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目前學界對《非攻》的研究,觀點相對來說差異不大,都認為魯迅對墨子持正面褒揚的態度,且墨子這個人物身上也帶有魯迅本人的投射。較早如許壽裳所言,魯迅在描寫禹、墨時,“不知不覺地有他自己的面影和性格反映于其中……魯迅生平真真是一個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的人,不愧為中國的脊梁!”王瑤也強調墨家的實踐精神,認為墨、禹這些真正“中國的脊梁”的重要特點就是“干”,而不是空談,魯迅自己也一向重視改革的行動和實踐。高遠東在儒道墨三家比較的框架中審視魯迅與墨家的關系,提出魯迅對墨家人物的描寫更多是“一種寄托著主觀理想價值的熱烈肯定”。在墨家思想中“無疑貫穿著一條高揚人的主體意志力量的主線”,與魯迅早期思想中對于“新神思宗”“尼采之超人”、摩羅詩人的神往以及對于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的現實感受遙相呼應,凝結為一種對于“理想人格和現代倫理精神的嶄新探討”。海外學者張釗貽主張《非攻》的主題是反對侵略,表達了魯迅實干抗戰的主張,墨子身上“擁有的是長途跋涉后的堅毅、沉默與黑色”。孫郁在一篇近作里再次提出, 《非攻》不是解釋墨學, “而是由墨子反觀現實, 追慕一個英雄的存在”。這些觀點彼此對話、 呼應, 構成了對《非攻》的主流闡釋, 其合理性和說服力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除了顯在的“揚墨”主題之外, 小說是否還有其他隱含的思考? 在思想競爭的歷史上, 墨家是失敗者, 小說家是否觸及以及又是如何認識這一問題的?

從虛構和想象說起

虛構和想象是歷史小說的必需之物,缺少虛構,歷史小說大概會變成斷爛朝報的雜湊。所以魯迅也強調,自己在寫歷史小說時是“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小說家顯然是想通過虛構和想象給讀者傳遞一些言外之意,否則讀者大可去讀史書。換言之,在《故事新編》里,史實并不屬于魯迅,想象和虛構的部分才屬于魯迅。他如何無中生有、編造細節,并將之安排在合適的位置,處理它與史實的關系,實在值得注意。

在《非攻》里,墨子是墨家精神的化身,在各次論辯中都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他的出場就意味著“正確”“真理”“難以質疑”,但這也使其形象成為墨家理念的符號,缺少了一些豐富和變化。如林非就認為墨子形象“清晰”,但這個寫得相當清晰的人物形象“依舊顯得缺乏一種動人的藝術魅力”,原因就在于作為一篇現實主義小說,“它缺乏應有的想象和虛構的工夫”。林非坦率地指出,《非攻》的改動、想象和虛構是很少的,主要是根據文獻材料鋪排而成,只是在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上多少做了一些“點染”而已,“基本情節顯得過分地拘泥于原來的文獻材料”。

其實不僅是林非,不少學者也都注意到,相對而言,《非攻》比較缺少小說應有的虛構與想象,但他們有不同的解釋。有的認為魯迅之所以在《非攻》采用“純寫實”的筆法,“可能因為墨子本身就是個務實派,這種寫法容易使內容與形式達到統一,不用外加更多的枝葉”;有的認為魯迅對墨子只予鋪排,不加改動,完全遵循文獻典籍的精神塑造,是因為魯迅對墨子飽含敬意,“這說明魯迅完全接受由禹和墨子代表的傳統精神價值”。因為過于敬重墨子,所以在塑造這個人物時反而放不開手腳,被歷史文獻束縛住。孫郁也敏銳地注意到《非攻》“風格上與同時期別的作品比,‘油滑’漸少,顯得有些雅正”,在寫墨子這個人的時候,“筆墨頗多節制”——這其實也可看作對魯迅筆法的委婉疑問。

事實上,《非攻》中的虛構和想象主要是體現在公輸般這個人物上,而這個人物長期以來不被研究者注意,所以就給人留下了《非攻》缺乏想象和虛構、筆法拘謹、不夠活潑的印象。《故事新編》除了主要人物如大禹、老子、眉間尺等之外,還有一些王瑤所說的“虛構的喜劇性的穿插人物”如小丙君,但公輸般顯然不是這樣的人物。在小說中,他是僅次于墨子的二號男主角,分量很重,而且寫得很鮮活,性格特征非常醒目。為了寫好這個人物,魯迅花費了不少虛構和想象的筆墨。但很奇怪,何以研究者很少注意到這個人物。筆者認為,如果認真分析這一人物以及魯迅的寫法,很可以發現一些新問題。

公輸般就是公輸子,又稱公輸盤,又被認為是魯班。史書對于此人有所記載,但多記其事或論辯,很簡略,我們很難從中知道他的性格氣質。對這一類人,若據實書寫,很容易寫得死板凝滯。但在小說里,這個人物是很生動的,而且性格立體而統一,有著浮雕般的觸感。小說開始,墨子代表正義,對公輸般有著負面判斷:“他總是依恃著自己的一點小聰明,興風作浪的。”在墨子看來,公輸般先是挑動楚國和越人之間的戰爭,后又慫恿楚王攻宋,是個頗具野心、惹是生非之人,所以說“我去按他一下罷”。這句話是魯迅虛構的,也很有意思。它說明公輸般雖然囂張,但仍然是可“按”的,也就是說,是可以利用言辭去說服、壓制的。這就為后文墨子的成功埋下了伏筆。

小說里公輸般的門丁很勢利,但輪到公輸般出場時,并不令人討厭:

“阿呀! 那一定是墨翟了!”

公輸般吃了一驚,大叫起來,放下云梯的模型和曲尺,跑到階下去。門丁也吃了一驚,趕緊跑在他前面,開了門。墨子和公輸般,便在院子里見了面。

“果然是你。”公輸般高興的說,一面讓他進到堂屋去。“你一向好么?還是忙?”

“是的。總是這樣……”

得知墨子到來,公輸般不僅沒有拒見或躲避,反而“大叫起來”,跑到階下去,要親自去開門迎接墨子,而且見到了墨子,更高興地說:“果然是你”,這顯然說明他們之間關系比較融洽。而且作者也用極精煉的筆墨,寫出了公輸般喜形于色的直爽性格。接著又寫道,墨子說北方有人侮辱了他,想托公輸般去殺掉這個人。面對墨子的試探,公輸般一下子便“不高興了”,再試探一下,就真的“忍不住發怒了”,沉了臉,冷冷拒絕墨子的要求,把情緒直接表現在客人面前,這也說明公輸般雖然在很短的時間內由喜轉怒,但他的性格是一致的:喜怒形于色,不會掩飾自己,也沒有太深的城府。一旦他被墨子說服,就承認“先生說得很對的”,也沒什么面子顧慮,一定要抬杠,而是爽快地承認錯誤。墨子提議他歇手,他悵悵地說“這可不成”。魯迅在這里為什么要用“悵悵”這個詞?悵悵的意思是失意的、失落的、不快的樣子。公輸般之所以感到“悵悵”,正是因為已經向楚王提議過攻宋,雖然現在知道已錯,但攻宋已經成為楚王的決策,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難以挽回,所以才感到遺憾和失落,這就表明,他其實是真心覺得自己錯了,知道自己錯而很難挽回,所以才感到悵悵,這也說明剛才他的“先生說得對”是真心話,并不是違心之詞。所以,當墨子要親自去說服楚王的時候,公輸般就很爽快地答應了:

公輸般知道拗不過,便答應立刻引他去見王;一面到自己的房里,拿出一套衣裳和鞋子來,誠懇的說道:

不過這要請先生換一下。因為這里是和俺家鄉不同,什么都講闊綽的。還是換一換便當……”

“可以可以,”墨子也誠懇的說。“我其實也并非愛穿破衣服的……只因為實在沒有工夫換……”

這一段也是魯迅虛構的,史書中沒有。那么,公輸般為什么要讓墨子換一身衣服和鞋子呢?是不是郢的風氣是講闊綽,所以公輸般也腐化了,講究華服美食?要注意“換一換便當”這幾個字——因為墨子要去見楚王,目的是說服楚王改變決策,那么就要隨俗變通,就要爭取給王一個良好的第一印象,所以公輸般才建議墨子換衣服。可見,公輸般是真心想讓墨子去說服楚王的,他的建議是為了幫助墨子,獲得游說的最佳效果。否則,他大可明哲保身,一言不發,就讓墨子穿著破衣爛衫、像個乞丐般去見楚王。墨子顯然也是明白公輸般的用意,所以也就不拘泥于墨家“節用”的理念,很聽話地換上衣服。事實上,如果墨子游說楚王失敗,楚王繼續采納公輸般的軍事計劃,對公輸般維持自己的地位其實是更有利的。可見,在被墨子說服之后,公輸般確實是實心實意想幫助墨子,并非兩面三刀之輩。

走筆至此,肯定會有人說,既然你說公輸般是想幫墨子,那下文他為什么還要殺墨子呢?這其實就涉及如何解讀塑造公輸般形象最重要的一段情節了:

楚王和侍臣雖然莫明其妙,但看見公輸般首先放下木片,臉上露出掃興的神色,就知道他攻守兩面,全都失敗了。

楚王也覺得有些掃興。

“我知道怎么贏你的,”停了一會,公輸般訕訕的說。“但是我不說。”

“我也知道你怎么贏我的,”墨子卻鎮靜的說。“但是我不說。”

這一段情節并非出于魯迅的虛構,而是見于《墨子》,原文如下:

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從字面上看,經過兵棋推演,公輸般失敗了,他十分掃興,并在言語中一度威脅要殺害墨子。但是他說的這些話究竟是什么意思,應該怎么理解?從表面上看,他確實有殺掉墨子以取勝的念頭,這種想法不靠真正的實力,反而是靠盤外招,確實令人不齒。這也是長期以來研究者常以“狡黠”來形容公輸般甚至指其為陰險小人的原因。但是,我們可以想一想,如果公輸般真下決心要殺掉墨子,他會向墨子暗示自己的意圖嗎?而且請注意,魯迅是用“訕訕的”來形容公輸般說話的表情。訕訕的,意思是不好意思的、難為情的,那么,一個真正的陰謀家會為自己的陰謀而感到難為情嗎?他那訕訕的樣子,不正好出賣了他的內心嗎?他的話不像是陰險的謀劃,更像是失敗者無計可施之后,情急之下奪口而出的掩飾尷尬、挽回顏面的遁詞。可以試想,墨子雖然是北方的賢者,但在楚國不過是一個孤立無援、乞丐似的人,如果公輸般不說,誰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公輸般是楚國的權臣,如果他真正想殺墨子,應該易如反掌,在他的府邸就可以結果墨子的性命,還用得著像孩子賭氣似的一爭口舌之快嗎?這不正好說明公輸般并不是一個真正老謀深算、老奸巨猾的小人?就像大多數普通人一樣,他在楚王面前一敗涂地,顏面盡失,所以一時被失敗沖昏了頭腦,想通過耍無賴的方式獲得精神勝利,但他這種沖動的、意氣用事的言行,卻恰恰表明他并非真正的陰謀家。

不僅如此,按照今人的研究,這個情節可能是墨子門徒所添加的,因為它只在《墨子》中有記載,在《呂氏春秋》《戰國策》《尸子》等同樣記載了墨子止楚攻宋故事的史籍中并沒有這一情節。如果確實如此,可以想見,墨子門徒增加這個情節,目的可能是想突出公輸般的陰險以及墨子在智勇方面都更勝一籌,但沒有想到反而使連圈套都不會設的公輸般顯得有幾分稚拙憨直。我相信,魯迅保留了這一情節,并不是因為《墨子》比《呂氏春秋》等文獻更可信,而是因為這個情節更能夠體現公輸般的性格,更能夠依據這個情節對這個人物進行想象和虛構,從而寫活這個人物。這個性格不是“狡黠”“陰險”,而是爽直、坦然、無心機,甚至有幾分幼稚。這也使得小說對公輸般的描寫,從頭到尾在邏輯上都是自洽的,而不是忽而“誠懇”,忽而又“狡黠”,忽而要借給墨子衣服,忽而又要設計殺他。

我們看小說的結尾,公輸般的性格和行為依然率直可愛,他雖然輸給了墨子,但很快就調整好了自己的心情,不僅要留墨子吃飯,還勸他在自己府邸留宿一晚:

“走是總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說。“明年再來,拿我的書來請楚王看一看。”

“你還不是講些行義么?”公輸般道。“勞形苦心,扶危濟急,是賤人的東西,大人們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鄉!”

“那倒也不。絲麻米谷,都是賤人做出來的東西,大人們就都要。何況行義呢。”

“那可也是的,”公輸般高興的說。“我沒有見你的時候,想取宋;一見你,即使白送我宋國,如果不義,我也不要了……”

“那可是我真送了你宋國了。”墨子也高興的說。“你如果一味行義,我還要送你天下哩!”?

當主客談笑之間,午餐也擺好了,有魚,有肉,有酒。墨子不喝酒,也不吃魚,只吃了一點肉。公輸般獨自喝著酒,看見客人不大動刀匕,過意不去,只好勸他吃辣椒:

“請呀請呀!”?他指著辣椒醬和大餅,懇切的說,“你嘗嘗,這還不壞。大蔥可不及我們那里的肥……”

從對話來看,不僅兩人的思想交流是坦誠的,沒有偽飾,直來直去,從待客之道也可以看出公輸般的誠意:既然墨子不沾酒、魚,那么就勸他多吃一些辣椒和大餅;客人不飲酒,自己本不會喝,興之所至,反而喝到有幾分酒意,這哪里像是一個蓄意要謀害墨子的陰謀家?在公輸般略有醉意后,他更加高興起來,又和墨子討論起義有無鉤拒的問題來,結果還是被墨子駁倒:

“但是,老鄉,你一行義,可真幾乎把我的飯碗敲碎了!”眪公輸般碰了一個釘子之后,改口說,但也大約很有了一些酒意:他其實是不會喝酒的。

“但也比敲碎宋國的所有飯碗好。”

“可是我以后只好做玩具了。老鄉,你等一等,我請你看一點玩意兒。”

他說著就跳起來,跑進后房去,好像是在翻箱子。不一會,又出來了,手里拿著一只木頭和竹片做成的喜鵲,交給墨子,口里說道:

“只要一開,可以飛三天。這倒還可以說是極巧的。”

“可是還不及木匠的做車輪,”墨子看了一看,就放在席子上,說。“他削三寸的木頭,就可以載重五十石。有利于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壞的。”

“哦,我忘記了,”公輸般又碰了一個釘子,這才醒過來。“早該知道這正是你的話。”

……

送他出了大門之后,回進屋里來,想了一想,便將云梯的模型和木鵲都塞在后房的箱子里。

公輸般對墨子尊敬有加,予以盛情款待。但請注意,他在墨子這里,其實是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沉重打擊。公輸般的每個觀點都被墨子不留情面地駁倒,公輸般的飯碗——楚國“軍事裝備總設計師”——也幾乎被墨子敲掉了,他在楚王那里的地位,肯定是大大下降。連他自己最得意的獨家發明——制造精巧的木鵲——也被墨子否定了。換言之,公輸般在墨子那里碰了無數的釘子,作為一個發明家的人生意義和存在價值都被墨子否定了。但即使遭受了這么嚴重的打擊,他也并沒有懷恨在心,沒有發出“既生公輸般何生墨子”的悲嘆,而是“想了一想,便將云梯的模型和木鵲都塞在后房的箱子里”——他心平氣和地接受了墨子的教訓。在簡短的篇幅內,魯迅寫出了一個性格鮮明活潑的公輸般。同行是冤家,他是墨子的對手、政敵,但并非大奸大惡之輩,更像是墨子的一個有缺點的老朋友。他心地坦誠、直爽誠懇、熱情開朗、少有偽飾,能夠接受墨子的勸導,知錯就改。相對于滿口大道理的墨子,公輸般更像是一個有血有肉、真實的人。魯迅本來是為了烘托墨子而設置公輸般這個人物,但他對公輸般的虛構和想象,無意中反而使這個人物生動、活躍起來,甚至掩蓋了墨子的光芒。他的存在不僅是對略顯單調刻板的墨子形象的調劑與補充,也使小說的整體氣氛變得不那么滯澀。

再來看看另一個配角楚王。以往的研究要么認為楚王是庸碌的,要么認為他是昏庸的,總之也是一個反面人物。實則我們仔細分析,就可以看到這個楚王與公輸般一樣,既談不上庸碌,也并不昏庸,反而很有人的氣息。他與公輸般的性格有相似之處,都比較爽直而容易接近——他一聽公輸般介紹墨子,就立刻接見,用不著費力,說明他有向善之心而無帝王的架子,愿意接近圣賢。他能夠與墨子平等討論,一旦被墨子說服,就能承認自己的錯誤,并不強詞奪理、仗勢欺人。他雖然看不懂墨子和公輸般之間的沙盤推演,但對于其結果也能坦然接受,在己方失敗后,除了“也覺得有些掃興”,并沒有惱羞成怒,對公輸般殺掉墨子的餿主意也沒什么興趣,反而是被墨子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和周全的防御準備所感動,爽快地放棄了自己籌劃已久的戰爭計劃。他很能聽取別人正確的建議,因此與其說他“昏庸”,不如說他很明智。

由此,《非攻》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以往被認為是反面人物的公輸般和楚王,其實可算是“我本善良”。在這些配角身上,小說家投入了較多的虛構與想象,目的并非對他們進行嚴厲辛辣的批判,相反,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化和理想化的處理,這也是小說呈現出《故事新編》里少見的暖色調的主要原因。那么,魯迅為何會這樣寫,這樣寫的作用是什么?

“理性人”假設

墨子稱“義”為“天下之良寶也”曾說“萬事莫貴于義”,“大義,天下之大器也”,所以“義”在墨家思想體系中具有本源、核心的地位。在《非攻》里,墨子也是用“行義”的理念來說服公輸般和楚王。因此,我們也可以將《非攻》理解為一個“義”得到了宣揚和實現的故事——經過墨子的游說,公輸般與楚王改變自己的決策,保證了公共利益,也初步踐行了“義”。這樣的主題和情節必然會對人物的特點有所規定和要求。換言之,公輸般和楚王的人物設定必須符合墨家的“義”對接受者的要求,能夠保證“止楚攻宋”故事得以成立。

一般認為,墨家的思想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梁啟超、胡適、馮友蘭等均持此說。換言之,墨子是把道德要求、倫理規范建筑在現實生活的功利基礎之上。墨子很明白,僅靠道德說教是無法勸說世人“行義”的,所以采用了“以利言義”的論證策略。《墨子·經上》云:“義,利也。”墨家的義就是利,利人利己,就是行義;做對自己不利、對他人不利的事,就是不義,“在墨家思想中,利與義是一致的,重利就是貴義”。這里的“利”又可以分為兩層意思:其一,墨子本身追求兼愛,主張“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墨子所說的“義”主要是指“天下之利”,如“凡言凡動,利于天鬼百姓者為之”;另一方面,墨子也講自我之利,也就是個體也要獲得最大的利益,避免損失;但這種自利的方法不是自私的利己主義,而是對等互報的兼愛,如“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所以墨子追求的是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統一,從長遠看,自己行義,天下得利,而自己也從中受益。事實上,在小說里墨子也是用這種論點來說服對方的:他用發動戰爭會失敗、利益受到損失來說服楚王(這是小說里游說楚王最關鍵的一個環節,也就是令楚王認識到自己利益將受到的損害),用行義將得到天下來說服公輸般。因此,墨子之所以能說服公輸般和楚王,關鍵不在道德說教,而在于曉以利害,讓他們明白侵略將帶來真切的損失,和平將帶來實在的紅利。

這種論證能夠成立的前提,是公輸般和楚王都是趨利避害的“理性人”。簡單地說,“理性人”或“經濟人”假設就是對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的基本特征的一般性的抽象,這一特征是: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經濟收益。換言之,“理性人”就是能夠通過成本——收益算計,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理性優化選擇。小生產勞動者是墨家思想的社會基礎,對于墨子來說,“人是一種理性的計算者,除非他或她的精神混亂”,“理性人”假設自然就成為墨家學說的論證基礎。公輸般和楚王就是這樣能夠權衡利弊的“理性人”。無論是利害原則還是道德原則,他們都可以憑借理性進行認識和判斷,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他們甚至和墨子共享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如“義不殺人”“義不偷盜”“不虧人自利”等等。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人性假定,墨子才可能去通過論辯說服他們。

不僅如此,墨子的目標不是簡單地用“趨利避害”來說服公輸般和楚王,而是使他們理解并接受墨家的“義道”。墨子反復提倡“兼相愛、交相利”“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此從長遠來看,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是統一的。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應當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反之亦然。而且墨家認為“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也就是主體的自我利益的實現存在于主體的道德化過程中，主體一旦實現了道德化,就會追求他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實現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就如墨子說的“一味的行義”,不但會擁有巧,“連天下也是你的”。因此,只要楚王(或公輸般)行義,自然會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時也保證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庶幾接近一種赫伯特·西蒙所說的“開明式自利”社會模式。當然,由于這種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更多只存在于理論層面,只存在于遠景之中,所以才需要更多的理性來克服私欲本能的抵觸。

因此,我們可以將止楚攻宋的情節結構視為一個理想化的假設模型,其前提是統治者是高度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無論公輸般還是楚王,他們身份不同、作用有別,但終歸是理性的,都可以通過以自利為基礎的計算,做出最優化的選擇。所以,墨子才能通過語言的游說而非暴力來實現止楚攻宋的目的。

這樣一種論證模式,必然要求將墨子游說的對象——公輸般和楚王——從現實環境中抽離出來,并加以理想化,使之成為《故事新編》中少見的依據理性而行動的“特殊統治者”形象。小說的虛構與想象皆服務于此。公輸般和楚王因此就需要具備基本的同理心、自利的本性、能分辨價值大小并做出優化選擇的理性認知能力,從而能夠與墨子溝通,一經墨子點撥,就能頓悟而改過自新,成為墨家思想的合格接受者。如此,智慧的教導者墨子和“特殊統治者”公輸般、楚王,就構成了“理性人”三人組,完成了一個類似于圣賢點化信眾的故事,為小說抹上了一筆在《故事新編》中并不協調的樂觀主義的亮色。

墨者的危機

然而,仔細思考就會發現,這種虛構與想象的處理及其效果,其實是有損于小說的思想深度的——如果墨家學說和“理性人假設”都能夠普遍成立,按照墨子說服公輸般和楚王的難易程度,一個沒有戰爭的“黃金世界”早就應該實現了,顯然事實并非如此。事實上,我認為魯迅之所以將“止楚攻宋”這一本該極為復雜的歷史事件簡化為“理性人說服理性人”的理想化、極簡化的模型,并非因為其敘事才能在晚年有所衰退,而是因為他在潛意識當中,試圖通過這一模型過于光滑順暢的運行,來暴露墨家思想的某些內在缺陷。

首先,在小說中墨子能夠說服公輸般和楚王,就在于公輸般和楚王都是趨利避害的“理性人”,有著可靠的、能夠通過成本收益計算進行最優選擇的理性思維,能夠認同墨子對利益關系的分析,這是墨子論述的方法論基礎。但“理性人”只是一種理想化的假設,它將人抽象為理性(自利的個人經濟動機)的執行者,而忽視了情感、直覺、精神、道德和其他動機的影響。所以“理性人”(經濟人)概念被亞當·斯密提出之后,就一直備受爭議。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就認為,人的行為受諸多因素的制約,所以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行為往往偏離理性;“理性人”假設是苛刻的，人不可能如“理性人”那樣具有完全的信息與完全的計算分析能力;人也并非追求偏好最大而只是要求“滿意”的結果。由于人是環境中的人,“理性人”的行為無可避免地受到所處環境的制約,受其階級、財產、地位、身份等因素的影響,在某些時刻甚至會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左右。這些理性之外的因素,使得“理性人”不可能獲得完成決策所需的完全和完美信息,不可能具有窮盡所有備選方案的能力,也無法對備選方案后果做出全面的評價和判斷。墨家思想關于“義”的論述是邏輯自洽的,但它的弱點在于以“理性人”作為假設前提。墨家政治哲學論述的出發點,是欲賞畏罰、趨利避害的人性假定,是假設君王、大臣和百姓都具有理性,但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利益關系常常是矛盾、沖突乃至不可調和的,道德、情感、價值觀也存在著鮮明的差異,因此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靠不住的。楚王能夠被墨子說服,相信侵略將帶來更大損失,這只是孤立的經驗事實。《鑄劍》中的大王,極端自私、喜怒無常、膠戾乖剌、濫殺無辜,和眉間尺、黑衣人就并不共享道德前提,更談不到理性決斷。墨家對這樣的君王,不要說以口舌來說服是幻想,連“誅之”也只能是停留在口頭上,更多時候是無可奈何,而“義”更無從實現。

在典籍記載中,墨子除止楚攻宋外,還曾止齊攻魯、止魯陽文君攻鄭,但都沒能阻止戰爭,墨子的學生勝綽也曾跟隨齊將項子牛三次侵略魯國,被墨子指責為“祿勝義也”。因此,盡管墨子有圣賢之聲望,辯才過人,掌握了先進的實用技術和自然科學知識,但他成功地止楚攻宋,其實是極小概率事件。事實上,由于墨子對戰爭利害的計算依賴過于理想化的約束條件(如非正義的動機、軍事裝備的差距、職業化的墨家防御者等),絕大多數統治者都不會因為墨子的勸說而放棄戰爭。就像史華慈所說,墨家衰亡的可能的更為關鍵的原因,是“這場運動未能成功地使得它的預期聽眾對其確信無疑”。原因就在于,對那個時代的統治者來說,“要說服他們相信終止侵略性戰爭對于所有的人都會產生長期的利益,可能就像以此為理由來說服20世紀的政府一樣困難。對他們來說,關鍵問題是如何獲得當下的利益”。所以墨子才會感慨圣王之道被后世子孫拋棄,義的難以實行。止楚攻宋的成功以孤例的形式存在,非但不能增強墨子學說的說服力,反而證明墨子／墨家思想對現實生活中決策者實際行為的影響是極為有限的。

其次,墨家政治哲學以“義”為核心,一方面講“義,利也”,另一方面講“義者,政也。”按照孫詒讓的解釋,“政”與“正”互通,“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所以“義”也是是非善惡標準和行為準則。在墨家學說中“天為義”、義自天出,“義”不是源自人心內在的道德要求,而是外在約束,是“天”要求人來“行義”——“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上帝之外,又有鬼神,其能“賞善罰暴”,與上帝同。所以墨家講“義”很少訴諸人的內在良知,而是訴諸人的自利之心,靠上天、鬼神以及君主的賞罰來推行,這也可稱之為“后果主義”。這一點《墨子》的《天志》《明鬼》《尚同》等篇表現得十分清楚。在《非攻》中,墨子也是如此來說服公輸般。墨子反對公輸般攻宋,但當公輸般說自己要“行義”時,墨子則高興地宣布,公輸般不但可以得到宋國,而且還將得到天下,這顯然是“天”對行義的犒賞。在墨子這里,天是具有人格和意志的至上神,是價值的超越性源頭,以賞罰的形式干預人類社會的事務,至于天是否確實存在,對此無法追問。天代表最高的全知、全善,在墨子看來是自明的,在墨家之外看起來卻是不確定的,也是無法證明的。就像唐君毅所說:“墨子之論,乃先設定天與鬼神存在,而信其存在之論也。”事實上,《墨子·天志》中所舉上帝賞罰的例子,都是三代圣王或暴君,并沒有現實的案例,而且論證也很簡單。墨子稱公輸般行義將得到天下,更像是開善意的空頭支票。所以馮友蘭認為:“墨子以此證明上帝之存在及其意志之如何;其論證之理論,可謂淺陋。”在現實中,這種來自于天、鬼的賞罰要么不存在,要么正與墨子的判斷相反。戰國初期的事實是,侵略者不但不受懲罰,反而獲利,行仁義者屢受挫折,無路可走。一旦現實是“賞惡罰善”,損不足以奉有余,墨家的行義之論就很難再得到人們的信任。正如史華慈所說,墨家“不能即刻證明天和鬼神會帶來當下的獎賞與懲罰……就可能導致那些上層階級的聽眾對他的特殊宗教訓示無動于衷”。章太炎也認為,墨家之所以尊天佑鬼,是因為認為其能“福善禍淫”,“卒之盜跖壽終,伯夷餓夭,墨子之說,其不應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傳久也”。而以“后果主義”來立論的墨家學說,在現實中無法得到經驗事實的支持,也暴露了其論述的致命弱點。

再次,墨家學說不僅與現實相乖離,而且與民眾也處于疏離的狀態。從墨家自己的論述來看,君王是“天”在人間的代表:“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王公大人”一詞在《墨子》中是高頻詞,所以對于墨子來說,義政的主體是“王公大人”而非普通民眾,墨子游說的對象也主要是上層統治者。在墨子設想的金字塔式政治秩序中,百姓只需要效法天子、接受教化即可。史華慈就敏銳地指出,墨子的宗教主要是針對統治者,特別強調政治秩序的調節性功能,所以對群眾基本上是沒有吸引力的。所以墨家雖然形成了帶有宗教色彩的教團組織,但與后世的某些“造反者宗教”(religion of rebellion)不同,從未產生過任何千禧年王國的吸引力。在《非攻》中我們可以看到,墨子應對楚國的戰爭威脅,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弟子(墨家團體),游說的目標則是公輸般和楚王(王公大人),與宋國民眾并沒有發生任何交集,而且在觀察宋國民眾時,采取的是居高臨下的批判視角:

看不見一個活潑的人……

但只見有幾個閑人坐在溝沿上似乎釣著魚……

然而大家被攻得習慣了,自認是活該受攻的,竟并不覺得特別……

看到曹公子在用“民氣論”蠱惑民眾,墨子也并沒有興趣去和曹公子辯論,喚醒民眾。他要做的只是深入楚國,單槍匹馬去說服敵人,獲得和平。等到游說成功,他所期待的也是“明年再來,拿我的書請楚王看一看”,著眼點還是在君王。墨子這樣做,很自然的一個結果就是其個人的“非攻”行動獲得了成功,但他沒能影響到任何一個普通人,宋國社會現狀依舊、民眾依舊:

墨子在歸途上,是走得較慢了,一則力乏,二則腳痛,三則干糧已經吃完,難免覺得肚子餓,四則事情已經辦妥,不像來時的匆忙。然而比來時更晦氣:一進宋國界,就被搜檢了兩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國隊,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關外,又遭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墨子“欲盡人力以救世亂”,置生死于不顧,以身犯險，能令王公諸侯心折,卻與民眾孤絕隔膜,亦可謂吊詭至極。在這里,無處容身而淋了一身雨的墨子,正是魯迅為墨家(乃至一切戰士)命運所造的象征。

余 論

據郜元寶的考證,《非攻》原題《扶危》,現題是魯迅在《故事新編》送交出版之時,在手稿上改定的。更改的原因則是“非攻”涵蓋了“兼愛”“非攻”“以戰止戰”等思想,比單純的“扶危濟急”要更為豐富。但聯系上文,魯迅更改小說的題目,或許還有另外的原因。從小說的主題來看,魯迅既認可和弘揚墨子精神,塑造了一個“宗教式獻身”的墨子形象,又借助墨子的“神跡”暗示出墨家思想內在、致命的局限性。他濃墨重彩地表現墨子的實踐,又草蛇灰線地展示出墨子的這種實踐與民眾是多么疏離。這種為民眾而不屬于民眾、為民眾而脫離民眾的局限性,恰恰與魯迅對“戰士／庸眾”的思考相疊印,而后者可謂是魯迅文學的“元問題”。如果將《狂人日記》《在酒樓上》《孤獨者》與《非攻》聯系起來,可以看到魯迅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一貫的,那就是戰士與庸眾(環境)的對抗是永恒的,戰士永遠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因之,“扶危”便具有了三個層面的涵義：其一是字面意義上的“扶助危難”,其二是引申意義上的“啟蒙民眾”,其三是更深一層的反思,即如果把“危”不僅視為國家,更視為民眾,那么扶“危”是否可能?是否會面臨“危無可扶”“危不可扶”乃至危機四伏的困境?換言之,在魯迅處,“扶危”本身是極具張力的思想命題,但如直接定為標題,過于直白,反而容易誤導讀者將注意力集中于第一、二層內涵,不如以“非攻”繞開“扶”與“被扶”的問題,于不動聲色中,靜待有心人尋繹其微言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