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以來，本報重點關注“新南方寫作”“新東北文學”“新北京作家”，并開設“從地域出發——”筆談專欄，多角度地就相關問題展開深入討論?！督稀冯s志2023年第5期推出了“文學新浙派”，如其“主編邀語”所說：“‘文學新浙派’的登場與發展，一定離不開評論家、作家和各方力量的支援。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開篇時如此描寫馬孔多這個地方：這塊天地還是新開辟的，許多東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點點。我們期待人們伸出助推之手，對著這個文學新物‘指指點點’”。本期特邀評論家張燕玲、周保欣，分別從“文學新浙派”的文本細讀以及浙江文學的歷史文化淵源兩個角度，對“文學新浙派”的作品和局限進行分析解讀，也期待更多像這樣具有新意與生命力的“文學新物”的出現。

——主持人 行 超

提出“文學新浙派”這個概念并不是標新立異，更非認為浙江的文學就成為一個獨立的統系，或自成一種整體的風格。所謂“派”，《說文》的解釋，是“別水也”?！拔膶W新浙派”這個概念，其實正如流域的水系，百川歸海，本異而末同，既有“一”的整體性，更有“多”的豐富性，是“一”和“多”的統一。而所謂“新”，顯然是從歷史坐標中提出的。浙江文脈幽深，明清以降，詩、詞、散文、戲曲等，皆有統領性的人物。特別是近代以來，王國維、魯迅、錢玄同、茅盾、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穆旦等，更是大放異彩。和現代文學相比，浙江當代文學影響力明顯減弱，既沒有出現魯迅、茅盾那種大師級人物，也沒有多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浙江當代文學的薄弱，是否意味著浙江當代作家稟賦、才情、創造力就不如現代作家？其實未必。放在全國格局來看，時下的浙江文學并不算弱，單小說家言，就有李杭育、余華、麥家、王旭烽、艾偉、吳玄、鐘求是、哲貴、王手、海飛、東君、畀愚、斯繼東、雷默、張忌、蕭耳、草白等大批實力派作家，海外則有張翎和陳河等，陣容相當強大。如今我們提“文學新浙派”，首先就是“新浙派”的自足性問題。從行政地理上把浙江作家歸為“新浙派”顯然是不科學的，而從自然地理上，浙江其實也并不像北方平原地區、四川盆地、關中平原等地那樣，具有自足的地理單元的特殊性和同一性。浙江地處中國東南沿海，內部地形復雜，眾多山系、水系把浙江分割成諸多大小不一的地理單元，浙江方言區域分布之豐富，亦與此有關。另外，錢塘江把浙江分為浙東和浙西，兩地地理、人文、風俗相去甚遠，河姆渡和良渚，更是不同的文明體系。

但綜合歷史、地理等多種因素來看，浙江文學確實有它的自足性。首先，浙江的歷史與中原為主導的“國家史”不同。虞、夏、商、周構造的國家史起源，它的主要地理位置在黃河中下游一帶。這種國家史的起源在中原有清晰的地理定位和時間記憶，但在浙江，其歷史卻是從吳、越爭霸開始的。《越絕書》云：“昔者，越之先君無余，乃禹之世，別封于越，以守禹冢。”浙江的歷史不像中原陜西、河南、山西、山東、河北等地那樣，具有時間的貫通性。歷史的異質性，決定著浙江作家很難形成北方作家那種家國天下的歷史宏通感覺，很難形成那種宏大、開闊的歷史敘事。浙江當代小說家中，王旭烽應當是為數不多的具有歷史感的作家，《茶人三部曲》《望江南》等，都有那種在國家的大歷史中書寫江南歷史和文化的嘗試?！恫枞巳壳穼懞贾萃鼞n茶莊主人杭九齋家族四代人的命運，從晚清往下寫；《望江南》則以新中國成立前后的20年為期，另寫杭氏家族茶葉世家的命運。王旭烽的歷史熱情，很大程度上似乎是與她的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生的身份有關。除王旭烽外，李杭育、余華、麥家、艾偉、鐘求是等，這些擅寫長篇小說的作家，則很少有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問世。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等，麥家的《人生海?！?、艾偉的《愛人同志》《風和日麗》《鏡中》、鐘求是的《等待呼吸》、張忌的《南貨店》等，雖然從中可見歷史的影子，但大多數都是作家從個人的生活史、生命史出發，將個人的命運植入大歷史中。浙江作家直接寫歷史題材小說的，更是寥寥無幾，即便是寫歷史，也是像蔣勝男的《羋月傳》《燕云臺》《天圣令》《鐵血胭脂》那樣，重在寫遼、西夏這些邊緣地理、邊緣王朝人物的歷史。

浙江當代作家的異質性，除了歷史的因素外，還應該有地理的因素。從大的地理形要上看，浙江地處東南，植被豐饒。外部向海，內部山系與水系分割，決定著浙江作家在地理的空間感受和想象上，很難形成北方大平原地區作家的那種“南—北”“東—西”的地理貫通意識。浙江作家創作小說，一方面，其語言、文字、人物、故事、敘事等，應對著自然世界的豐饒，必然會形成和江南自然地理的呼應及感通。就像艾偉的《南方》中所描述的，“這是一個植物瘋長的地方”“這是一個炎熱的地方”“這是一個水草生長得格外旺盛的地方”“這是一個各種氣味混雜的地方”?！澳戏健币云洫毺氐淖匀缓汀叭恕亍标P系，打開人類生命的豐富性。另一方面，浙江作家的地理想象，往往會受制于其東南一隅之逼仄，而缺少地理關系的通達。艾偉的“永城”、鐘求是的“昆城”、哲貴的“信河街”等，都是限于某一個特定的角落。一旦打開地理想象，這些角落便通向外部廣袤的世界。艾偉《鏡中》所寫到的地方，除杭州外，就是緬甸、日本和美國。鐘求是《等待呼吸》，除杭州、溫州、北京外，就是莫斯科。哲貴的小說，大多發生在一個叫“信河街”的地方，而“信河街”所聯通的地理關系，基本上就是意大利、西班牙、美國等，或者就是富有詩意化的香格里拉、青海湖等。楊怡芬的《離殤》《海上繁花》等，除寫到舟山外，基本的地理聯想就是上海。浙江作家的小說地理聯想，與北方作家那種實證性的地理敘事關系不可同類并觀。

歷史感決定著作家創作的深邃，地理關系決定著小說創作的故事架構、人物關系和空間結構的開闊。這種歷史的縱深感和地理的開闊性，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浙江文學的歷史命運，浙江作家既難以形成像陜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等中原地區作家的那種深邃的歷史感，更沒法形成他們身居中原的那種四通八達的空間開闊性。這種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倘若說對浙江文學有什么影響，我以為最大的影響是在長篇小說上。時下的浙江文學，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等，皆處在全國的第一陣營，但是長篇小說確實是浙江文學的弱項，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屈指可數。

長篇小說究竟與地方歷史的深度、空間開闊性有多大關系？浙江作家因為歷史和地理的雙重制約，是否就沒有突破限制的可能？或者說“文學新浙派”有無再提的必要？我以為當然有必要。浙江雖然與中原的歷史不同，但畢竟還是有自己的歷史。“文學新浙派”再出發的關鍵，主要就是要處理好自然、歷史、文化上的“我者”與“他者”的關系。所謂“我者”，就是浙江獨特的自然地理和社會歷史狀況，而“他者”，則是指構成文明互鑒與參照的北方中原。浙江的自然、地理、歷史、生活、語言、人文，唯有在與“他者”的互鑒中才能建構起自己獨特的詩意與美學氣質。這些年，浙江作家扎根于自己的自然、地理、歷史、生活創作小說的，其實并不多。早期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王旭烽的“茶人系列”當屬此類；此外，蕭耳寫運河的長篇《鵲橋仙》、寧波作家浦子的“王莊三部曲”，衢州作家周新華的《黑白令》《喝彩師》、孫紅旗的《國楮》《印舞》等，皆屬此類。浙江其他作家的文學創作多以虛構和想象為主，很難說有多少浙江的地理、歷史、社會、文化元素進入到小說中。

其實，浙江的小說家，形式感、小說技巧、語言能力、創新意識等，絕對不弱于全國其他任何地方，之所以在長篇小說領域沒有形成聲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作家們并沒有能夠很好地處理好地方小歷史與國家大歷史的關系。就像?？思{能夠以“約克納帕塔法世系”而構造出他的經典性那樣，?？思{并不是因為他寫出了他的故鄉“約克納帕塔法”，而是他能夠在美國的大歷史中寫出他的故鄉“約克納帕塔法”與美國整體歷史的關系，如《喧嘩與躁動》《我彌留之際》寫美國南北戰爭后南方的沒落，《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寫美國的種族主義悲劇。這樣的文學史經驗表明，浙江作家要想獲得創作上成功，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大”觀“小”，要以大的文明視野和大的國家整體觀去觀浙江，于大開大合之間寫出別具南方氣質同時兼具時代氣息和國史氣運的優秀作品?；剡^頭來看，像魯迅、茅盾等之所以能成就自己為“中國的”作家，不正是因為他們是以“大”觀“小”，才寫出《阿Q正傳》《祝福》《故鄉》和《春蠶》《林家鋪子》等作品嗎？

（作者系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