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精彩的部分在《瘟疫之夜》遍地開花。”

12月14日晚，作家余華在北京師范大學帶來一場“從帕慕克《瘟疫之夜》講起”的寫作公開課。

余華是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的老師，他的文學課堂一直為許多讀者所好奇。此次通過直播的方式，這堂文學課從校內走向校外，為更多文學愛好者看到。

在開課之初，余華就直言講《瘟疫之夜》是一份“苦差事”，既要吸引大家去讀這本書，又要不劇透。“帕慕克寫得很有耐心，我們讀他的書也需要耐心。你們看完了小說，會知道小說比我說的要精彩得多。”

余華談《瘟疫之夜》。 本文圖片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提供

《瘟疫之夜》是土耳其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的近作。小說將人們帶到1901年風雨飄搖的奧斯曼帝國。“東地中海明珠”明格爾島不僅為列強虎視眈眈，還飽受瘟疫之苦。奧斯曼蘇丹哈米德二世計劃借帝國首席藥劑師邦科夫斯基帕夏到明格爾島防控疫情之機，安排毒殺，但藥劑師意外死于他人之手。帕克澤公主和她的醫生丈夫努里、侍衛卡米爾來到明格爾島對抗瘟疫，并與當地總督薩米帕夏一起找出殺害藥劑師的真兇。

余華在今年上半年連著幾天看完了600頁的《瘟疫之夜》，合上最后一頁后很是感慨。“《瘟疫之夜》寫的是20世紀初的故事。雖然這個小說寫到的人物、情節以及當時的生活狀態距離今天已經有一百二十多年了，但是我仍然認為它是一部關于今天的小說。”

在余華看來，作家在小說中寫下的都是自己對于今天生活的感受和認識。無論故事發生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作家都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和立場去寫作的，“所以可以這么說，所有的小說都是屬于今天的，這只不過是不同時代的作品，屬于不同時代的今天。”

接著，余華從情節、細節這兩部分帶讀者進入這部小說。他提到，從情節上看，小說在不到70頁的篇幅里寫到了四個完全不同的驚心動魄的死亡：第一個是明格爾島第一美人澤伊內普之死，第二個是澤伊內普的丈夫卡米爾之死，第三個是總督薩米帕夏之死，第四個是宗教領袖謝赫哈姆杜拉之死。

“我沒有在一部小說里看到一個作家如此集中地寫四個死亡，它不是匆匆帶過，而是認真地寫。”小說中總督薩米帕夏被絞死前看到了一只有著巨大翅膀的黑色烏鴉，這也讓余華想到自己《兄弟》里宋鋼臥軌臨死前看到的海鳥。

余華還注意到帕慕克的敘述方式：“他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寫陰謀和權斗的時候，也清晰地寫下了四個死亡，同時又把當時亂糟糟的社會狀態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且他的敘述是那么地從容不迫。”

小說中的細節也給余華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舉例書中兩處不經意的細節，第一個是一張寫字臺。帕克澤公主來到明格爾島后，因為注意到了套房里那張面朝城堡、港口、城市美景和花園的寫字臺，她想起了自己對姐姐有關寫信的承諾。而帕克澤公主寫給姐姐的113封信，正是這部長篇小說的起源。

第二個細節在于一把木梳子。澤伊內普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她說自己正在找一把三天前母親給的木梳子。已成為統帥的丈夫卡米爾追問她母親是否三天前來過，結果澤伊內普說母親沒來，而是她自己回家了一趟。夫妻倆因為澤伊內普不遵守隔離規定而有了不快，但更關鍵的是，這把鑲珍珠的木梳恰恰揭露了澤伊內普何時染上了瘟疫。

“兩個細節，第一個起到的作用是‘轉換’，第二個起到的作用是‘過渡’。”余華認為，大師級的小說家，他們筆下的細節看似不經意，但有與沒有之間，就是極大的差距。“我們看一個作家是否優秀，要看那些不經意的細節。”

余華在2014年去了伊斯坦布爾。“對于中國來說，歐洲是那么地遙遠，但是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布爾，歐洲和亞洲就隔了一個博斯普魯斯海峽。我們在伊斯坦布爾的時候，經常是午飯在歐洲吃，晚飯在亞洲吃，明天反過來，午飯在亞洲吃，晚飯在歐洲吃。”

他想說的是，文學比這還要近。“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今天還在讀唐詩宋詞，讀《紅樓夢》，讀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巴爾扎克、卡夫卡、馬爾克斯。我們讀他們的理由，也是我們今天讀《瘟疫之夜》的理由。”

本次活動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與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聯合舉辦，屬于“作家的文學公開課”系列活動之一。

“余華是一個好老師。”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說，這么多年，他第一次看到余華特意準備了講稿。

“寫作是一件非常嚴肅又艱難的事業。從《瘟疫之夜》可以看到，一個作家在寫作時需要巨大的精神投入和非凡的掌控能力，還需要在復雜的場景、人物、故事中做出融合和平衡。要講出其中復雜的文學肌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