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號的《說說唱唱》，發表了王亞平以唱詞形式寫成的《張羽煮海》。這個故事改編自《元曲選》中的《沙門島張生煮海》。3月，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又以“新鼓詞第四集”的名義，由寶文堂書店推出單行本。同時，藝人采用各種形式上演。為了討論《張羽煮海》的創作經驗，并進一步推動通俗文學的創作活動，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創作委員會通俗文學組先后于8月21日和9月1日舉行兩次討論會。出席討論會的有邵荃麟、沙汀、老舍、王亞平、袁水拍、嚴文井、張天翼、趙樹理、穆木天、安娥、李之華等四十余人， 還有數位音樂工作者參加。為了便于從內容到形式上全面的討論，討論前特邀請名藝人白鳳鳴、高鳳山、關學曾、劉田利等人演唱了《張羽煮海》和流傳已久的《草船借箭》。

北京寶文堂書店1953年3月初版封面

評書大家連闊如先生

討論會開始時，老舍說：《張羽煮海》是創作上一個新的嘗試，希望詩人、音樂工作者在觀摩中多多發掘問題，分析研究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使通俗文藝的創作更加提高一步。

趙樹理說：元曲里面有很多好東西，但也有很多庸俗的東西，《張羽煮海》就是故事庸俗、人物沒有性格的一個；亞平同志的成功，是在這些方面超過了元曲的水平。不過，沙汀指出其主要缺點是：敘述過多，對人物性格的刻畫還嫌不夠。故事情節上也有些地方不太合情理，如趙樹理發言中指出：張羽煮海時，把龍女也煮在海里，這實在不妙，如果老龍王頑固到底，不交出瓊蓮，那結果就會把瓊蓮也煮在里面。袁水拍認為張羽煮海時氣勢太兇，使人感到他并不是被壓迫者，反而覺得他是在壓迫龍王。這就會使人減少對張羽的同情，削弱作品的感染力。

關于張羽煮海的語言問題，大家認為基本上是好的。曹禺說：通俗文藝主要的就是文字上一定要深入淺出，使人一聽就懂，《張羽煮海》在這方面是成功的。老舍指出：《張羽煮海》文字上很順當，但詞句不夠精煉，還缺少能抓住聽眾、感動聽眾的有力詞句。特別是在《張羽煮海》和《草船借箭》的演唱以后來比較，就更加清楚。

大家都覺得，舊詞經過了藝人們長期的錘煉，在語言上是簡練的、豐富的，而且能夠在最緊張的時候抓住聽眾。它的音韻節奏之美，和人物形象的生動，都是值得學習的。但舊詞的語言還是存在重大的缺點。曹禺說：《草船借箭》中有些地方，不僅不是詩，也不是話，而是文字不通的，如果拿來作為通俗文學的標準，我是不同意的。袁水拍也說：《草船借箭》中有很多詞句，只是為了討好聽眾，而對人物的刻畫并沒有什么幫助，甚至有破壞作用。連闊如也指出，《草船借箭》因為有很多地方是為了押韻，所以顯得特別勉強，如“白費情由”“文武雙全，武備文修”，這些地方都是不通的。

討論會上先后用四種形式演唱了《張羽煮海》，即西河大鼓、琴書、快板、梅花調。每種形式各有其優缺點，其中梅花調，因為規格很嚴實，不能用王亞平的原詞演唱，藝人白鳳巖將原詞改編。梅花調本來是產生在北京的一種貴族曲藝，旋律優美，婉轉動人，但因為過于追求音韻之美，只拖長腔，而內容空洞無物，所以逐漸沒落。白鳳巖把《張羽煮海》這個長的故事裝了進去，并恢復了原來的牌子。老舍評價說：“救活了一步死棋。”趙樹理、安娥、柳倩等人則認為，白鳳巖把死去的東西復活起來的努力是好的，也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梅花調這種形式不適于表現有斗爭性的內容，所以更重要的是把原來的形式加以消化和創造，突破它的限制，使它適合于新的內容。

曲藝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唱詞，而唱詞就是一種說唱詩，它與詩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而在討論中，也涉及到詩的形式問題。老舍對此發表意見說：“現在有人認為新詩一定要按照五言或七言的格律來寫，這是不正確的，《草船借箭》并不是七字一句，但因為它是七字的音節，我們聽起來就覺得很有節奏，抑揚頓挫，很為動聽，所以不管它幾字一句，要緊的是掌握語言的音節，而不必在音節之外求‘格’，語言的音節就是格，而我們的新詩中所缺少的，正是這種音韻節奏之美，這是我們要向民間文藝、古典文藝學習的。”

《張羽煮海》的改編、演出，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通俗文藝創作的一次有益嘗試。北京市文聯的老舍、趙樹理、王亞平等人創辦的“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及會刊《說說唱唱》則是推動通俗文藝發展的重要平臺。《張羽煮海》討論會，會聚了一批知名的作家和民間藝人，方法多樣，既接地氣，又重實效。將《張羽煮海》和《草船借箭》用演唱的方式作對比，很具有創新性，不僅與會者有說話的由頭，而且也能讓作者知道差距在哪里。老舍非常注意語言的錘煉。他認為還要再下功夫修改《張羽煮海》的詞句，讓它變得更加吸引人。用西河大鼓、琴書、快板、梅花調四種形式演唱，除了藝術表現力的差別，還有一個難題是每種曲藝有固定的程式，演唱前很可能需要二度改編。改編得好，老樹發新芽。老舍稱贊白鳳巖的改編是“救活了一步死棋”。趙樹理、安娥、柳倩等人則希望直接改造梅花調的形式，這個要求有點過高。老舍還專門談到詩的形式，他認為不必拘泥于五言或七言，“要緊的是掌握語言的音節”，形成一種“音韻節奏之美”。這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通俗文學組舉行討論會這一時期，大概就是王亞平寫評劇《張羽煮海》的收尾階段。因為這個劇本在9月號的《劇本》月刊上發表。同月，華北人民出版社印成單行本。所以，大家的意見對王亞平而言是有切實幫助的。評劇《張羽煮海》出版后，即由北京市評劇一團于9月末排練演出，連續上演一百三十余場，觀眾十三萬余人。接著，天橋的兩個評劇班社，唐山、天津、吉林等評劇班社相繼演出。截至翌年2月中旬，全國各地（河北、河南、安徽、太原、上海、大連等地）以地方戲及皮影戲演出此劇者已有三十余處，觀眾約在百萬以上。此外，單行本于1954年4月再版后，又編入“評劇叢刊”，轉由通俗讀物出版社于同年11月印行。1955年3月，寶文堂書店印了一種普及本，專門銷行到小城鎮和農村。1960年6月，寶文堂書店又出了新的一版。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初，通俗文學組曾特請連闊如表演評書《三請姚期》，并進行兩次討論。參加討論的除了邵荃麟、沙汀、王亞平、孫伏園、王尊三、孟超、連闊如、馬連登、柳倩、李岳南、端木蕻良、苗培時等人，還出現了汪曾祺。大家一致認為：《三請姚期》所反映的內容具有一定的現實性，也就是有一定的人民性；說書藝人必須擁有優越的表演藝術，才能完美表達出評書內容；《三請姚期》用三請的方式，深深吸引住聽眾，符合民族形式的表現手法；《三請姚期》中對人物的刻畫，給人以新的啟示；運用語言上，除了通俗易懂，有不少地方用得很準確、精練，活潑有力。汪曾祺當時在《說說唱唱》做編輯。這一年，他在王亞平的建議下，根據《儒林外史》創作出京劇劇本《范進中舉》。汪曾祺在他后來寫的《老舍先生》一文里，也專門提到老舍對在北京的民間藝人的尊重和對民間藝術的喜愛。因此，汪曾祺參加《三請姚期》討論會，雖然不清楚他具體講了什么，但也能推斷這些經歷影響了他以后的創作理念與語言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