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對驛頭村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

我的文學啟蒙老師程紹國，老家就在隔壁雙溪村。他父親是驛頭村人。他寫過一篇散文，題目叫《父親是程頤的后代》。發表在《人民文學》2019年第1期。雙溪村我去過多次，原來屬于雙潮鄉，2015年行政區域調整后，劃入山福鎮。去雙溪村要路過驛頭村，來來回回，都是車子飛奔而去，呼嘯而回，沒有在驛頭村停留。但我知道驛頭村是著名僑鄉，程紹國以前常有應酬，說某某朋友從法國回來了，隔一天，又說某某親戚從土耳其回來了。給我的感覺，他的親戚朋友無窮無盡，遍布世界。驛頭村三面環山。山是大鵬山，山上有金山寺，據說永嘉大師玄覺曾在那里參禪。一面沿江，江是甌江，源自龍泉百山祖，蜿蜒八百里，匯入東海。甌江是溫州母親河。

那是一場暴雨之后。我們一行人從溫州市區出發，上溫州北高速收費站（也可以從溫州西上高速），走溫麗高速，到橋頭互通下高速，轉入330省道，按照導航，開3.5公里大約7分鐘后，可以看見一個牌樓，上面有兩塊燙金匾額，上面那塊寫的是：中非友誼門。下面那塊只有兩個字：驛頭。牌樓左邊的灰瓦白墻上有8個鐵制大字：千年古驛理義之鄉。牌樓過去有一座火車橋洞，橋洞似乎是一個時空隧道，一鉆出短短橋洞，豁然開朗，仿佛進入另一個空間，似乎時間也不同了——驛頭村到了。

村口有一個小花壇，有草坪、有冬青，還有兩棵高高的銀杏樹。花壇設在分叉路口，往左，是往金山寺的彩虹路，往右一百多米，就到了驛頭村村委會。村委會正對著一大片稻田和荷園，暴雨過后，水稻與荷葉顯得格外翠綠與精神，和不遠處整齊的白色村居連在一起。村居的墻壁上，繪有驛頭村歷史與風俗的壁畫。

來

驛頭村是“二程”后裔，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還有，驛頭程氏，源自老二程頤，這一點，所有傳說和文獻記載基本一致。那么，誰是驛頭程氏始遷祖？也就是說，程氏一脈，誰第一個落戶驛頭村？就我所見的資料，至少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出自程紹國《父親是程頤的后代》，文中寫道：據古碑考證，程頤曾孫程節在福州做官，秩滿回京述職，途徑白沙驛（即現在驛頭村所在），其母劉氏卒。他見白沙驛風水甚好，即擇地以葬，并留下一子守墓。這一子，便是驛頭程氏的始遷祖。不過，程紹國沒有在文章中說明，“這一子”的名字，給這種說法留下了疑點。第二種說法，我是在驛頭村的資料中查到的。村書記程正吉和書記助理成思帶我去正在修建的程·讓平祖居，按照程正吉和村里資料的介紹，驛頭村的始遷祖是程澥，他是程頤的四世孫，于南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任溫州儒學學正（相當于現在的教育局長），任滿后，全家留在溫州，成了驛頭程氏始遷祖。第三種說法跟第二種比較接近，唯一不同的是，程澥秩滿之后，留下第八子程統在溫州安家。也就是說，從嚴格意義上來算，程統才是驛頭程氏始遷祖。

其實，細究誰是驛頭程氏始遷祖，并無多少現實意義，不要說我們外人，即便是驛頭村的程氏族人，是程節、程澥還是另有其人，都是一樣的，只要他們姓程就行，只要他們是“二程”后人就行。只要這個前提成立，村口白墻上那句“千年古驛理義之鄉”的標語就能成立，程氏族人的驕傲就有了具體資本和依靠。

其實，對于我來說，來到驛頭村，來到程氏族人中間，我的命題并不是梳理和考證誰是真正的始遷祖，我更想了解的是，“二程”的學說，在驛頭村的民風民俗之中，在這些程氏后人的言談舉止之間，特別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還有哪種程度的保留、發揚和呈現？更重要的是，“二程”學說是否在驛頭村煥發出新的生命？這才是我真正想了解的。

不得不說，在驛頭村，見到成思是個意外。

成思是河北保定人，生于1994年。復旦大學環境工程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參加了浙江省選調生考試，成為溫州市環保局的一名公務員。浙江省對選調生有規定，必須到基層“鍛煉”兩年，成思于2023年4月來到驛頭村，成為驛頭村書記程正吉的助理。

剛進村委會一樓大廳，成思就給我一個“下馬威”，她將我帶到右邊的一個智能大屏幕，向我介紹驛頭村的大數據建設。來驛頭村之前，我是做過功課的，我知道，在浙江的鄉村里，驛頭村的人文歷史極有特色，這是驛頭村的底色。我也知道，驛頭村另一個特色是大數據建設，包括健康5G云診室，包括一站式甌e辦，包括驛頭村首創的安身碼、醫護碼、健康碼三碼合一的智能手表，從這個大屏幕上，可以隨時檢測到消防、治安、交通、空氣、水質、土壤的實時監測數據。是的，驛頭村不僅是人文歷史悠久的鄉村，也是浙江省首批未來鄉村試點村。它的大數據建設，本是應有之意，我不奇怪。

引起我好奇的恰恰是成思，這個長著一張娃娃臉的北方女孩，她能習慣溫州的水土和飲食嗎？更具體一點，她能勝任這個村書記助理的工作嗎？反過來說，驛頭村和村委會的班子是怎么看待這個“空降”的小助理？

我對此充滿好奇。

出

驛頭村很小，卻又很大。

驛頭村2019年由原來的岙底村、和平村和平山村合并而成，全名叫驛陽驛頭村，戶籍人口2281人。驛頭村的小，還體現在土地面積上，只有4.5平方公里，大約600個足球場那么大，這里還包括村民住宅區、耕地和山林。這些都是“書面”上的數據。程正吉告訴我，村里實際常住人口大概只有一半。我問，多少人在國外？他回答我，大約三分之一吧。

在國外的三分之一人口中，程·讓平肯定是“走得最遠”的一個人。這里的“遠”，指的不是路程，而是他的人生旅程，當然，也包括他在政治上取得的非凡成就。他創造了一段無法復制的政治傳奇。

說起程·讓平，當然要從他父親說起。沒有他父親的傳奇，就沒有他的傳奇。他父親程志平原名程成康，小名三康，6歲時父母相繼去世，由姑媽撫養成人。20歲那年，他懷揣姑媽給的一點本錢，出門闖蕩世界。出去之前，跟姑媽約定三年后歸來。我們已經無法求證，當年三康離開驛頭村時，是否有明確的計劃？具體是以什么手段謀生？在國內待過哪些城市？后來如何到了語言不通的法國？又如何輾轉到語言更加不通的非洲？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三康爽約了，三年之后，他沒有回到驛頭村。姑媽1947年去世，他沒有回來。直到1985年，他于77歲去世，都沒有再踏上故土一步。這中間，當然有距離的原因，從非洲的加蓬翁布埃，到亞洲的中國溫州，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不知要輾轉多長時間和路程。當然，政治因素也不可否認，中國與加蓬雖然已經于1974年建立邦交關系，之間來往并不熱絡，像兩顆各自運行的星球，按照各自的方向運行，民間更是缺少往來。所以，關于程志平的人生傳奇，都是后來從各種渠道拼湊起來的。說他在非洲加蓬，得到了米耶內族酋長的賞識和酋長女兒的青睞。有小道消息說，酋長讓女兒在程志平和他同鄉洪松青中挑選，“公主”一眼相中了年輕體壯的程志平，后來，似乎是作為補償，“公主”將自己的閨蜜介紹給洪松青。洪松青得的是“安慰獎”。他們兩人同年結婚，同年生子。

洪松青和程志平是一生朋友，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我看過一張程·讓平中學時代和他母親的合照，果然是出生高貴的“公主”，人到中年，依然眉清目秀，身材依然苗條。她的臉上，有微微的光，是慈祥、是恬淡、是平靜，更是安怡。照片上的程·讓平，還是一個愣頭青，包著頭巾，穿著米耶內族傳統服飾。但這個愣頭青的眼神已經露出鋒芒，有一種平和中的銳利。

1965年，24歲的程·讓平留學法國，就讀于巴黎第一大學。五年之后，碩士畢業。他沒有按照當時大多數人回國就業，而是選擇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巴黎總部任職，一邊攻讀經濟學博士。1984年，程·讓平被任命為加蓬總統辦公廳主任，這是一個轉折，也是一次飛躍，更重要的是，因為程·讓平的特殊身份，還有他的中非基因，以及感情，他對中國與加蓬兩國高層來往，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

程·讓平真正讓世人熟知，在中國，特別是在溫州，是2004年，他當選第59屆聯合國大會輪值主席。中國民間認為，聯合國秘書長是世界上最大的“官”，而秘書長是歸輪值主席管的，所以，程·讓平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官”。最自豪的，當然是驛頭村的程氏族人，“他是三康的兒啊”。

平心而論，程·讓平給驛頭村帶來了知名度，而且是巨大的知名度。至少我就是從他身上知道驛頭村的，也是從他身上知道驛頭程氏與“二程”的血脈關系。

我想，對于驛頭村的人來講，特別是對程氏族人來講，他們的驕傲是可以想象的，自豪也是可以理解的，這種驕傲和自豪是難以抑制的，有些暈眩，有些難以自持，卻又異常清醒。

走

如果說，程志平是驛頭村“走出去”的典型，那么，程建兵是“走出去”又“返回來”的典型。

程建兵生于1973年，他離開驛頭村去土耳其時，已經28歲，屬于“高齡”。我問程建兵，當時為什么選擇去土耳其，而不是村里人更喜歡去的非洲和法國、意大利等地？程建兵說，正是因為村里去土耳其的人比較少，他猜測機會可能也會多一點。

現實并不像程建兵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也沒能找到更多的機會，而是在伊斯坦布爾塔克西姆廣場邊上，一家溫州人開的香港大酒樓“洗了三年碗”。三年之后，程建兵在距離香港大酒樓5公里遠的尼新大廈開了一家300多平方米的東方料理，當起了老板。誰能想到呢？十年之后，程建兵將1200多平方米的老東家“吃”了下來。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他在伊斯坦布爾的歐斯曼被區獨立大街購買了一幢11層樓的房子（后來加蓋了一層），共6000多平方米。建成了土耳其最大的中餐飯店和酒店，名字叫北京飯店。他用了十年時間，從一無所有，做到了土耳其中餐“老大”。2015年當選土耳其中國商會常務會長。

到土耳其第二年，程建兵就將老婆孩子接出去“一起打拼”了。我想，這大概是程建兵能夠快速成功的原因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沒有后顧之憂，也沒有“退路”。必須一往無前。

如果沒有新冠疫情，程建兵大約會將北京飯店越開越大，越開越多，他可能就在土耳其“落地生根”，像程志平一樣，在土耳其“開枝散葉”，成為另一段傳奇。2019年新冠疫情突然而至，其時，他已經將餐飲觸須延伸到國內，在北京、河南等地開了好幾家名為星海會的火鍋連鎖店。疫情打亂了他“內外雙修”的計劃。更為致命的是，伊斯坦布爾是個旅游城市，因為疫情，他的北京飯店生意直線下降，國內的火鍋店生意同樣遭到致命打擊。到目前為止，他只留下河南鄭州一家火鍋店了。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鹿城區和山福鎮找到他，希望他能夠回鄉參加新農村建設。剛好程建兵也有這個想法，不久后，他成立了驛頭驛陽文旅有限公司，結合他在土耳其經營中餐館的經驗，打造融合中土特色“僑文化”的田園綜合體。

驛頭村是東西走向，屬于長條形。程建兵的家在東邊，村尾，圣旨亭路1-3號。再上去就是大鵬山了。他以自家為原點，辦起了田園綜合體第一期——程家大院農家樂。驛頭村副主任程向群告訴我，現在要預訂程家大院的民宿，三個月內都沒有房間了。程向群家也開民宿，成思在驛頭村的住處，就是他家民宿的三樓。他對民宿是了解的。

歸

毫無疑問，驛頭村是獨特的，也是美麗的。

不可否認，驛頭村的美，有很大一部分，是歷史原因，這里是程氏先人找到的桃花源。只是，程頤估計不會想到，程澥應該也很難料到，千年之后，他們的子孫晚輩，會從東海之濱的驛頭村出發，足跡踏遍世界各地，并且，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我們現在只能想象，在程志平的后半生里，有多少次面朝東方，在心里默念驛頭村的名字。這個時候，程志平已經不再是程志平了，而是演化成《桃花源記》中的“漁人”。他已經找不到進入桃花源的“入口”，已經迷失在去程之中，也可能沒有勇氣和力氣尋找回程。不能返回故里，應該是他心中一個無法釋懷的遺憾。我想，何止是程志平，何止是驛頭村，這人世間，有多少悲歡離合？有多少人終生無法再返回故里。好在有程·讓平，他替父親完成了這個心愿，他找到了返鄉之路，找到了桃花源的“入口”，多次因公因私返回故里。除了程·讓平，我還想到了程建兵，返鄉這條路，他比程·讓平走得更堅決，更決絕，他“出走”，又“返回”，然后，準備“重新出發”。我問過程建兵，是什么吸引他，或者說，是什么導致他這么做。程建兵實話實說，除了對故鄉感情，最重要的還有，他在家鄉看到了機會，一個比外面世界更多更大的機會。

當然，有些問題無法回避，程建兵做的是“田園綜合體”，首先碰到的是土地資源問題，而土地問題又是現在農村最具體、最細微、最敏感又最復雜的問題。其實，遇到問題的不只是程建兵，我想，應該還有程·讓平，據說，他參加加蓬總統選舉失敗之后，離開了加蓬。但這只是傳說，從來沒有人站出來解釋、證實或辯說。還有程正吉，沒有當書記之前，也不常住村里，他在城內有兩家企業，一家是混凝土，一家是外貿。因為當這個村書記，他將兩家企業交給兒子管理，算是退居“二線”了。內行人知道，混凝土企業，是要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沒有兩把“刷子”的人，辦不了。名義上，他已經將企業交給兒子打理，真正遇到問題，還得他這個“老將”出馬。我到驛頭第二天，正和他在村委會聊天，突然接了一個電話，他放下電話，對我說，一輛工程車，跑到永嘉界，被交警扣住了。要罰款，要扣分。我相信他兩個企業都做得不錯，成思曾經悄悄告訴我，村口花壇及周邊共有六棵銀杏樹，就是他出錢買的。當了村書記之后，他花在村里的錢接近一百萬。我想，如果兩個企業做得不好的話，他是拿不出這么多錢的。當然，對于一個人，或者一個企業來講，一百萬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對于一個地方建設，一百萬算不上什么大錢。更主要的是，村書記的職責不是捐錢，而是帶領大家辦事，讓驛頭村更上一個臺階。我覺得，這大概才是程正吉面臨的問題。作為村里的“一把手”，當然，也是家里的“一把手”，他兩頭都要做好。而現實情況是，村里沒有資源，沒有集體經濟，擺在他面前的，確實是一座桃花源，但他的議程是，這不是一座遺世獨立的桃花源，而是一座開放的、包容的、快速發展的桃花源，他如何帶領大家，繼承好千年的傳承，如何提煉和推廣理義之學，更主要的是，開辟出別開生面的新征程。同樣，這也是程向群和其他村委會成員的議程。還有成思，她說自己已經在溫州買房了，堅定做一個新溫州人，我猜想，她的議程不只是融入驛頭村或者溫州的問題，而是，她如何將最新的知識和概念引進來，讓溫州，特別是驛頭村的舊與新發生化學反應，催生出新的可能，她是橋梁，是催化劑，是未來，更代表新的可能。

哲貴，1973年生，浙江溫州人。一級作家，浙江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江南》雜志副主編。已出版小說《金屬心》《信河街傳奇》《仙境》《化蝶》《我對這個時代有話要說》，非虛構作品《金鄉》等。曾獲郁達夫短篇小說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汪曾祺文學獎、百花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