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該走了嗎》是美國華裔女作家李翊云在國內出版的第一部小說，該書中文版日前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作家李翊云出生于北京，1996年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免疫學博士，1997年李翊云純粹出于興趣加入了一個社區(qū)寫作培訓班，結果發(fā)現自己很喜歡寫作，于是放棄了免疫學專業(yè)，轉而開始英文寫作為業(yè)。今年51歲的她，已從事英文創(chuàng)作二十七年，著有五部長篇小說，三部短篇集，一部散文集。曾獲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美國“麥克阿瑟天才獎”等多個重要獎項。目前，她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的劉易斯藝術中心。

長居紐約的女作家鐘娜也在嘗試用英語寫作，今年8月她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辦公室專訪了作家李翊云。本文為這次采訪內容的一部分。

李翊云

今年八月的一天，我跳上通往新澤西州的火車，去普林斯頓大學采訪作家李翊云。目前，她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的劉易斯藝術中心。下火車后，步行五分鐘左右，可見到李翊云執(zhí)教的創(chuàng)意寫作項目所在的教學樓，按她郵件里的指示來說，那“是一棟很丑的方塊混凝土大樓”。大樓對面的草坪上是普林斯頓校園的景觀之一，圓明園十二獸首的仿制品。銅雕圍成一圈，相對無言，偶有不同族裔的年輕面孔背著書包從其間穿過，如同一個隱喻。

自接觸到李翊云的作品以來，我既被它吸引，也對它充滿好奇。她對自我的關注從何而來？是什么讓她篤信，日常的親密關系比外部的驚濤駭浪更值得書寫？如何理解她寫作中自相矛盾的瞬間？對話在系辦公室安靜溫暖的公共空間進行。李翊云在桌子的一角坐下，我按下錄音鍵，采訪開始。

《我該走了嗎》

李翊云和英語的關系

鐘娜：你在2005 年出版首部短篇集 “a thousand years of prayers”（《千年敬祈》），自那以來你已經創(chuàng)作了三部短篇、五部長篇和一部散文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因為我學英語的那個時代，英語一直是帶有全球性的、共識性的一種語言。但是你在你的散文 “to speak is blonder， but I venture”（暫譯成《言出必失，但我仍愿嘗試》）里，你提到英語是你的私人語言，你常常會忘記其他人也會說英文。我其實就很好奇，你現在還會有這種感覺嗎？然后在用英文創(chuàng)作了將近 20 年的這個旅程里面，你和它的關系有沒有發(fā)生過什么變化？

李翊云：現在有沒有這個感覺？還是這樣子，因為我大概講中文要講得慢一點。我覺得英文對我是兩種，一個是在工作的時候，比如跟同事說話，或者教書的時候跟學生說話，那就是公共語言了。我講的語言他們得聽得懂，但是那只是我生活的一小部分，我生活一大部分主要就是坐在家里，我就是主要是坐在家里自己跟自己說話。我自己跟自己說話也是用英語，但是那時候就沒有人聽得見，就是自己說，所以就是沒頭沒尾。當然不是說出來，就是在腦子里說，因為很多年寫東西也其實是自己在跟自己說話，所以就習慣了。我覺得英語，有些英語有一部分的語言就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就是私人語言。OK，然后寫出來了，大家看了不要緊，但是還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對話。

鐘娜：你用這種角度來切入英語，然后用英語寫作，你覺得在一開始會遇到什么樣的挑戰(zhàn)和困難嗎？會不會有一種，你的私人語言的頻率和大家的頻率不容易那么搭起來的情況？

李翊云：有的時候我覺得我用什么語言就是取決于我在看什么書。比如我在看簡·奧斯汀——17世紀的作品，那我的語言就會非常快地轉變。我在散文集里寫過，我們在愛爾蘭旅行的時候，一個服務生的英語就有愛爾蘭口音，他就用英語問我們要不要什么，我就回答了，就是一種用愛爾蘭口音回答的。我的小孩子說，你真是很rude，你太沒有禮貌了，聽上去你像在嘲笑人家。其實我沒有那個意思，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我的頭腦就是別人說什么，我就像回音似的，我就回出來那個聲音了。看書是一樣的，我要看到什么樣的人，我的英語就會轉化成那樣的英語。所以可能我用的英語就跟比如在公共場合用的英語是不一樣的，不過那也不要緊。

反對陳詞濫調

鐘娜：我覺得有一個小的主題貫穿了很多你的作品，就是對cliché的關注。cliché中文可以翻成陳詞濫調，像在《我該走了嗎》這本書里這個主人公莉婭，她是一位年長的女性，她在生命的盡頭回顧自己的人生。她有三任丈夫，然后同時也有很多的子女，然后其中一個女兒是去世了，這樣一位非常剛毅的女性，她同時也是對陳詞濫調非常敏感的一個人。比如說，她會說我不喜歡打開新房的鑰匙這種表達，因為鎖只會把盜賊引上門。

我發(fā)現你經常會在小說里對陳詞濫調進行挑戰(zhàn)和改寫，這個其實在你剛才所說的 where reasons end（《理性終結之處》）這本對話式的長篇小說里也是大量出現的。所以我覺得你在反對它的同時對陳詞濫調也有很強烈的好奇心，而且它成為你語言創(chuàng)新的一個跳板。

李翊云：我覺得你問得很好，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因為我英語不是母語，所以這些東西并不在我血液里，對吧？就像咱們說中文就會講一些成語，也不想這個成語的典故，就直接說了，對吧？因為我英語不是第一語言，我就會想，但是你一想就會覺得有很多東西都說不通，你就會想。

另外，我覺得我是對語言很敏感，一個詞語是怎么來的，我總要去查字典。這個確實是成為我自己跟自己說話的原因。你比如說一句很俗套的話， water under bridge 對吧？你想是 What water？ What bridge？哈哈哈，誰發(fā)明的這個語言？你就一直挖到后面，發(fā)現莎士比亞說的，但是大家就用了也不想了。但是我就喜歡想一想。

鐘娜：的確，就像有的時候我們現在突然想起一個成語，然后也會想，比如說買櫝還珠，你就會想是以前是哪一個具體的人做了這么一件蠢事。

李翊云：所以我喜歡想這些事情，喜歡把它們再拿出來，再轉一下，看看能轉出什么新的東西來。

鐘娜：對，其實某種程度上很像語言上的一種考古學。

李翊云：對，就是這樣子。然后我覺得你說得挺對的，因為這是我的興趣，我的這些人物他們也就會獲得這個興趣。

鐘娜：對，而且對于cliché，除了在語言方面，我覺得你還會對它講述的人生的某種道理進行一些探索。像在《理性終結之處》里面，這個母親的敘述者，她就說萬一人生需要陳詞濫調的救贖——“What if life must be saved by cliché”。你覺得陳詞濫調對我們來說特殊在哪里？

李翊云：一種慰藉。比如一個人去世了，大家都會寫一張卡片或者寫個email，寫封信，都是陳詞濫調。因為There‘s no words， you can only say the old words。

我覺得這個慰藉是在于，陳詞濫調雖然沒有表達新的東西，但是他們提供了一個框架，給大家的想法提供一個最容易但是也是最結實的框架。所以我覺得Cliché has a point。

鐘娜：是因為這種框架里有一種善意，一種保護。

李翊云：對，所以是這樣子的，有的時候不需要說新的話，在沒有別的語言的情況下，你可以說cliché。但是你想的時候一定要想，我能不能不用這些陳詞濫調去想。

鐘娜：很有意思，最開始的時候你有提到，你經常會在自己腦袋里和自己對話，進行語言上的一些辯論。《我該走了嗎》的主人公其實也是從你這里繼承了自我爭論的一種方式。我就在想，你的背景是免疫學嘛，然后當一個免疫系統出現問題之后，它也會進行自我攻擊。我在想是不是就是這種左右互搏式的爭論？你覺得你為什么會被它吸引？你從中得到的好處是什么？

李翊云：從中得到的好處就是 You never get bored。哈哈哈，總是很有意思，你總能想到更新的話題——并不是一個游戲，可能更像哲學一些，你永遠達不到那個真理。你總是在不斷地試。其實我以前做實驗也是這樣的，你永遠達不到終點，你就是不斷地試。進了一步，那你就再進下一步，越來越近，但是永遠達不到這個東西。寫作對我有意思，就是你永遠也找不到合適的詞。

鐘娜：那你最后怎么判斷這個地方結束了？

李翊云：我其實并不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我覺得完美主義者就是說肯定有一個完美的詞，一個對的詞，但我是差不多就行。我就總是寫到覺得這已經是我在現有的能力之下寫的最好的一句話，我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