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宜泰先生贈我一冊《魯迅筆下的好人》，作為錦溪杰出人物館的館藏資料，影印了陳定謨教授的自傳手跡，并附有紀念文章和不少珍貴照片。據陳定謨自傳，1889年2月13日（歐洲人稱為詩人誕生之日），他出生于淀山湖東南濱六華里的小集鎮井亭港，地屬昆山。港口不遠處，即是淀山。如今淀山早已不存，井亭港一帶靠近五拱大石橋放生橋，也已歸屬青浦朱家角鎮。陳定謨的父親是陳墓（今錦溪）人，母親是金家莊（屬昆山淀山湖鎮）人，所以他的籍貫是昆山。因為五行缺水，字海安。

陳墓是著名的留學生之鄉，自清末起，就不斷有學子前往世界各國留學，綿延至今，留學生已有數百人。陳氏是古鎮望族，曾祖父有“陳半鎮”之譽，可以想見其家境富裕。但陳定謨出國留學，是母親售賣祖傳老屋才籌集到了費用。他自清華學校留美預備部畢業后，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15年獲哲學碩士學位，次年又獲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曾任留美東方學生會主席及泛亞洲會議第一任會長。回國后，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教授。又任天津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教授。他的夫人楊玉潔，肄業于北京協和女子醫學院。五四運動時，任北京婦女救亡會會長。據五四運動相關史料記載，第一次全國女學生代表大會就是在陳楊玉潔家中召開的。

讓我頗感興趣的，是魯迅與陳定謨交誼頗深，一度還在廈門大學共事。魯迅的日記和文章中有十余次提及他與陳定謨的交往，對他評價甚佳。請看日記里的幾則：

“1926年9月8日 晴，風。午后寄季巿信。寄小峰信并稿。下午得淑卿信，二日發。陳定謨君來。俞念遠來。顧頡剛贈宋濂《諸子辨》一本。”

“9日 晴。午后訪陳定謨君，同游南普陀。”

“12月17日午，郝秉衡、羅心田、陳定謨招飲于南普陀寺，同席八人。”

另外，據魯迅《兩地書》四二記述：“教員內有一個熟人，是先前往陜西去時認識的，似乎還好。”《魯迅全集》注釋[7]：“指陳定謨（1889—1961），江蘇昆山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1924年任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同年7月與魯迅同去西安講學，當時任社會科學教授。”（《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124頁）

1925年，廈門大學的創辦者陳嘉庚，手中實業處于鼎盛時期。他與校長林文慶商榷后，決定擴大學校規模，誠聘著名教授學者。次年3月，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身任北京師大教授兼教務長的林語堂，因支持學生愛國行動，正在北洋政府當局通緝之列，他決定離開北京暫避，接受了廈門大學聘任。他推薦了北京大學研究院主任沈兼士，以及魯迅、顧頡剛、孫伏園等人應聘，以加強文科建設和國學研究。陳定謨則早在1925年春就應邀來到廈門大學，先后擔任倫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知識論、哲學方法論等課教授及系主任、訓導長。林語堂一到廈門大學，便接任文科主任，當時文科設有國文、外國語言文字、哲學和歷史社會學等四個系。林語堂頗具革新精神，與國文系同仁向校方提出了改稱“國學系”的動議。并主持修訂各系學程綱要，調整教師講授課程，改請陳定謨教授擔任哲學方法論課，即是調整方案之一。林語堂充分發揮名教授名學者的專長，安排他們授課，深受學生歡迎。魯迅每周被安排教授六個學時，他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我的功課，大約每周當有六小時，因為語堂希望我多講，情不可卻。”課余，應陳定謨等人之請前往南普陀寺游覽、宴飲。彼時陳定謨已兼任南普陀寺董事和“閩南佛學院”講席，惜墨如金的魯迅對這位朋友有“似乎還好”的評價。

值得一說的是1924年7月7日至8月3日，經西北大學與陜西教育廳合議，開辦了一個暑期學校，邀請一批學者、名流到西安講學。當時，學校聘請的講師計有十四人，除魯迅外，還有南開大學教授李濟之、陳定謨、蔣廷黻，東南大學教授吳宓、陳鐘凡、劉文海，原北京大學理科學長夏元瑮（浮筠），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干臣，法國大學法學博士王鳳儀等，后來《晨報》編輯孫伏園和《京報》記者王小隱也前來作了演講。陳漱渝先生2016年8月在《中華讀書報》發表的文章說：“魯迅此次赴陜自有其文化意義；雖然創作《楊貴妃》的計劃因此幻滅，但卻在《說胡須》《看鏡有感》等雜文中留下了此行的珍貴記錄，特別是催生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這一深入淺出的著作，更是為學術普及提供了范本。”

據魯迅1924年8月3日日記記述：“上午同夏浮筠、孫伏園往各處辭行。午后收暑期學校薪水并川資泉二百，即托陳定謨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會浴。晚劉省長在易俗社設宴演劇餞行。”

西安易俗社，是著名的秦腔科班，由陜西省修史局總纂、同盟會會員李桐軒創辦于1912年8月。易俗社的戲曲改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魯迅當時的身份是教育部僉事兼第一科科長，分管圖書館、動植物園、美術館、美術展覽會、文藝音樂演劇、調查及搜集古物等工作，應邀觀看秦腔，顯然也在情理當中。

在西安，魯迅曾幾次去易俗社觀看秦腔，包括《雙錦衣》前后本、《大孝傳》全本和折子戲《人月圓》等。據孫伏園回憶，在看了《雙錦衣》前后本后，魯迅贊賞道：“西安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當時尚未通火車），而能有這樣一個以立意提倡社會教育為宗旨的劇社，起移風易俗的作用，實屬難能可貴。”

8月3日，正是教授學者結束講學，準備返程的前一天，魯迅收到了暑期學校的薪水和盤纏，一共二百元。他立即委托陳定謨寄往北京五十元，又捐給易俗社五十元。當時恰逢易俗社成立二十周年，魯迅親自題寫了“古調獨彈”四個字，后來制成匾額，贈予易俗社。今天這已成為秦腔界的一塊金字招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前往西安講課之前，魯迅曾“從季市假泉廿”，原來他是借了二十元錢才出門的。拿到薪水和盤纏后，魯迅卻慷慨捐贈給易俗社五十元。這至少說明了他對于秦腔的關注。

順便說一句，捐錢的事，魯迅委托了陳定謨，不是坊間所說的孫伏園。有其日記為證。而他們在廈門大學的交誼，已是后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