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先生弘社會學之道，致社會良性運行之善，寄身翰墨，孜孜以求，為文章經國之大業，勤勉一生。先生創立社會運行學派，著述“五論”，將學術之思之情深深系于中國社會，民胞物與，廓然大公。

自從事社會學研究伊始，鄭杭生先生就對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社會學懷有深深的執念。為此，他立足中國實踐，在兩個方向上用力，一是思考西方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關系并在認識上作出了重大理論創新，二是融貫中國傳統群學思想和治亂興衰史觀于社會學。到了晚年，他對部分學者言必稱西方的狀況感到深深的憂慮，主張增強社會學主體意識，弱化“邊陲思維”，在費孝通的“文化自覺”基礎上，他發出“理論自覺”的呼吁，要在中國經驗基礎上創新中國特色社會學，中國社會學要“立足現實，高于現實；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借鑒國外，超越國外；創新話語，創造特色”。此時，先生已年逾古稀，但他念茲在茲的是提倡社會學界致力于創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社會學理論，從而掌握“學術話語權”。創新中國氣派的社會學的底氣來源于中國實踐經驗。先生皇皇巨著，恢宏“五論”，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科學描述和深刻闡釋，是中國實踐經驗的社會學發明。比如，先生認為社會實踐的結構性變化有兩個維度，即現代性全球化的長波進程以及本土社會轉型的特殊脈動。先生矢志不渝地以中國經驗創新和光耀社會學。

鄭杭生先生心中一直有“社會”的觀念，認為學社會學需要強烈的社會關懷，要有創造“美好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年輕時有過在湖南鄉下參加社會主義教育活動、在江西“五七干校”當石匠打石頭的親身經歷，“文革”期間他對社會惡性運行和不協調發展有切膚之痛。嚴復在翻譯出版《群學肄言》時將社會學看成是一門研究社會治和亂、興與衰的原因，揭示社會所以達到治的方法或規律的學問。先生根據自身經歷，沿著嚴復的思路，結合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和反思，提出了社會運行的三種類型：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中性運行與模糊發展、惡性運行與畸形發展。他曾說過，用“治亂興衰”來評價社會運行狀況，在我國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孔子就曾為其所處時代的社會失序發出“觚不觚”的感慨。鄭杭生先生在心靈深處感受到先賢之所感，懷揣“治亂興衰”的歷史感，寄托“美好社會”的向往，將社會學視為“關于現代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特別是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科學”，弘揚社會學之道，就是要致社會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之善。當然，先生并非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他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發展會有代價，研究社會運行的條件和機制，就是要務實地在“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上下功夫。不難看出，先生在社會學中融貫了中國古代治亂興衰史觀和群學思想，為社會學賦予了靈魂，賦予社會學在揭示社會發展變化規律基礎上實現社會關懷的價值擔當，社會學不只是社會經驗的理論投影。

先生心懷天下，有著傳統知識分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擔當。家國情懷體現在他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中。先生賦予社會學價值擔當，在其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兩種形態觀點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先生認為，社會學有西方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之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也有革命批判型與維護建設型之分，不能只有批判沒有建設，或只有建設而無反思批判。先生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需要社會學，社會學的大發展更需要黨的領導和支持。先生心系中國未來社會發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他強調，“社會轉型”概念不是指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演變，而是指通過人類生活、組織模式、社會實踐結構轉變所體現出來的傳統—現代—更新現代的推進。社會學要發揮經世濟國的作用，要把建設性精神與反思批判精神更好地綜合起來，這也是中國社會學的成事之道。

師從鄭杭生先生，經常被問及有何感受，筆者最大的感觸正是先生的這種家國情懷和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凝聚著民族魂魄，賡續著中華文脈，每每思之，感動不已。先生社會學學術之思之情滿含著大國魂魄，不僅在具體論斷上微言大義，更在精神氣質上廓然大公。以中華民族之魂鑄就社會學，以社會學豐富中華民族之魂，這是先生治學中的家國情懷。如何沿著先生開拓的為學之道繼往開來，為社會學鑄魂，為社會良性運行明道，是后輩學人的責任與擔當。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工作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