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顧拜妮，生于一九九四年，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十四歲開始發表小說，著有小說集《我一生的風景》。曾從事寫作教師、圖書策劃等工作，二〇一八年起在《山西文學》策劃并主持新銳欄目“步履”。

“女性”對我來說不是一個話題，它意味著如何更好地成為自己

韓欣桐：很高興能夠和你討論小說。你近期發表的三篇作品《合租女孩》《綠光》以及《尼格瑞爾》在讀者中獲得了不錯的反響，給我的感受是，這些作品一如既往的細膩靈敏，對思緒的捕捉也十分準確，可以讓我們細細審視隱藏在生活細節里的稍縱即逝的感觸。讓我們先從這些作品的共性談起吧。《合租女孩》《綠光》和《尼格瑞爾》探討的都是女性際遇和情感的話題，實際上，從你的早期作品《請你掀我裙擺》開始，就已經能夠發現你對女性內在精神構成的關注，這可以看作是你作品的主題特質嗎？女性這個話題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為何以此為切入口呢？

顧拜妮：你好，非常開心能用這種相對嚴謹又不乏輕松的方式聊聊新發表的小說。《綠光》發在《花城》雜志，就像它所蘊含的寓意一樣（幸運與希望），這篇小說收獲了一些關注和認可，先后被幾家選刊轉載，有一些陌生人寫郵件找我討論小說，詢問這個故事的后續，以及希望能給出一些有關講故事的建議，但我尚且在摸索，沒什么特別行之有效的建議可以給別人。關于主題特質的問題，大概因為我是女性，所以總是有意無意把小說的主人公設置成女性，但我不認為在過去的作品中它能構成主題。從《合租女孩》開始，才真正轉為有意識地書寫女性，想要認真探討一下年輕都市女性身上所經歷的和正在發生的問題與可能性。《請你掀我裙擺》寫了一個小女孩渴望成為成熟女性的故事，現在回看，或許可以將它視為一個起點，這個起點無意中觸碰到我現在的寫作重心：這三篇小說里的女性都不是在對抗男權，她們只是想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待在“女性”這個位置上，每個女性來到這個世界，都應該有一個屬于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大家共同奔赴某個唯一的可以被統一描述的位置。

“女性”對我來說不是一個話題，是我在整個社會中的性別身份，它不該只是用來分類的標簽，或是供人消遣的話題，它對我意味著如何更好地成為自己。很喜歡你的描述，希望能把生活里那些稍縱即逝的感觸捕捉到，就像照相機捕捉光一樣，我試圖通過文字捕捉人物的情緒和情感、捕捉時間，我是一個對變化和細微之物非常敏感的人，如果一件事情或一段關系即將發生轉折或展露出新的可能性，我會比大多數人率先感受到，這種高敏感有時讓我困擾，如果不寫小說，也不從事任何與藝術相關的事情，我會很難過，這種能力多數情況下只會變成缺點，在現實里遲鈍一些反而是好事。

我在寫一種新的現實，在提供一種新的看待當前現實的方法

韓欣桐：剛剛提到的三篇小說，都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品。小說處理的是當下現實情境中的問題，會令人有一種迎頭與生活相撞的切身感。尤其《綠光》中學霸身份失落后在面對誘惑時的抉擇問題，以及《尼格瑞爾》里對愛情關系的解構，你似乎在試圖通過小說傳遞一種價值觀，但最終又通過種種細節描寫將之歸入虛無。似乎在你的認識里，一切都是沒有確切答案的，而這恰恰就是你給生活的答案。

顧拜妮：與其說傳遞觀念，不如說是在展現一種看待現實的方法，分享一種生活方式。當然，如果你覺得我是在傳遞一種價值觀，我也接受。生活存在確切的答案嗎？好像沒有。人生大概就是由無數的問題組成，活著的意義正是在于試圖解決那些我們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然后打發時間，這不是說我要消極，我相信真正的積極應該建立在盡可能看清生活的本質之后，然后真誠地面對它。寫小說或是生活本身，是在無數次地探討如何解決問題中度過的，給出答案不是小說的任務，小說是探尋答案的過程，也是在一次次討論和追尋的過程里，無限靠近那個永遠不能抵達的真相，這確實某種程度上比較接近我的小說觀，也是人生觀。有人將我的小說歸類為現實主義，我覺得沒問題，但從《綠光》開始，這個定義前希望加一個“未來”，“未來現實主義”，我在寫一種新的現實，所謂的“新”，是因為我在提供一種新的看待當前現實的方法，這種方法跟多數同齡作者不同，跟前輩作家也不同，我在寫一種即將發生的現實，而不是陳舊的現實，或者說陳舊的看待現實的方法，我的人物正在做出一些不一樣的選擇和對現實的回應。想做更有難度和價值的探索，這條路上沒有太多參照和掌聲，應當獲得更多的尊重和善意。

韓欣桐：作品的視角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問題。在你的大部分小說中，總有一個“我”在場，但在必要的時候，你又會迅速滑入其他人的內心，使小說形成一種半全知視角，比如《尼格瑞爾》中以賀佳瑩的視角為主，但在剖析賀佳瑩與鄒柚帆的糾葛時，你會細致袒露鄒柚帆的內心，這使得小說人物在讀者心中產生了不同距離，一種令讀者可以置身其中，另一類則屬于遠遠觀摩，可否談談你對視角的看法？

顧拜妮：你很細心，有人建議過我不要這么做，希望能始終跟隨某個人物，因為介入不同人物的內心，會導致讀者不能全然投入對一個人物的情感。這篇小說視角變化比較多，每個章節有不同的側重。比如“金斯敦不眠夜”這部分的第一小節，用了一種比較遠距離的方式入場，敘事者藏在一架無人機里，就像有些電影開場是一個開闊的場面，鏡頭逐漸拉近，推到兩個人物的面前；到第二小節進入餐廳，我把視角留在兩個男人的身邊，第三小節則選擇貼著女性人物賀佳瑩來寫，后面的部分都盡可能跟隨這個人物，包括結尾。講述鄒柚帆和雯雯的部分時，選擇站在鄒柚帆的內心立場，但不代入他，只是貼近他。我希望能夠通過展現不同人物的復雜心理，來盡可能還原真實的情況——有人的現實究竟是多么復雜——我們不能夠輕易給出是與非、對或錯的答案，從而更加深刻理解每個人物的處境和立場。十惡不赦的人其實非常少，大多數情況我們沒辦法簡單粗暴地指出哪個人物是好的，哪個是壞的，每個人物都有各自不同程度的高貴和齷齪。全知視角接近上帝，半全知就像上帝身邊的小天使，法力有限。我想，如果上帝存在，他一定是冷酷的，因為他是最博愛的，也是那個知道最多的人，他也一定很孤獨。

韓欣桐：人們分析你的小說，常常會提到“死亡”，而“死亡”與“愛”又往往是并置在小說中的兩個關鍵詞。《尼格瑞爾》中鄒柚帆與賀佳瑩在蜜月中遇見了卡麗，而卡麗因為無法接受女友離開而選擇了殺死對方，《合租女孩》里的主人公則一直生活在姐姐死亡的陰影里，透過死亡的透鏡體驗生活的喜樂哀愁，《白樺林》《我一生的風景》中同樣有已經降臨或即將降臨的死亡。我感覺到，似乎“死亡”是你放置在生活天平另一端的重物，只有“死亡”出現，“生”與“愛”才能顯示其價值以及荒謬，“死亡”是否是你價值觀里最重要的一個配重物？還是說你是通過“死亡”將日常書寫所攜帶的輕逸消解掉？

顧拜妮：我的很多小說都有意無意探討了愛和死亡，一個真正活過的人，應該對死亡有覺知和思考。我們認知事物需要參照，比如發明時間這個概念出來，就證明人類是需要刻度的生物，沒有流逝，也就沒有現在、過去和未來的概念，沒有死亡的存在，生命似乎也不存在，愛的意義隨之消失，或者說它的價值就難以彰顯。“有限”是個很好的東西，有了死亡這個終點，人才知道珍視什么、放棄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個人的生命無限，那就沒有重要的事了。《合租女孩》里的女孩就是在姐姐的死亡對照里，摸索自己的存在，姐姐像個永遠無法超越的光環，但是這么優秀的人突然消失，這對妹妹來說很多東西都被消解掉，讓她開始思考什么是重要的，自己要做一個什么樣的人。《尼格瑞爾》寫了挺多死亡，雯雯的絕癥，卡麗對女友的謀殺，卡麗的意外之死，讓賀佳瑩對愛情和婚姻的看法發生了劇烈地震，夢幻甜蜜的海島蜜月，一起吃飯的新朋友居然是殺人犯，然后又死于跳水，這個換誰都受不了，太沖擊了。卡麗追求一種絕對的愛，她認為愛是占有，她占有的手段是暴力，小說里也表達了對這種認識和行為的堅決反對——暴力并不通向愛。

熱鬧留給喜歡熱鬧的人，踏踏實實做重要的事

韓欣桐：從發表履歷來看，你是一個非常早慧的作家，14歲即開始發表小說，20歲就已經在《收獲》雜志發表作品，從開始寫作到現在已經有十多年的光陰。閱讀你的小說集《我一生的風景》，會發現從早期作品開始，你的寫作就已經非常成熟，并形成了自己柔和、精準又有點銳利的風格，但是據我觀察，你似乎對語言風格的突破并不熱衷，小說的語言和節奏較早期作品更加精細，但是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語言風格方面所存在的某種固定性是源于寫作的舒適區，還是源于經由斟酌所形成的審美原則？你渴望自己的作品達到怎樣的狀態？

顧拜妮：首先感謝你的贊美，早不早慧不知道，但確實寫了很久。也有人問過我語言的問題，但與你問的方式不同，你的問題觸發我思考一些事情。還真的沒有特別在意這件事，不得不說語言是小說很重要的部分，但我更關心小說這個房子里面裝了什么，沒太去管這間房子的外觀如何別出心裁，貼了什么樣的瓷磚，在我看來它是建筑就好了，給我提供一個空間。我在意房子是否結實和舒適，對于語言準確性和流暢度的要求還是比較高的，更關注語言所帶來的效果，而不是語言本身吧。現在這種語言風格肯定有很大程度屬于舒適區，它不是我刻意斟酌的結果，更多是思維方式的外化，思考過程的自然呈現，但肯定也被閱讀的審美喜好規訓過。從世俗角度看，我還挺吃虧，因為很多人更看重房子外觀的精美程度與個性程度，比如有人的房子外面貼滿彩色瓷磚，里面或許是毛坯房，但確實能在進門前吸引你，我就不行了，必須得打開門走進這個建筑里面，非常考驗路人的耐心和感受力，但我盡量不讓你失望，給你一些不錯的體驗。當下更想把房間里的事情做好，耐心等待有緣人，也擔心因為過于追求特殊的外形而吸引來一些錯誤的人群，毀了建筑里面的東西。

文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承擔的功能側重不同，不想賦予我的小說過于沉重的使命，閱讀不應該痛苦，應該帶來高級的愉悅，這也是我的一部分小說觀，現在這種語言風格對讀者比較友好。SPA這個詞是拉丁文“Solus Par Agula”的首字母縮寫，意思是在水中獲得健康，是一種休閑方式，將水療、按摩、香薰、音樂結合，融合嗅覺、觸覺、聽覺、視覺、味覺，讓人獲得放松和滿足，我渴望我的小說也具有同樣的功效，閱讀我的小說猶如體驗一次心靈SPA，給讀者好的內在體驗，讓閱讀更自然地發生。

韓欣桐：有人說你的寫作有艾麗絲·門羅的感覺，也有人認為你對生活困境的關注受卡夫卡影響，能否談一下閱讀經驗對你的寫作所帶來的影響？我注意到你在小說中會經常提到電影，比如《綠光》這個標題就來自于一部法國電影，是否電影給你的靈感會更多？

顧拜妮：多么榮幸能夠得到這樣的評價，加拿大小說家門羅是我很喜歡的女作家，可以說是偶像，中學時非常喜歡卡夫卡，他是荒誕現實里的一束光。如果小說里表現出一些艾麗絲·門羅的感覺，大概是因為我們都比較注重寫女性人物，小說重要的情節和轉折幾乎都發生在人物的內部，而非外部世界，喜歡寫人最細微的心理變化和無常的情緒，以及我們都喜歡強調記憶和過往對一個人一生的塑造和影響。如果你讀過門羅，會發現她的小說基本都會向你展現她的人物為何做出現在的選擇，未來就藏在過去里，我們都喜歡回溯人物的過去。不怕你笑話，我的閱讀量其實很小，我的寫作并不太依賴閱讀，電影帶來的靈感或許都要大于閱讀，寫作的時候也會有清晰的畫面，希望能帶給讀者連續滾動的視覺體驗吧。《綠光》里還有一部電影，是《水形物語》，非常夢幻，也談論了愛與死亡，這部電影里也有很多綠色，覺得這個顏色很有靈性。

韓欣桐：上次聊天時，你談到了最近正在創作的一部小說，寫完了嗎？寫作過程中有什么感悟或靈光一現，可以談一下嗎？

顧拜妮：還在寫，最近被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打斷，就一直沒寫完，這次挑戰了新的長度。感悟肯定有，但很多想法需要沉淀沉淀。最大的感悟是，熱鬧留給喜歡熱鬧的人，知道熱鬧意味著什么，踏踏實實做重要的事，努力不變成面目可憎的人，然后平靜地看著這個世界按照自然法則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