祝壽，祝詞中說：“您是連接兩個偉大鄰國人民心靈感情的拱梁。您介紹了托爾斯泰、肖洛霍夫這樣的世界大師作品。憑著您的才華，這些文學名著就不僅僅屬于俄羅斯。我們相信，尊貴的中國讀者也一定會注視兩個樸素的意義深遠的漢字：草嬰。這兩個漢字表現出難以估計的艱苦勞動、文化上的天賦以及對俄羅斯心靈的深刻理解。”

而我，也首次從心靈深處意識到，我的人生楷模不是其他什么偉人﹑名人，而就是取“草嬰”為筆名﹑實為參天大樹的親生父親！其根據是，他有兒女情長的家庭責任感，他有透析復雜時勢的獨到眼光，他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事業心，尤其是他有從容﹑剛毅﹑哪怕面對滅頂之災仍然強悍的男子漢風骨！

安息吧，親愛的父親！

（本文作者是草嬰先生的小女兒）

橋梁和脊梁

◎趙麗宏

前幾日，畫家盛姍姍從美國寫信來，約我為她的父親草嬰先生寫一篇紀念文章。三十多年前，我剛從大學畢業，分在《萌芽》當編輯，盛姍姍是《萌芽》的美術編輯，我和她有過一段同事的經歷。當時就知道盛姍姍是翻譯家草嬰的女兒，也知道她在父親的指導下學習英文，準備去美國留學。

盛姍姍從未和我說起過她的父親，但草嬰這兩字，在我心里是個響亮的名字。因為，從小學時代開始，我就讀過他翻譯的蘇俄小說，他翻譯的巨著《頓河故事》和《新墾地》，讓中國人認識了肖洛霍夫。草嬰的名字，和那些名聲赫赫的蘇俄大作家連在一起，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巴甫連科﹑卡塔耶夫和尼古拉耶娃……在中國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中，他是堅持時間最長、譯作最豐富的一位。

我在《萌芽》當編輯的時候，聽說草嬰準備把托爾斯泰的所有作品全部翻譯過來，心里有點吃驚。這是一個何等巨大的工程，完成它需要怎樣的毅力和耐心。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在草嬰翻譯之前，早已有了多種譯本。然而托爾斯泰小說的很多中譯本，并非直接譯自俄文，而是從英譯本轉譯過來的。經過幾次轉譯，便可能失去了原作的韻味。草嬰要以一己之力，根據俄文原作重新翻譯托翁所有的小說，讓中國讀者能讀到原汁原味的托爾斯泰，這是一個極有勇氣和魄力的決定，他將為此一個人在書房里付出無數個日日夜夜的辛勞。

此后的歲月，不管窗外的世界發生多大的變化，草嬰先生一直安坐他的書房里，專注地從事他的翻譯工作，把托爾斯泰浩如煙海的文字，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一部部，全都優雅而準確地翻譯成中文。蘇俄的另一位文學大家肖洛霍夫的作品，也大多被他翻譯成中文。草嬰先生曾經說，如果不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他也來得及把肖氏的作品全部翻譯過來。然而，人生有幾個“十年”可以被一場災難耽誤！

我和草嬰先生交往不多，有時在公開場合偶爾遇到，也沒有機會向他表達我的敬意。但這種敬意，在我讀他翻譯的托爾斯泰作品時與日俱增。2007年夏天，原《世界文學》主編、翻譯家高莽在上海圖書館辦畫展。高莽先生是我和草嬰先生共同的朋友，他請我和草嬰先生為他的畫展開幕式當嘉賓。那天下午，草嬰先生由夫人陪著來了，在畫展開幕式上，草嬰先生站在圖書館大廳里，面對著讀者慢條斯理地談高莽的翻譯成就，談高莽的為人，也贊美了高莽為幾代作家的繪畫造像。他那種認真誠懇的態度，令人感動，也讓我感受他對友情的珍重。

在參觀高莽的畫作時，有一個中年女士手里拿著一本書走到草嬰身邊，悄悄地對他說：“草嬰老師，謝謝您為我們翻譯托爾斯泰！”她手中的書是草嬰翻譯的《復活》。草嬰為這位讀者簽了名，微笑著說了一聲謝謝。高莽先生在一邊笑著說：“你看，讀者今天是沖著你來的。大家愛讀你翻譯的書。”

那天畫展結束后，高莽先生邀請我到下榻的上圖賓館喝茶，一邊說話，一邊為我畫一幅速寫。高莽告訴我，他佩服草嬰，佩服他的毅力，也佩服他作為一個翻譯家的認真和嚴謹。能把托爾斯泰所有的作品都轉譯成另外一種文字，全世界除了草嬰沒有第二人。

高莽曾和草嬰交流過翻譯的經驗，草嬰介紹了他的“六步翻譯法”。草嬰說，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用了六年時間，修改了七遍，要翻譯這部偉大的杰作，不反復閱讀原作怎么行？起碼要讀十遍二十遍！翻譯的過程，也是探尋真相的過程，為小說中的一句話，一個細節，他會查閱無數外文資料，請教各種工具書。有些翻譯家能以自己習慣的語言轉譯外文，把不同作家的作品翻譯得如出自一人之筆，草嬰不屑于這樣的翻譯。他力求譯出原作的神韻，這是一個精心琢磨、千錘百煉的過程。其中的艱辛和甘苦，只有從事翻譯的人才能體會。高莽對草嬰的欽佩發自內心，他說，讀草嬰的譯文，就像讀托爾斯泰的原文。作為俄文翻譯同行，這也許是至高無上的贊譽了。

草嬰先生清瘦矮小，待人謙虛溫和，生前從未聽他高聲說話，是典型的文弱書生形象。然而作為翻譯家，草嬰先生可謂一個巨人。寫這篇短文時，我的心里很自然涌出兩個詞，一個詞是橋梁，另一個詞是脊梁。

橋梁，對草嬰先生是一個被人說得很多的詞匯，他的翻譯，在托爾斯泰和中國讀者之間，在俄羅斯文學和中國文學之間，架起了一座恢宏堅實的橋梁。感謝草嬰先生，向中國讀者展現了一個完整真實的托爾斯泰。

脊梁，也是一個合適的比喻。草嬰先生很謙虛，把自己比作一棵小草，以文學翻譯為世界添綠。但草嬰先生的精神和品格，當之無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身處動蕩艱困的時代，歷經人世的曲折滄桑，他始終沒有停止對俄羅斯文學的翻譯，也沒有放棄對理想信念的堅持。在人妖混淆、是非顛倒的時刻，他保持著清醒。我讀了盛姍姍寄來的懷念父親的文章，其中的很多情景讓人落淚，草嬰經受的苦難，常人難以想象，但他一生都挺直了脊梁做人，從不低下高貴的頭。

橋梁，脊梁，我把這兩個詞敬獻給遠去天國的草嬰先生。

（本文作者趙麗宏為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