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降的二十余年間，丁玲的命運可以用“不堪回首”形容。作為所謂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核心成員和右派分子，這位女作家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取消級別，下放到黑龍江墾區勞動十二載，“文革”中甚至一度身陷囹圄，獲釋后被打發到山西農村。等到河清海晏，她頭頂的“右派”帽子終于摘除，但種種復雜的因素導致諸多問題懸而未決，仍然困居山西。直到一九七九年新年伊始，她才有機會返回北京一面治病，一面等待上級對自己的歷史問題一錘定音和重新分配工作。因為在京無寓所，有關方面最初是將她安排到文化部招待所暫住。

盡管尚待“揭蓋子”，文壇和出版界的諸多人士都堅信這只是時間問題，紛紛提前公開歡迎丁玲“回歸”。她是一月十二日抵達北京的，消息靈通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居然四天之后便派人員拜訪。她一月十六日的日記內載有：“人民出版社來人索稿，我還摸不清底細，先婉拒之。謝明清來。”對這段話，有必要進行校正和注釋：“人民出版社”實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摸不清底細”或指來人為陌生人，或指他沒有表達清楚來意;謝明清即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便是前面提及的“來人”。

本次拜訪雖無果，但人民文學出版社未放棄，在數月后再度登門。這一回不再是單槍匹馬，而是組團前往，不僅依然有謝明清出馬，為表達誠意，領銜的是總編輯韋君宜，另有楊桂欣和朱盛昌這兩位編輯助陣。與丁玲一樣，韋君宜也是一位有延安生活履歷的女作家，二人素有往來。韋君宜一九八四年在出席聯邦德國舉行的中國新時期文學國際討論會時，做了題為《我所認識的中國女作家》的發言，把丁玲列在新中國成立前投身于戰爭的女作家的首位，并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視作“將永遠在中國文學史上站住腳的”作品，對其推崇不已。不過，厚厚五大卷《韋君宜文集》內，并無涉及此行的文字，倒是同行的楊桂欣在《我所接觸的暮年丁玲》一書內有繪聲繪色的記錄：

一九七九年五月初的一天下午，剛上班，社領導韋君宜急匆匆地來到文藝理論編輯組,噼里啪啦地下達任務:“丁玲早就回到北京了，現在社里決定重印她的作品，計劃先出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本書的紙型早就被命令毀掉了，你們誰手頭還有這本書，請拿出來供社里排版用。還有,《丁玲短篇小說選》以及她的文論和雜文的合集，這是你們理論組的任務。現在，馬上，你們派一個人跟我去找丁玲。毛承志（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文藝理論編輯組組長），你看誰去好，快點定，立即走。”老毛把目光對準我:“你去吧，怎么樣?”我什么都沒有說，提起書包就跟著君宜下樓，還有兩位同仁——朱盛昌和謝明清在樓道里等著呢。

這一年的丁玲日記，記至三月二十九日便戛然而止。查王增如、李向東編著的《丁玲年譜長編》，當年四月份項下寫有：“月底，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韋君宜、謝明清來，商談出版作品事宜。”這里，年譜漏記了另外兩位來訪者楊桂欣和朱盛昌的大名。對于楊桂欣是否參與過這次拜訪，他本人的文字并非孤證，丁玲丈夫陳明作為現場人員同樣是證人之一，這不僅因為陳明審核過《我所接觸的暮年丁玲》書稿，而且他還在該書序言中回憶：“丁玲和我回北京以后，楊桂欣同志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新文學論叢》，和社長韋君宜同志到友誼賓館來約稿，開始和我們接觸，……”年譜將本次會面的時間定格在四月底，應該較為準確。后來發表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的落款為“一九七九年五一節于北京”，那么探訪時間只能或者在“五一”之前，或者是“五一”期間。國際勞動節在當年也屬于法定假日，按照楊桂欣文中的表述，探訪那天是一個工作日。顯而易見，楊桂欣將探訪時間明確為一九七九年五月初，與實際情況存在細微出入。至于會面地點，正如陳明所言，不再為文化部招待所，改到西郊友誼賓館——丁玲在住院治療一段時間后，被有關方面安頓到這里暫住。接下來，《我所接觸的暮年丁玲》述說了雙方的交流內容：

韋君宜稍事寒暄便直奔主題，丁玲則先表謝忱，接著便告訴我們：“我剛回北京不久，山西一家出版社就派來一個年輕的編輯同志，說他們準備印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稿酬從優。我當即告訴這位青年：感謝你們的關心，但是，這本書的版權屬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他們沒有放棄這版權之前，我是不會隨便答應任何一家出版社的。你們想做這件事，必須取得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意。我不知道這位青年是不是去過你們那里交涉。現在，你們決定重印，我和陳明馬上寫信通知山西方面，請他們放棄這個計劃。”

丁玲當年一月至三月的日記相當完整，一日不漏，里面只字未提山西一家出版社來訪之事。將她的日記朝前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項下赫然載有：“長治市文聯副主席張懷二、長治文藝禹曉光、山西人民出版社王東滿來。”其時，丁玲生活在長治，而丈夫陳明去往北京為她復出打前站。當月二十一日，她在致陳明信中云：“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來了一個編輯，拉稿。我想把散文集給他們，何必一定只看定嚴文井。他們也問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我以為也可以讓地方出版。如果嚴不出版的話，再等幾個月看看。”信中提到的嚴文井，正在主持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另一位當事人王東滿在《十年編書匠》（載《山西文學》二〇一九年第七期）一文中，亦有相關表述：“為了組稿，在政治空氣還未回暖的時候，我拜訪過還在長治某農村下放勞動的作家丁玲，丁玲先生的開朗、坦率與健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換言之，山西人民出版社向丁玲約稿的時間并非一九七九年初，地點亦非北京，這要么是由于丁玲口述有誤（考慮到時隔不久，可能性甚小），要么是楊桂欣的記憶出現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我所接觸的暮年丁玲》的孕育時間與事件發生年代相距二十余載，而且楊桂欣本人也在該書《小引》中袒露，“文革”爆發后，他便不再記日記，這本書“只能憑記憶寫來”。

關于山西人民出版社約稿一事，《我所接觸的暮年丁玲》還有“下回分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楊桂欣赴山西公干，與業已擔任專業作家的王東滿重逢。回首舊事，楊桂欣稱自己當時認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不會放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版權，也就沒有前往交涉。王東滿說山西人民出版社只是想通過出版這部長篇小說，給丁玲一點經濟上的支持，然而，“丁玲同志作為老作家、老黨員，職業道德多么高尚啊”!

按照慣例，韋君宜還約請丁玲為新印本寫篇序言，后者爽快地答應下來，并迅速交稿。在這篇長達三千余言的序言中，作者的喜悅之情躍然紙上，第一句便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重印《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興的。”第二自然段的收尾又重復道：“所以我對《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興的。”接下來，她俯仰歲月，筆下生風，回顧該小說的創作背景以及出版、獲獎、翻譯情況，強調作品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的成果，并有一大段引發諸多爭議的話：“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厲害。原來一天能走六七十里，這時去區黨委二里來地走來都有困難。夜晚沒有熱水袋敷在腰間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爐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我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著毛主席，想著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愿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勵。那時我總想著有一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當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不愿把這種思想、感情和這些藏在心里的話說出來。現在是不會有人認為我說這些是想表現自己，抬高自己的時候了，我倒覺得要說出那時我的這種真實的感情。我那時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還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像火線上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沖鋒前進那樣，就是為著報答他老人家，為著書中所寫的那些人而堅持下去的。”文中的“那年”，指的是小說的創作年份即一九四五年。

脫稿不久，丁玲將序言寄給《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姜德明，被后者安排在七月十八日《戰地》副刊發表。這也是她沉寂二十余年后最早公開發表的文章之一，更是她在這家規格最高的黨報上刊載的首篇稿件，引起廣泛關注。不久，丁玲從前的秘書張鳳珠來訪，說：“這是你露面的文章，大家都很注意，一種認為你沒有講真話，第二種是不理解，我屬于第二種，你經歷了幾十年磨難，現在還像蘇聯小說里的紅軍戰士在戰場上為斯大林沖鋒，我不理解。”丁玲批評對方道：“蔣祖慧（丁玲女兒）這么說，我罵了她一頓，沒想到你經過了二十多年，在政治上還沒有成熟。”上述文字，引自張鳳珠二〇〇〇年八月三日在丁玲歷史問題結論座談會上的發言，載《丁玲研究通訊》第十五期。

此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及宣傳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五月十日晚，該書責任編輯謝明清給丁玲打來電話，就采用何種版本、封面設計的思路以及是否出版精裝本等事項征求意見。一個月后，新華社發布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再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消息。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重印本終獲印行。該作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初印，后又多次加印；一九五二年冬至一九五三年三月間，作者赴大連療養，對小說進行全面修改，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再版，被稱作“人文修改本”，也被叫作“大連修改本”，曾兩度加印。根據丁玲的意見，本次重印以“大連修改本”為母本。重印本與一九五五年版本比較，正文未作任何修改，但將豎排改橫排，繁體改簡體，另抽去《寫在前面》，加入《重印前言》（較之《人民日報》初刊本略作修訂），并更新了封面，正文頁碼由三百一十四頁精減為三百零四頁。應該說，這已經不是一種新印本，完全可以算作新版本。其平裝本印量達五萬冊；精裝本印量為一千冊。后來，一些地方出版社紛紛租用該版本紙型加印。

這部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印量便至少有三十余萬冊，然而經歷多次運動，坊間及公私藏家手中幾近絕跡，因此投入市場便成為搶手貨。至于丁玲，自己的代表作時隔二十余年能夠再度行世，當然喜上眉梢，何況書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付梓，從國家級出版機構這個層面官宣她重新出山。這位作家在收到謝明清送來的十五本樣書后，又自掏腰包購買一百冊，簽贈親朋。也正是由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屬于國家級出版單位，必須嚴格執行國家的稿費標準，無法像某些地方出版社那樣“從優”，只能向她支付印數稿酬，有限得很。要知道，直到一九七九年秋末，她的工資仍未恢復到行政七級，每月只有八十元生活費。為此，人民文學出版社特意借給她一筆錢，加上親友的借款，才得以在北京安家。

重印本的讀者群確實龐大，但亦有細心人如丁玲女兒和張鳳珠一般心生疑竇。一九八〇年夏，丁玲隱入廬山療養，楊桂欣恰好也上山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圍繞書中序言，他轉達了自己一位同學對涉及毛澤東的幾段文字的質疑，丁玲的回復是：“你那位同學根本沒有理解我那樣寫的意思！我寫的是自己當年的真情實感。這是歷史，誰也改變不了的。我當時就是那種思想感情，我不相信所有的讀者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我一貫相信讀者，他們會讀懂我所寫的本意。”

白發蒼蒼的丁玲，依然是往昔那個敢說敢做敢當的率性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