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消寒會，又叫“銷寒會”“暖冬會”，是指在數九寒天時，文人雅士云集并輪流做東擺設酒席，吟詩作對，休閑取樂以度過漫長寒冬的宴會。

消寒會始于唐代，在北京城里流行起來還是在清代，宣南文化的興盛帶動了消寒會習俗的發展。

當然，消寒會的主題隨著參與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宣南士人雅集主要是飲酒賦詩，寫字作畫；官僚階層舉辦的消寒會，因參與之人多是達官顯貴，所以集會也帶著一定的政治目的。當然更有一些以祭祀黃庭堅、蘇軾等為由頭的消寒雅集，以此來傳承先輩的文化記憶。

文人雅士鐘情消寒會

據考證，消寒會的由來始自唐代。唐末五代時期大臣、文學家王仁裕在其著作《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有一位名叫王元寶的富人，每到冬季下大雪的時候，他總是吩咐奴仆把府門前一直到巷子口的長長道路上的雪都掃凈，他本人則耐著寒冷恭立巷口，親自禮迎來賓，宴會間大家共享美酒和以烤肉為主味的佳肴，這種聚會被稱為“暖冬會”。另據《太平廣記》中記載，王元寶本是一介布衣，因為富有經商頭腦，后變成富可敵國的商人。王元寶到底有多富？他所擁有的絹比終南山上的樹還要多。

王元寶性情慷慨，喜歡結交士大夫文人群體，總是和他們在一起聚會。在唐代，文人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可成為朝廷高官，王元寶也就自然的在官僚體系里建立了人脈。與王元寶相似的另一位大商人鄒鳳熾，也為了結交朝士而大擺宴席，同樣謙恭逢迎。由此可見，唐代消寒會主要是流行在商人和士大夫階層的社交活動。

后來，消寒會作為閑情雅致的聚會，延續了下來，并逐漸成為文人雅士們的習俗。到了宋代，消寒會就已經在江南盛行。南宋時期與陸游、楊萬里、尤袤齊名，被稱為“南宋四大家”的文學家范成大，在《嚴子文以詩見寄次韻》一詩中便有“笙歌暖寒會，當任主人為”的詩句。

范成大是平江府吳縣人（今江蘇蘇州），在江南舉辦的消寒會已經開始出現奏樂歌唱等形式，這個場景也被以詩歌的形式記錄下來。

到了清代，消寒會也不只是士大夫之間的聚會，已經走進官宦人家。康熙年間進士查慎行在北京學習、工作了將近30年，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收錄在《人海記》中。其中記載了這樣的場景：“每年十一月初一日，宮中始燒暖炕、設圍爐，舊謂之‘開爐節’。”“開爐節”這天有個節目就是“消寒會”，據高鶚續寫的《紅樓夢》九十二回，“寶玉道：‘明兒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伙兒上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里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兒可是去不去呢？’”

當然，清代時，文人雅士仍舊是消寒會的中堅力量。成書于清代嘉慶年間的《燕京雜記》記載，也是陰歷十一月前后，士大夫們九個人聚在一起，每逢九日聚會，取“九九消寒”之意。這個“九日”分“明九”和“暗九”，明九就是九個人，暗九指的是九的倍數，十八、二十七等。大家聚在一起飲酒賦詩，“繼以射，繼以書畫。”主人會預備宣紙若干，來者自備筆墨，現場作畫，“或山水，或花卉，或翎毛，或草蟲。其畫即署主人款。寫畢張于四壁，群飲以賞之”。也就是說，到了清代，消寒會中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多，除了飲酒食肉、歌詠詩賦，也有了圍爐啖茶、水墨丹青。

壽蘇會是消寒會的重要主題

壽蘇會是文人雅士為蘇軾誕辰紀念日舉辦的聚會，始于清康熙年間。由于蘇軾生日為農歷十二月十九日，正是寒冬之時，于是壽蘇會就成了消寒會中一個重要的主題。為什么紀念蘇軾？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蘇軾是為數不多的有準確生卒年月記錄的先賢，其生日記錄在康熙朝《御定月令輯要》中；其二，蘇軾一生坎坷，仕途受挫的官僚文人通過壽蘇會，除了表達自己對蘇軾的認同和崇敬，也頗有些聊以自慰的心態。

壽蘇會和其他的消寒會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固定的日期和主題：圍繞蘇軾進行唱和題詠、揮毫潑墨，同時要展出蘇軾的墨跡、書籍，也有臨摹蘇軾的書法畫作以及蘇軾喜歡的食物。

食物不難準備，都是蘇軾愛吃的：豬肉、蜜酒、黃雞等。值得說的是這個“筍脯”。蘇軾曾給友人孟亨之寫信，描述了自己吃齋的一天，“今日齋素，食麥飯筍脯有余味，意謂不減芻豢。”

清代內閣學士翁方綱，主持過非常多次的壽蘇會。因為蘇軾對筍脯青睞有加，于是翁方綱每逢壽蘇會上，都將筍脯奉于蘇軾的像前。

壽蘇會上，掛的蘇軾像一般為后世名士所畫，他們會把自己心中蘇東坡的形象以筆墨繪之，最常掛的是《東坡笠屐圖》。翁方綱所舉辦的壽蘇會上偶爾也掛朱鶴年畫的《東坡先生像》。據記載，翁方綱主持的第一次壽蘇會上，展示的是摹清初四大畫家之一王原祁的《蘇齋圖》、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羅聘所作《蘇齋拜坡公生日圖》以及清初帖學四大家之一何綽等人書寫的蘇齋字。后來，翁方綱任廣東學政時，花60金購得《蒿陽帖》，也稱《天際烏云帖》。雖然此帖被詬病并非蘇軾真跡，但翁氏卻對此帖愛不釋手，他專為此帖所作的題跋就有35則。

若要沒有蘇軾的真跡和后世臨摹的畫像，壽蘇會要怎么辦呢？那就只能找人借。1816年，翁方綱門生梁章鉅想辦一場壽蘇會，于是找向翁氏借《東坡笠屐圖》及東坡墨跡《偃松屏贊》，為此翁氏還做了一首詩《蘭卿借蘇齋笠展像并偃松屏贊卷集同人作坡公生日求賦詩》，大意是：可憐我這年老多病已經無力舉辦壽蘇會，勞煩他（梁章鉅）辦一場。翁方綱還對梁章鉅說，我辦了這么多年的壽蘇會，希望能將這些與會者的詩文整理成書。但這個愿望終沒有實現。

“消寒詩社”影響多位士子

嘉慶九年（1804），在京城翰林院擔任庶吉士的陶澍發起組建了“消寒詩社”，初名“消寒紀”。因詩社常在宣武門外一帶活動，后來改為“宣南詩社”。

詩社自冬至開始，“間旬日一集，集必有詩”。初始成員多來自陶澍嘉慶七年會試的同年（科舉考試同科中試者），大多也供職于翰林院。后來因陶澍回鄉丁憂，詩社停辦了幾年。直到嘉慶十九年（1814），才由翰林院編修董國華再次組建。

早在雍正時，皇帝曾撰寫《御制朋黨論》，駁斥歐陽修的“公黨”“私黨”之分，嚴禁士人結社。礙于朝廷“嚴禁聚會”的禁令，“消寒詩社”的人數一直維持在九人左右，規模有限。但隨著嘉慶年間，禁令的慢慢放開和士風的轉變，士人交游趨于活躍，詩社逐漸蔚然成風。

據胡承珙《求是堂文集》中的記載，消寒詩社并非都是詩酒應酬，他們時而談古論今，時而傳承經世之學。在消寒詩社的成員中，陶澍、梁章鉅、李彥章等人都是經世學風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后來舉人出身的龔自珍、林則徐等人也應邀參加。他們關心國計民生，每逢雅集必少不了作些哀嘆民生疾苦的詩詞，這也為他們走上經世致用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消寒詩社存在20多年，并無固定會所，或在成員家中，或在萬柳堂、崇效寺等地。后來由于詩社的老成員幾乎全部到外地任職，消寒詩社也于道光六年（1826）停止活動。詩社雖停止，但成員之間早已成為終身摯友，比如龔自珍、林則徐和魏源。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三人幾乎同時獲得外任，并且在任上表現突出，這與他們在消寒詩社長期互相切磋，砥礪志行分不開。

清代官員也辦消寒會

清代官員舉辦的消寒會，難免會帶有一些“政治色彩”。《王文韶日記》中記載，光緒六年（1880）十月初十日，在孫家鼐、翁同龢、王文韶等五人的聚會上，翁提議此后舉辦“消寒之約”，然后輪流做東。但由于幾位與會人事務繁忙，翁同龢提議的“消寒之約”僅僅持續五次。

據《翁同龢日記》記載：“十二月朔（1880年12月31日），赴孫子授（孫詒經）消寒集，在頌閣（徐郙）處。燮臣（孫家鼐）、夔石（王文韶）、子騰（張家驤）、紹彭（廣壽），主客七人。”此為第一次消寒會。第二次是光緒七年正月十七日，由紹彭做東，薇研（童華）到但子授未到；第三次是正月二十日，夔石做東；第四次是二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做東；第五次是三月初二日，燮臣做東。

參與的這些人中，孫詒經時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徐郙任太子詹事；王文韶任兵部左侍郎，并在軍機處上學習行走；張家驤、孫家鼐、翁同龢、童華為光緒帝師；廣壽總管內務府大臣。四人為帝師，四位官居要職，而且翁同龢、張家驤、孫詒經、徐郙四人曾經在同治帝去世當天被招進西暖閣商議立奕譞之子載湉為帝之事，可見他們全是權傾朝野的人物。因而他們的消寒會帶著一些政治同盟的意味。

據記載，光緒六年，中俄伊犁事件發生，孫家鼐與翁同龢、潘祖蔭、孫詒經、童華、殷譜經、徐頌閣、張家驤等九人聯銜上折，派曾紀澤出使俄國進行改約談判。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雙方簽訂《中俄伊犁條約》，挽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等處國土。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這個圈子在政壇上的影響力。

除了翁同龢，葉赫那拉·那桐、鄒嘉來等人也在日記中記錄了消寒會的情況。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九日，那桐開始了戊戌年的消寒會，至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廿三日，共舉辦九次消寒會。鄒嘉來的《儀若日記》記載，他從光緒十三年（1887）至光緒十七年舉辦過二十余場消寒會。那時，鄒嘉來還只是吏部的一名小差役，沒有這么多應酬和政治目的，參與消寒會的人也相對年輕，他們的活動就豐富一些，除了飲酒，偶爾也去“冰嬉”。冰嬉是清代流行的眾多冰上活動的統稱，包括滑冰、冰上蹴鞠、射箭等。除此之外，他們還會去隆福寺西鴻雪草堂照相——照相在光緒年間可是個新生事物。另外，清朝也有旗人組建的詩社，同樣舉辦消寒會，但形式和內容并無太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