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網絡文學在通俗文學的接續中自覺地以有情之心和現代之眼觀照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因之，源遠流長的歷史和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成為網絡文學取之不盡的素材寶庫。這些流溢著中華文化華彩的網絡文學既有“硬核”的專業知識的深度書寫，又揭示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精魂，進而有力地拓展了網絡文學的創作空間，提升了網絡文學的美學品格。

網絡作家王熠的長篇小說《敦煌：千年飛天舞》以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修復和開發為重心，用現實主義的筆法揭示出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代面臨的境遇。小說通過時代青年鄭旭、夏邑、王安之、凌杰等人的命運軌跡和責任擔當，講述了喧嘩巨變時代人們的情感認知和堅守底色。這些人物從繁華都市匯聚到西北邊陲，在理想主義的鼓蕩下為傳統文化遺產的修復與保護上下奔走，從而延續和激活了傳統文化的生命，使它們在日新月異的時代洪流中煥發出別樣的光彩。魯迅曾言：“現在的世界，環境不同，藝術上也必須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作為一名生活和工作于甘肅的網絡作家，王熠熟悉并熱愛著西部大地壯闊雄渾的風景，醉心于邊地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獨特的民情風俗，并將其視為寫作的富礦。《敦煌：千年飛天舞》經由“地方路徑”的寫作，挖掘所處的生存環境獨特的文化傳統和當代經驗，并將專業性和學術性知識納入文學審美的想象共同體之中，作品由此具有地方知識的科普性和殊異性。譬如，“壁畫保護本身就是個沒辦法做到盡善盡美的任務，只要石窟對外開放，就連游客在洞窟內呼出的二氧化碳，都會因為潮解壁，而讓畫中的鹽堿加速壁面的酥堿、起甲及顏料粉化，這樣壁畫的剝落也是必然的。”

小說以忠直的態度直面敦煌文物保護面臨的嚴峻情狀：一方面是環境對壁畫雕塑的多重損毀，另一方面則是貪婪的人對文物的破壞。此外，文物的修復面臨著技術性的難題，研究院的王安之雖然知識豐富、技術過硬，但一幅《乾闥婆忉利天部眾像》的壁畫修復工作歷時6年之久依然只修復了部分殘片，可見文物修復工作的繁難與艱巨。從認知層面來看，《敦煌：千年飛天舞》在很大程度上補全和刷新了我們對敦煌莫高窟的認知，如實地呈現出傳統文化的當代遭際。而專業文化知識在網絡小說中的運用，增強了這部作品的厚重感，在給讀者普及相關專業知識的同時也能帶來新鮮的文化閱讀體驗。

小說不僅敘寫了敦煌文物修復和保存所面臨的諸種困境，同時也以睿智的觀察描摹出傳統文化在時代的飛速發展中面臨的尷尬情狀。在小說的第四十六章中，作家以細節化的筆觸娓娓講述了古老的寶卷吟唱在當代被觀眾棄置和嫌棄的現實。年輕的觀眾對寶卷的唱腔、故事和演出形式不感興趣，甚至厭煩它的嘈雜和吵鬧。為此，寶卷的非遺傳承人與眾多的食客爆發了激烈的沖突。但老人也明白，傳承了幾千年的寶卷在后繼無人的情狀下終會消失。時移世易，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無奈、落寞與孤獨，他們以“最后一個”的倔強和孤勇定格在文化歷史的深處。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在表現傳統文化境遇的同時，更多地追問并探討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激活與承傳。在數字化、智能化和多媒體技術的加持下，敦煌的飛天壁畫和雕塑被世人所知，飛天舞、飛天手辦、紀錄片、影視劇改編及其衍生的文旅、文創項目紛紛落地。曾經的敦煌文明再度煥發出勃勃生機，并以其雍容、篤定、仁善、慈悲的風骨與氣度被世人所知。誠如王安之所感悟的那樣：“任何事情的存在和消亡，都是歷史的注定，可倘若人們用心、用力、用盡自己轉瞬即逝的一生，在他生存的方寸之地，就像那位用盡全力拼命讓‘寶卷’留存于世的老先生一樣，讓世代流傳之物不要斷送在自己手里，僅僅這樣，已經足夠了。”

《敦煌：千年飛天舞》以通透敞亮的心態看待傳統文化的變與常，經過作家的細心體察和用情書寫，敦煌文化的前世今生被重鑄和鍍亮。在追溯的過程中，西部邊地的地緣美學密碼被緩緩破解，敦煌莫高窟和地域文化在歷史的煙塵中漸漸清晰。這些地緣美學密碼經過作家的精心剪裁，變成了熠熠閃光的美學意向，并在歲月的淬煉和時間的思辨中，似涓涓細流般匯融于中華文化的主潮之中。

在傳統文化精義的持守中，《敦煌：千年飛天舞》同時兼具網絡文學的故事性和傳奇性，實現了網絡文學與主流文學的橋接。小說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修復和開發中融合了都市商戰、現代言情和豪門恩怨等情節跌宕頗具“爽”點的類型文學。多樣題材和敘事元素的交叉互融，使得這部小說呈現出泛類型化的敘事特色，從而讓讀者在多重審美體驗中，保持閱讀的興味，體悟到別樣新奇的藝術美感。

小說中的鄭旭是上海旭陽重工集團董事長鄭建國的二兒子，他到敦煌創立了靈虛互聯公司，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致力于文物的保護與開發。表面上看，霸道總裁的他含著金湯匙出生，富貴順遂的生活似乎唾手可得。但光鮮亮麗的生活背后，卻是親情的缺失和備受桎梏的人生。他的父親宛如暴虐的君王，為了家族的商業利益，強迫鄭旭與白靜締結婚約；他不理解兒子的事業理想，蠻橫地要求鄭旭在自家企業任職。日常生活中，他憑借主觀臆斷判斷對錯，對兒子動輒打罵。鄭旭感受不到父親的疼愛與理解，只有冰冷的指責和掌控。哥哥鄭巖對父親滿含怨恨，對鄭旭也充滿敵意，并明里暗里設局陷害他。商戰與家庭恩怨錯綜復雜地扭結在一起，十里洋場的豪富之家亦是冷酷畸形之家。與鄭旭的父法之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夏邑的溫情之家。夏邑也出生并成長于上海的富商家庭，盡管其父母并不認同她奔赴敦煌并扎根西部的人生抉擇，但他們并未粗暴干涉女兒的人生，而是默默地提供物質和情感的支持。在參差對照中，王熠揭示出世俗人生中多樣的情感關系和人情世態。作家不愿以理念化和凝滯化的方式塑造人物，而是承認人的內在匱乏和道德瑕疵，比如心系家鄉、一心為公的扶貧書記凌杰在情感上對女友慕譯萱的辜負，而鄭巖的冷酷狡黠和白靜的黑化報復都有值得同情和理解之處。日常生活和人性中的光與暗、善與惡、情與罪被呈現出來，由此將讀者引向對人性和世界的哲理性思考。

《敦煌：千年飛天舞》通過傳統文化的挖掘、波瀾起伏的情節、幽默活潑的話語、參差對照的美學旨趣構成了一部具有獨特風格和調性的網絡文學作品。小說既關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和開發，也關乎世情、人性、情感的省思和辯駁。在家國情懷和個體命運的交織敘寫中，一個流動時代的禮樂人世氤氳浮現。在遠古的孤煙和現代的霓虹下，敦煌的飛天與邊地的精魂踏歌而行，昭示并確證著傳統文化的現代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