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中國工業題材小說創作的重要作家，草明通過扎根工廠，創作出了《原動力》《乘風破浪》等意義重大的小說。相較于作品的意義，文學研究界給予草明的關注一直似乎不夠，對于她作品的認知與解讀也相對標簽化與符號化。草明的新中國工業題材小說，因為創作時的歷史環境，確實或多或少存在著一些觀念先行、人物簡單化等問題，但也仍然有許多極具闡釋空間的文本內容值得探討。比如草明設置工人戀愛情節時折射出的城鄉觀念問題，可以與1980年代路遙的一系列小說做對照。

與此同時，在對草明的研究中，還明顯存在一種非常不平衡的現象，即對于她自上世紀40年代末以來作品的關注，要遠遠高于她創作于30年代的早期作品。這一點，通過2009年出版的《草明研究資料》的文章匯編能夠非常清晰地看到。草明自己大概也認為，相較于她的早期創作，上世紀40年代以后的小說創作要更加富有意義。她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將自己創作上的轉折指認為1942年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面簡稱為《講話》）。草明認為，正是《講話》使她意識到自己過去主要以“繅絲女工”為主題的小說，只是一種旁觀式的經驗寫作，“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上，不是有意識地深入生活，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分析他們的生活與階級關系”。（《草明文集》作者自序）正因如此，草明在《講話》之后，尤其是從上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主動前往工業區長期生活，嘗試用參與者而非旁觀者、回憶者的身份來創作。值得說明的是，這種轉折實際上指的是創作方式與觀念上的轉折，在創作內容上，草明在1938年就已經發生了一次轉變：由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在各地輾轉的草明幾乎已不再創作工人小說，轉而寫作宣傳抗日的小說。

不過，草明在上世紀30年代的創作卻未必像她自己認定的那樣幼稚，茅盾就曾在介紹《草鞋腳》的時候，認為她當時的作品風格已經非常成熟。在草明30年代創作的中短篇小說中，她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由她經驗編織出來的世界，這個世界關于城市、工廠以及底層勞動者，在不同的小說中都可以看到作家本人成長過程中生命體驗的浮現。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作為小說構建材料的經驗，不是一種簡單的價值判斷，而是復雜的真實生活與情感、相悖的品質在小說中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身上交匯。這正是今天重讀上世紀30年代的草明時，最應該捕獲到的東西。

草明在自傳中聊到童年生活時，專門提到了順德婦女們“不落家”的習慣。所謂“不落家”，即女性象征性地出嫁，無須依仗夫家生活。這種充滿女性主義色彩的生活方式，源于鄉鎮民辦工廠給女性提供工作，讓她們擁有了經濟獨立的可能。正因如此，草明認為工廠是孕育婦女獨立精神的空間。然后她才提到，在這些鄉鎮工廠的勞動中，女性確實不可避免地受到諸多的壓迫與剝削。也即是說，草明在成長過程中體驗到的工廠世界，并非一個單純的階級斗爭場所，它首先作為一臺現代性裝置存在，在運轉過程中不斷地將女性從傳統的鄉鎮生活與家庭倫理中解放出來，其次才是階級矛盾的萌發之地。

正是對于工廠雙重效應的感受，使得草明在她上世紀30年代的小說中，一方面對于以繅絲女工為代表的底層勞動者表現了無限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對工廠的正常運行有著某種隱含期待。這種期待還來自20世紀初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伴隨著大量外國資本的涌入與城市工廠的興建，鄉鎮民辦工廠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逐漸衰敗，由此在后者中勞動的女工們被迫離開家鄉前往城市，《傾跌》《晚上》《隔世的犯人》等小說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故事。尤其是《傾跌》，草明在這篇小說中描寫了3個被“擠出”工廠的女工，到城市求生然后一個個墮落為娼妓。這樣的故事顯然與曾經充滿著女性主義光輝的繅絲女工形象，形成了富有悲劇意味的對比。草明創作于1937年的中篇小說《絕地》是一個更明顯的例子。草明自述《絕地》試圖通過描寫工人家屬的生活反映橡膠廠工人的罷工斗爭。然而《絕地》的主人公，橡膠廠附近賣粥為生的真嫂和她的兒子，在小說中遭遇了兩次重大的打擊，第一次是因為工人罷工導致賣粥生意無法繼續，幾乎餓死，第二次是因為政府征地拆掉了她居住的草棚。在罷工造成的饑餓事件中，真嫂的兒子細牛甚至為了填飽肚子學會了盜竊。如果說，女工們的墮落還能夠歸咎于城市的誘惑，那么細牛的盜竊便直接指向了工廠的停擺。也正是工廠的復工，終結了這一次饑餓事件。類似地，《絕地》中還有許多細節，比如罷工多日以后，真嫂試圖去尋找組織罷工的陳永年，卻遇見了一對工人夫婦正因為失去收入而爭吵。還有一位老婦人告訴真嫂，大家都指望著工廠吃飯，罷工以后大家的脾氣都變壞了起來。

身處左翼作家陣營的草明，當然不是在誣蔑工人罷工的正當性，只是在創作中融入了某種來自早期生命經驗的思考，那些依附工廠而生存的普通人，在工廠終止運行的時刻會走進怎么樣的生活呢？在我看來，這種充滿自省性的思考是有力的，因為它面向的是具體人的遭遇與創傷，而非某種抽象的理念，盡管這種反思不知道在什么時候會變為指向作家本人的一把匕首。在這一點上，草明無愧于說自己曾經吃過“魯迅的奶”。

草明對工廠的復雜心態，也延伸到了她對于城市的認知中。草明筆下的城市充滿著階級不平等的生活景觀與底層勞動人民被迫墮落的故事，但與此同時，她一再試圖讓那些墮落故事的主人公們堅守在城市之中。當《傾跌》中的蘇七無以為生想要回鄉時，她的表妹卻勸告她：“萬萬不要回去，我們鄉下，就是餓鬼也不許你做阿。人沒有坐著等餓死的，兩餐總得弄來吃，就算搶吧，偷吧，做壞人也得在城里。”從這個意義上說，草明雖然曾經自我批判這一時期的小說語言歐化，但和西方小說其實有著某種本質上的區別。面對城市與現代化帶來的種種災難，西方小說總是試圖想象出一個田園牧歌式的鄉村世界，以此作為一個逃避的終極地點。草明拒絕這種幻想，她堅信婦女需要堅守在城市中，在這里才可能走向主體的現代化與獨立。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草明對于繅絲女工們在城市中的墮落，并非完全是知識分子式的悲天憫人。在《魅惑》中，草明借角色之口質問，如果是為了生存，摘桑、繅絲和當私娼哪一項是較為高貴的事業？在《傾跌》的結尾，當“我”看到阿屈和蘇七行走在被巡警抓捕的妓女隊伍中時，草明沒有悲天憫人地讓人物開始控訴命運的不公，恰恰相反，她寫阿屈倔強的臉就像“已經知道了她的勇敢的伙伴們在熱烈地等著她”。從某種意義上說，《傾跌》可以視作蔣光慈《沖出云圍的月亮》的顛倒敘事。染上梅毒的王曼英通過成為紗場女工重新獲得了回到革命者陣營的允諾，蘇七恰恰是被工廠驅逐到城市之后，以身體的墮落與城市簽訂了短暫的生存契約，在這個過程中草明為讀者展現了左翼文學中并不常見的另一重身體敘事邏輯：女性的身體不再僅僅作為革命隱喻的附庸，而是重回具象的個體生存問題上。

草明的另一篇小說《進城日記》恰好可以和《傾跌》形成一組對照。在這篇小說中，她也描寫了3位女性，曾是女學生的四嫂和五姐，還有原本反抗包辦婚姻的女工人桂英。她們曾經或是反對婚姻，或是憎恨男性，但最后都放棄了自己的觀念，成為家庭與婚姻的附庸。主人公在小說最后說，自己要離開“這些廢物，另外再找幾個朝氣蓬勃的姊妹住在一起”。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離開的動機來自主人公無法忍受永遠被社會所遺忘。這是一次自我的發現，是主體意識的獨立確認。這當然與城市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倦》中，草明就講述了一個擺攤為生的男人，如何在觀摩一場運動會時萌發了讓自己的孩子也開始運動的想法，盡管這個想法很快夭折于生存帶來的疲憊之中。但不可否認的是，城市生活的景觀在無法遏止地促使底層勞動者萌發種種關于現代生活的想象，這種現代性想象正是他們開始思考自我生存狀態的重要前提。

正因如此，草明的小說中其實同時蘊含著階級問題與現代性問題，這兩者彼此交織成了一個復雜的真實世界，一方面階級問題帶來了底層勞動者的不幸故事；另一方面，由于現代性的存在，無論她們如何不幸，都不能脫離諸如工廠、城市等現代性場所。其實，這也成為了上世紀40年代以后草明小說繼續處理的問題，只不過那時互相交織的是實現工業化與實現社會主義這兩個新中國的重要目標。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草明在《沒有了牙齒的》這一篇小說中，借一位掉完了牙齒的老婦人向讀者講述了一個寓言：“一只瘋狗，誰都要鄙棄它。它一定是給主人毒打過，或是他們吃掉了它的小狗，它才發狂的呀。主人的威勢，是嚇服慣了它的，它能反抗他們什么呢？那只有向其他的人亂咬來發泄它的憤怒罷了。”之所以要提起這個簡單的故事，并稱其為寓言，是因為它幾乎成為上世紀30年代草明構建底層勞動者形象的行動指南。

在草明這一時期的小說中幾乎無法找到一個純良的底層勞動者，在大多數時候，草明拒絕以階級作為標準制造一個個符號化的人物，而是試圖還原出底層勞動者是怎樣復雜的個體。《病人》中的中年婦女嘴上嫌棄花柳病人，卻在護士對病人不耐煩時也白了護士一眼。《絕地》中的看門人老馬，平日總是嘲諷真嫂，卻是在饑餓事件中第一個把錢借給她的人。最好的例子來自《小玲妹》，草明在里面塑造了一個時常因生計而酗酒，并對繼女發火的父親，然而當繼女因意外去世以后，他卻比任何人都要痛苦與悔恨。對于草明來說，底層生存者身上的不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造了這種不堪的源頭。所以在《騙子們》中，當了巡警的富生屢遭墮落的女性欺騙后，他并沒有憤怒，而是不斷地追問，究竟是誰奪走了她們的靈魂。

草明并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啟蒙者，所以她真切平等地復述并接受底層勞動者的復雜。同時，她也不是一個絕望者，因為那個瘋狗的故事我并沒有說完。她在最后告訴我們，終有一天瘋狗會反口要了主人的命，她在等這樣一個時刻的出現。或許這兩種品質，在上世紀30年代就已經預告了她的未來。她會走進充滿著希望與未來的新中國工廠，在與工人們的共同生活中完成剩余人生的所有事業。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