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中，大家對于物質文明更重要，還是精神文明更重要這一時代命題，有著與今天并不一致的看法。林語堂的聯大之行，就是這一情形最為充分的顯露。

1943年12月中下旬，西南聯大的壁報墻上貼出了林語堂即將來校演講的布告。消息一出，校內外奔走相告，都期待一睹這位馳名中外的幽默大師的風采。23日上午9點多，聯大圖書館前的民主草坪上，早已擠滿校內外師生和各界人士，大家都是提前等著聆聽林氏演講的。既定的演講時間是10點整，但是林氏遲到了一些。這時，有人便不滿地嘀咕：“林先生的表也許是美國的時刻。”

10:08，林語堂身穿泥褐色絨袍，頭頂青灰色高帽，戴著鑲金邊的眼鏡，瀟灑地出現在師生和各界人士面前。這是他這次來昆訪問后的第三次演講了。

演講前，聯大常委梅貽琦對演講嘉賓作了簡要的介紹，說林氏是學校的老教師，曾在清華教過英文，后又在北大任過教。20年前的林先生，是非常壯健的。他曾做過童子軍的隊長，和現在的風度完全不一樣。到美國后，一直以他的筆桿替祖國做了很多事。梅常委補充說：“我說的教師，是教書的教師，不是傳教的教師。”

一開始，林語堂就說：“我很早就聽人說，聯大是一個還可以讀書的地方，同學們在茶館里念書。前天我曾見過你們的寢室，小小的一張桌子上，不但洗臉，還要讀唐詩。而且，我又見過你們賣書的小貼兒。總括起來，得到兩句話。這就是：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前者驚嘆物質生活的艱苦，后者贊揚精神生活的豐富。（張源潛：《聯大舊事兩則》）

隨后，林語堂話鋒一轉：“我今天所談的，便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他說，由重慶到昆明，途中所見種種，以及在到昆后所住的新村附近，有許多矮小得像DOG’S HOUSE的房屋，所以引發了他的“感想”。他認為，所謂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是分不開的。

林氏談到西方的物質主義的流弊。認為，所謂西方的物質文明，實在是工業革命以后的產物。“我們不要以為西方什么都好。十八世紀初歐洲的旅館，其狹窄齷齪和我們現有的條件是差不多的。”林氏希望念文科的人，不要用科學方法去衡量他所學習的學科，因為這方面是精神勝于物質。“例如母女之愛、友愛等，不能用純粹的唯物觀點去衡量”，他覺得，太物質了，人們便失去了人性，成為機器。

很顯然，林語堂的演講是以“物質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為其主旨的。可是，他在演講中更多的卻偏重于精神的重要性。為了突出精神文明的重要，而不惜以并不貼切的舉例和觀點展開。這正像一臺只有辯方而無攻方的辯論賽，其自論自說的過程本身即充滿了矛盾，因而引起聯大不少同學的不適和反感。當天，就有陶莎、許明、陸高等一群聯大學生憤憤不平地給《云南日報》寫信，披露了演講內容的其他更多細節，強烈表達了對林氏演講的不滿。

林語堂在演講中認為，人類所以在25年內便有兩次大戰，就全是大家只重物質的結果。他認為，研究人與人的關系，不能用科學方法，不能注意那些實際的調查統計和自然、社會、經濟的背景。由于他把科學精神看成機械的物質，同學們反問：“這就是‘大師’的‘精神文明’的結果嗎？”

林語堂還表示，“清風明月是物質，至于抽香煙到底是精神還是物質，就有點難說了。”類似這樣奇特的論斷，信中還列舉和反駁了不少。同學們覺得：“我們花了一個鐘頭的寶貴的上課時間，結果卻聽到了這樣一頓教訓。‘物質’上既受損失，‘精神’上又受侮辱。”

從聯大學生寫的信中，我們不難揣摩出林先生當時演講的大概情形。其目的也許是為了鼓勵師生們繼續以昂揚的斗志面對惡劣的環境，共創中國教育的奇跡。但是，他過于強調精神的重要性，力圖鼓舞師生們忽略物質的粗陋，從精神中獲取無窮的力量。甚而，還提出做人文學科不應采用科學手段等論斷，這與聯大當時的情形恰好是相左的。當時，在聯大，無論是社會學、民族學、語言學、統計學等等人文研究，其實都廣泛采取了物質的、科學的研究方法。

24日在昆明《掃蕩報》發表的署名楊曼的文章《聽“幽默大師”講演后》說，他所講的材料“正如我們到本地土館中去吃‘雜碎’，滿滿的一盤，什么都有，但吃不出真的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我本來就不大弄得清楚，加之聽他一番話，更使我墮入五里霧中去了，恐怕同學們也一樣的感覺”。

楊曼認為，林先生的文章“不得了”，但是演講水平“不了得”，對其“見面不如聞名”。

其實，在演講當天，《云南民國日報》等刊登的文章，一多半是持批評語氣的。中文系學生張源潛披露，在24日上午的“西洋通史”課上，蔡維藩教授說看到報上批評林語堂的文章很高興，認為青年人能明是非而辨別之，很了不起。

如今，林語堂先生和當年寫信給《云南日報》的學生都已作古，唯有“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這句話作為聯大精神的一種高度概括，仍然為人們津津樂道。

一場長達一小時的演講會，能夠閃著光芒地長留在時光里的，居然只是一句俏皮話一樣的開場白，這是林先生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