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古代時間文化體系這一角度考察，會清楚地看到中國古代思想中，存在一個獨特的時空體系。這個體系中時間被空間化，空間被時間化，從而結構成一個時空一體化的時空觀體系。在這里，五行與時空存在著對應關系，東方同時代表春天；南方同時代表夏天；西方同時代表秋天；北方同時代表冬天；中央同時代表季夏。在這個體系中，時間和空間互相咬合，構成一個融天地于一體的時空一體化世界圖式。這是一個由東與春、南與夏、西與秋、北與冬、中與季夏組成的基本時空圖式。這個圖式與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等配合，就是古代中國世界最基本的時空體系。

時空一體化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特征

這一時空體系很早就出現了。傳世文獻中，《禮記·月令》是有關時空一體化觀念最典型的文本之一。《月令》以月系事，依循自然時序變化編寫而成。它融自然、社會、政治與思想文化于一身，囊括農事、禮樂、政教、兵刑等多方面內容為一體，是研究中國古代時空觀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有關《月令》的敘事的邏輯線索，蔡邕《月令章句》有非常好的闡釋：“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后立帝，立帝然后言佐……然后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所明欽若昊天，然后奉天時也。”

這里蔡邕所講的“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引自《周易·系辭下》，“奉天”以“建春”者，就是依天地、日月運行而確定四時起始。《禮記·月令》的基本結構，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多層面組合的天、地、人、神的世界結構。這是一個獨特的、由內在的邏輯線索編排起來的時空世界。這個線索的核心就是時空一體化的內在秩序。“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禮記·月令》所言日之所在，天干所系、帝與佐、蟲、音、律、味、祀與祭之用臟，均為這一秩序的具體化。即便是人間的君王，也要為這一秩序所支配。按規定，王要按月份居住于明堂的不同居室。這里說的明堂，是按照東南西北中的方位建造的特殊建筑空間。按照《周書》的記載，其建制是“明堂方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介，右為右介”。按照《禮記·月令》的規定，王不僅要按照月份變化移動住所，而且王的衣食住行等多個方面也都要依照時序而變化。時間與空間的一體化已經從季節與空間的對應，發展到人王與月份與空間的對應。在這里，天、地、人已經完全一體化。

內含于《禮記·月令》中的這套時空一體化的思想觀念對后世的影響非常巨大，它是漢以后古代中國的基本世界圖式的核心要素，反映了古代人的祭祀、生產、生活等方方面面。舉例說，歷朝歷代幾乎都有迎春于東門、迎夏于南門、迎秋于西門、迎冬于北門的儀式，即便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中，這套時空觀依舊若隱若現地存在著。可以說，時空一體化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特征，是最有符號化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耕文化是時空一體化觀念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礎

事物產生必有其契機，事物發展變化必有其動力。那么，時空一體化觀念產生的契機和發展的動力是什么呢？

古代人有關“八風”（即東北風、東風、東南風、南風、西南風、西風、西北風和北風）的認識，是建立在對大自然中的風認真觀察和整體把握基礎之上的。這一觀察和把握的原動力，是中國古代農業努力掌握季節變化規律而利用之的美好愿望。從時空觀念發展的角度看，作為八風知識框架的季風與季節之間的對應關系，起到聯通天地之間的作用，為中國時空一體化觀念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撐。

中國古代時空一體化觀念發軔于農耕生產過程。考古學告訴我們，在文字出現前，南北中國已經有漫長的農業發展的歷史。南方以水稻為中心、北方以黍為中心的農耕生活都有非常漫長的發展歷史，最長甚至需要以萬年為單位計量。如此長期的農業生產活動中，人們對這個世界一定會產生復雜而體系的認識。從時空觀念的發展而言，農業生產的根本點是合理掌握農作物生長周期，按照季節的變化安排農作物的播種、照顧農作物生長和收獲、儲存農作物。農業生產讓人們對時間的周期性變化認識越來越深刻。

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時間在空間中每一天都處在周期性輪轉之中；這又是一個規律性變化的過程，空間隨著時間的輪轉而不斷發生周期性變化。這里談到的周期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具體的物象直接聯系在一起的。人在農業勞動過程中很自然地會認識到天地之間的聯動性。東風起處，春雷一響，萬物驚蟄，土地慢慢變得松軟，春天播種的季節到了。秋風起處，萬物一天天變得枯黃，紛紛結實打籽，勞作者進入收獲季節。這樣以年為單位循環的生產生活周期中，人們與大自然密切接觸，發現了很多具有時間標志性的自然變化。這不僅僅是日升月落，斗轉星移，也是疾風的輪動，是動物的繁殖期，角、羽、毛的生長，禽鳥的遷徙，植物發芽、開花、結籽、凋落，雷、雨、霜、露、冰、雪出現的時期，等等。每一個自然年的變化，農作物每一年的生長變化，都不是抽象的四季變遷，而是一個天地聯動、萬物在同一時間節奏中周而復始變化的過程。從事農耕生產的勞動者每天勞作在自然之中，他們對自然一天又一天隨季節遷化而出現的各種變化有非常細致的觀察和感受。這也是中國古代時間文化體系中物候所占比例非常大的原因。

構成這個過程發生空間的天與地，在中國古代被看成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這最典型地表現為天圓地方的觀念。天圓地方的觀念在中國古代產生得非常早。在距今五千多年的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考古工作者挖掘到了圓形祭壇和方形祭壇，可見遠古的人們就有了天圓地方的觀念。“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天地日月升降于此輿蓋之間，四季輪轉于此輿蓋之間。流轉于天地之間的季節，和世間萬事萬物相互關聯，構成一種將我們生活中的時間和空間密切關聯在一起的整體性動態視角，用古代的話語，就是“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的“六合”。六合就是“宇內”，就是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天圓地方、二繩四維、斗為帝車、八風從律，所有這一切共同構成的正是一個“六合”的宇宙想象。中國古代的時空一體化觀念則是這一宇宙想象核心的組成部分。

依據時間空間化、空間時間化、時空一體化的原則，天地萬物的運行都在同一秩序中，都在按照同一節奏不斷變化。惟其如此，“春王正月”這個簡單的歷法敘述，才會與“大一統”思想聯系起來，因為在中國古代歷法的背后，正是時空一體化思想觀念。天地萬物都在同一秩序中以同一節奏不斷變化正是大一統思想的核心。

《公羊傳》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休《公羊解詁》于“大一統也”下云：“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也就是說，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的邊界，不止于人自身，而是囊括了“山川至于草木昆蟲”。沿著這一線索發展出來的古代時間，乃是政治化的時間。史學家楊向奎指出：“何休詁‘一統’雖然與今人詁‘一統’之義有別，但其大一統實真正之大一統，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昆蟲草木，莫不系于‘正月’，也就是系于‘王綱’之政令，正月為政教之始，統一于王朝者必奉王朝正月頒布之正朔法令。”

年始和月始，就這樣被賦予“更為初始”的特殊含義。明乎于此，我們就明白為什么歷朝歷代政權更替之后要改“正朔”。因為推動周邊國家使用中國的“正朔”，不僅僅是推動一本歷法的使用，因為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里，時間就是秩序，就是一個政權進行支配的重要象征。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