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史，地有志。觀地方志，可知“一方的古今總覽”，但要修好一部地方志書，對修志人有嚴格的要求，不僅要有扎實的文字功底、歷史閱歷，更要有愿意扎根于志書的勇氣與耐力。“修志問道，直筆著史”，可謂修志人之精神。

歷時近12年，在數萬名修志人員的辛勤耕耘下，上海市第二輪新編地方志書編纂工作已于2021年完成。十年一劍尋常事，換取鴻篇萬古存。今天，我們走近那群默默無聞的修志人。

掀起尋根熱

檔案室是修志人去得最多的地方。那天下午，李紅怡和搭檔像往常一樣，進入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的檔案室，繼續尋找修志資料。檔案室是個大寶庫，有很多珍貴的古董文物級的資料，每次翻看這些資料，就像和歷史對話。在一堆泛黃的檔案資料中，李紅怡一眼看到一本深藍色的硬殼書，這本與眾不同的封面，讓她心中充滿了迫不及待。“慢慢翻，別碰壞紙張，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檔案室的李靜老師在一旁提醒她。這是一本全英文的年報。李紅怡的英語底子好，她粗粗一看，發現第一頁就詳盡記載了1864年建院時，醫院的工作情況，還包括租賃租金、對時任醫療總監梅耶（Meyer）醫生和護士修女們工作的贊譽。發現新寶貝了，但這是醫院唯一一本年報，不能外借。修志團隊的小年輕劉星辰靈機一動，把掃描儀請進檔案室，將這本英文年報掃描了下來。

這本英文年報記錄的是1864年到1912年醫院的詳盡介紹，充實了市一醫院建院初期的歷史情況，在修志團隊中掀起了尋根之旅的熱潮。張衍穎為了考證最早的院址是在“北蘇州路190號”“蘇州北路”還是“蘇州河北路”花了很多硬功夫。最終，虹口區地方志辦公室一張地圖為她揭曉了答案……從醫院的檔案室、人事處、病史室到四川北路洋涇浜教堂、徐家匯天主教堂、猶太人紀念館、圣伯多祿堂、虹口區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市圖書館、上海市委組織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等地，市一修志團隊的尋根之旅走過很多地方，他們還抓緊時間開展了“老專家搶救工程”，采訪85歲以上老領導和老專家。

市一醫院接到修志任務是2018年7月，這也是醫院成立以來第一次編纂院志，一張白紙，從0起步，編纂的時間跨度從1864年建院至2017年，這對修志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盡管修志辛苦又清苦，但老少結對的他們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口號：倒排工期、掛圖作戰、彎道超車，為了按期在時間節點內完成三審三校的工作，他們制定每日工作計劃，每周工作例會，把握好進度和質量的關系，到處采訪、邊改邊審、挑燈夜戰。

“修志的當下，我們覺得很苦，但修完了志書，回憶起那些過程，我記憶中，留下的全是快樂的瞬間。”編纂辦公室主任沈靜說，修完這部書，她收獲了一支團結、堅韌又陽光的團隊。修志隊伍中，年紀最大的70歲，最小的30歲，院齡最長的42年。

尋根之旅，有苦有甘，有收獲也有遺憾。“到目前為止，醫院創始人的相關清晰照片依然沒找到，這是這次編纂院志留下的最大遺憾。”沈靜說，大家原來一直以為1949年前，醫院前豎立的一塊碑文上篆刻的是醫院創始人的姓名，但這次經過考證，大家發現那是紀念將X光引入上海的第一人，是醫院當時的董事會主席，并非創始人。后來，在復旦大學歷史系高晞教授的指引下，大家走訪了洋涇浜教堂、重慶南路天主教堂等多個地方，了解到有《江南傳教士》這本書，從這本書中查到了意大利人杜若蘭是當時醫院籌建資金募集人，終于找到了創始人的“名字”，但照片還在繼續考證中。

刨根問到底

修志是一門精細活，志書“三審”更如同“千層糕”制作，撰稿、審稿和修改次數都很多。“廣電卷”的14位編輯，大多是“退休老兵”，他們說，“千層糕”的每一加層，都是趨向更充實、精煉，更凸顯事物的本真。

“廣電卷”第51頁的彩圖有一張“建臺元老”的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原來的標注是黃允。負責圖照的路世貴感覺有誤，他問了不少老同事，都無果。馮喬一看，揭曉出了謎底，照片上的人物是宣布上海電視臺開播的首播播音員楊慧茵。在拍攝電視臺建臺40周年紀錄片時，馮喬恰好采訪過她。類似這樣糾錯、釋疑的例子有很多，是因為編輯室除了三審制，還堅持了集體閱稿討論和微信群內及時交流的機制。開始修志后，路世貴養成了隨手記的習慣，只要想起與工作有關的人和事，無論白天黑夜甚至凌晨，他都會起床提筆。路世貴負責“大事記”部分，他給自己定下規矩，每一條大事記必須有準確無誤的時間日期。本著“大事不漏”的原則，他補充了1980年至1998年大事記104條，刪掉百余條。共計1509條大事記，真實記錄了上海廣播電視系統33年改革發展的歷程。

求教老同志

修志離不開老同志的支持，這是修志人的共識。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分志編委會副主任，編纂室主任鮑淡如曾分管社會保險工作。“社會保險”部分他拿手，但編寫人事卷時，就覺得心中沒了底氣。要書寫歷史，必須找到經歷過歷史、能講述歷史的那個人。鮑淡如想到了老局長石濤。1982年，石濤就擔任了人事局的副局長，1983年至1991年任人事局局長，請他來回憶這段歷史，是最合適的。不過老局長已90歲高齡，住在醫院里，這讓鮑淡如有了顧慮，會打擾老局長影響他的身體健康嗎？令大家欣慰的是，經過聯系，石局長爽快地答應了。鮑淡如和編纂室的同事前往拜訪時，老局長在醫院借好了會議室。老局長思路清晰，講述了他曾組織的萬人大調查，形成的調查報告里在全國首次提出了“人才市場”的概念，為解決人才流動、人盡其才創造了條件，也為人事工作的后續改革打下了基礎。后來，編纂室的同志還拜訪了原勞動工資委員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上海社會保險委員會副主任胡逢云，他曾參與上海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他把自己多年來撰寫的研究報告和發表的文章180余頁，全交給了編纂室。

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承擔了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分志（社會保險卷、人事卷、勞動卷）的編纂任務，但編纂室只有十幾人。平均每卷志書由四個人負責。出版時三卷志書共350余萬字，每個人有近30萬字的編纂工作量。除了修志，編纂室最后還用收集的材料，編寫了兩本口述實錄：口述上海社會保障改革、口述上海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改革。

修志有寶典

華東政法大學的校志編纂工作組有一本自編寶典——編纂工作培訓手冊。2016年3月，王立民教授接手編纂工作組組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訂編纂寶典。從編志的各種精神到行文規范到資料長編怎么做，從電子資料卡片的模板到校志編纂的流程、篇目結構以及編纂規劃等，一應俱全。后來，也有同行來取經，帶走的，就是這本寶典。

上海市的第二輪修志，也是華政歷史上的首次修志。付曉是華政編纂工作組中唯一的專職編纂人員。在校志即將交付印刷前半個月，他連續奮戰，乘坐軌交時也在讀稿，通宵工作是日常。他累出心臟早搏，最嚴重時，24小時早搏次數2.5萬次。輕傷不下火線，這是付曉給自己下的命令。沉浸在修志中的他，也顧不上家人，父親肺癌復發來滬手術，他只能偶爾陪護；女兒患上了眼疾，多家三甲醫院查不出病因，都是家人四處尋醫，他也只是抽空去醫院看看。好在家人的支持，是他修志最強的后盾。

華政建校60多年，三起兩落的坎坷辦學經歷，造成了檔案的不完整，這讓撰寫校志總述的副組長肖慶平有點頭疼，要宏觀地敘述學校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脈絡，厘清學校六十多年的成長軌跡，需要高屋建瓴的視野和庖丁解牛的細膩。他思考了很久，當順時針思考擱淺時，就溯流而上，慢慢地在點點滴滴中，刻畫出了清晰的圖案。

華政的編纂工作組每周要開一次例會，岳川夫、張令高、顧偉民、張亞萍、彭國云等成員都積極參加。6年開了170多次會，每周總結、解決難題，會后把主要內容在學校內網“校志專欄”中公布。這樣全校180多位主要編纂人員也養成了習慣，每周總要去看一下“校志專欄”。

校志在2021年7月終于殺青，交付出版，但編纂之余也留下了幾個未解之謎，入校園韜奮樓鐘樓底座的建筑，有一層風格明顯與眾不同，參照老照片，這一層應該是后來為提升鐘樓而加進去的，那么是誰改建提升了鐘樓？為何改建？這些問題至今仍縈繞在1979年進校讀書的肖慶平的心中，“我剛進校讀書時，韜奮樓的大鐘是停擺的，后來經過維修，校園又回蕩起悠揚的鐘聲，根據當時《華政報》的報道，推算大鐘的停擺時間應該是在1958年，而此時華政撤校，學校并沒有改建鐘樓的必要，也就沒有這方面的檔案記載；查閱其他部門的檔案也沒有新發現。”還有關于韜奮樓前的牌坊拆除時間，現在的記載為1954年，可編纂工作組收集到的1958年學生畢業集體照，其背景韜奮樓前的牌坊赫然在目……不過，編纂工作組的成員們認定，這些疑問一定會在將來的考證中，慢慢解開。

對歷史負責

2008年到2015年，靜安區的地方志修了7年，當區志總纂葉供發完成最后一校，合上電腦時，不禁感嘆：人生難得修一志，七年修志、七載春秋，3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的五分之一交給了修志，盡管累，但很值。

修志是技術活，也是體力活。作為總纂，他收到的初稿有300多萬字，讀初稿花了三個多月，這三個月里，除了吃飯和睡覺，其他所有的時間，葉供發都在看稿，他說，那三個月看過的稿子，一句都不敢忘。“因為區里各部門間的工作會有交叉、重復，但入志書的內容不能簡單地交叉、重復，更不能前后矛盾。我必須記住，初稿中的哪個地方提到過什么內容，才能刪改補充。”

審讀南京西路綜合開發的內容時，葉供發發現，有一段寫了1998年區委、區政府利用在建項目閑置場地的“時間差”推進臨時商業網點建設的內容，在他看來，搭建一些臨時商業網點，不足以入志書，為了控制字數，他把這部分作了刪減。

但他沒想到，這一刪，引起了靜安區商務委的四位老同志的注意。那天，四位老同志專程登門拜訪他。“發展商業，重點就是人流，是有效人流在這里的消費習慣。”開口的，是80多歲高齡的商業老法師，“當年，決定在這里搭建臨時商業網點，就是為了留住有效人流。如果有效人流改變了消費習慣，就算新的商場造好了，他們也不會來消費了。也許那時，他們已經養成了在其他地方的消費習慣。”聽到這里，葉供發被感動了，他差點忽視城市更新過程中重要的一筆。“靜安區志”最終的定稿是180萬字，后來，刪去的每個字，葉供發都經過專門的推敲，不懂就問，留下的，字字珠璣，每個字都有理由。他說：“修志人必須是雜家，修志也得開門，要對歷史負責，也要對未來有啟迪。”

大浪里淘沙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修志人常用唐朝詩人劉禹錫《浪淘沙》中的句子，來形容他們的工作：大浪淘沙、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精雕細刻。

季洪昌參加過崇明縣的兩輪修志。第一輪修志時，他負責收集本部門資料提供給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2007年退休后，他即被縣志辦聘用，參加縣志全過程的編寫工作。修志不易，但在季洪昌眼里，不易已不是志書寫作的體例要求高或不計個人得失方面，這些都是可以學習和克服的。真正的難和苦來自收集資料。由于各種原因，不少部門和鄉鎮沒有按照要求及時提供縣志所需資料，或提供的資料質量較差，存在內容不全、分類不清、數據不準等諸多問題。志書編寫，要求“橫不缺項、縱不斷線”，資料是志書編纂的基礎，也是方志的本質屬性，沒有全面、詳細、完整的資料，就無法動筆編寫資料長編，也就不能保證方志書稿的質量。

走訪、開會、泡檔案館成了修志的日常。歷經四年時間，崇明縣志完成了240萬字的編纂任務出版發行。但從編寫資料長篇到形成審核稿，反復斟酌、研究、歸納、提煉、修改，每卷每章每節每目修改校核均在10稿以上，有的篇目達20稿，文字的書寫總量達1500萬字許。回憶這些文字的淘洗，《崇明縣志（2005—2016）》總纂袁永達用了辛棄疾的名句：“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