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導論——新動向及其應用》，【西】塞薩爾·多明格斯 等 著，于漫、潘超 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3年5月

近185年以來，“世界文學”一直被當作思考比較文學的一種方式，而比較文學則以不同方式影響著世界范圍的文化交流探索、文學評價視野、閱讀和教學目標準則、教學項目和研究領域的形成。各種各樣的原因促進推動了這一主題下不同變奏曲的發展變化，因此，將所有這些變奏集體性地歸結為相同的指稱或含義似乎有些夸大；而且，正如在比較文學中經常發生的那樣，在“世界文學”這個問題上，我們宣揚的遠大抱負與我們實際達到的目標終究還是兩碼事。“世界文學”總是（正如歌德在1827年所言）即將來臨；它是一個期望中的目標，一個未來的巔峰時刻，一個沒有能夠愿望成真的標準。無論在某個特定時期“世界文學”這一概念表達背后所蘊藏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斷地在形式和邏輯意義上定義文學研究與文學領域外部“世界”之間的聯系。必須要認識“世界文學”，其作用在于“審視我們以前的文學思想觀念中被忽略的種種，現在讓我們去努力超越這些限制”。

世界文學隱含著對世界的定義。歌德曾用這個表述作為與“民族”文學相對立的概念，尤其是對19世紀早期德國視為從（主要是法國改編古希臘古羅馬的）新古典主義模式中獲得文化獨立的“民族”文學的一種回應。于是乎，在一套共認的普遍性體裁、風格和標準已經被“民族”特殊性所取代的前提背景下，在歌德熱切期盼的想象中，“民族”文學很快將會讓位給“世界”文學，而且那個“世界”文學不是一個充滿了同質性的空間，而是不同文學傳統之間的相互交流。歌德這種關于“交流”的論斷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腦海中打下了烙印，他們在1848年寫道：

資產階級通過對世界市場的開拓，使每個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具有了世界性的特征。……各個民族的知識創造成為共有財富。民族的片面性和狹隘性日益土崩瓦解，于是在眾多的民族和地方文學中誕生了一種世界文學。（Marx and Engels 1948 ：12—13）

審視歌德和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我們會發現，盡管使用了相同的名稱，但他們對這個過程的描述卻不盡相同。一部中國小說促使歌德認識到寫作創造的“人類共同財富”以及由它們記錄下來的思想和感受；因此他敦促讀者群里和作家同仁們走上更加廣闊的舞臺，共同參與到世界文學的建設中來。而《共產黨宣言》的兩位作者則把“世界文學”興起的條件認定為“資產階級開拓世界市場”讓世界各地趨于大一統。歌德認為他發現了普遍存在的人性這一事實，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認為這是由資產階級促成的；歌德預見從差異走向融合，而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所有“民族和地方的”差異都將成為過去。

雙方的論述全部成立，但必要條件是我們能夠很好地辨別模棱兩可的含義。毋庸置疑，用語言創作藝術作品是全人類共有的能力，盡管并非每個人都能平等地展現這種能力，也并非每個人類社會都能平等地培養這種能力。在我們能夠認同另一個人類群體的“文學”之前，必須有人進行翻譯、充當媒介或展開類比，將一個單純的行為轉換成文學。

易洛魁人的作品，即使充滿荒謬，也是無價之寶；當我們置身于從未經歷過的環境中，并受到與我們完全不同的行為和宗教觀點的影響時，它能給我們提供人類心靈運作的獨特樣本。我們有時應該對由此產生的反向思維感到驚奇并受到啟迪……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僅應該學會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而且應該學會感受這些觀念的力量。（愛德華 · 吉本，《一篇關于文學研究的文章》［1761］，引自Reiss 2004：136—137）

童話故事在世界各地流傳了數千年，但只在近幾百年它們才被歸屬為與史詩、抒情詩、戲劇比肩的文學類型。當一個古代文明被發掘出來，覆蓋在這個文明之上的泥板得以被破解之時，學者們必須確認其留存的內容中哪些是歷史、法律、統計、祈禱，哪些是文學。當一個之前不為人知的人類群體接觸到另一種文明時，他們的一些歌曲和故事可能會借助翻譯、選集和鑒賞而成為“文學”。自20世紀早期的達達運動以來，無意義的音節、彩票和傳單只要以文本形式呈現并被接受為藝術表現，都能被解釋為文學。在所有這些歸類和分類行為中，作為中間人的翻譯者、批評家或文選編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他們負責在言語藝術領域做分配，執行文本挑選的任務。

歌德認可并歡迎外國（中國）小說家成為世界文學的同道者，卻忽視了翻譯者、出版商和其他許多為了作品能順利地從北京到達魏瑪而努力掃清障礙的經濟、哲學、政治和技術中間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斷言，全球范圍內資本主義的同質化活動已經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們認為交流對象只是交流網格建立過程中的附帶物。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注定會失敗的“民族片面性和狹隘性”的歷史遺留，卻被歌德認定是作家和民族應該給世界文學盛宴帶來的瑰寶。

如果對歌德來說，文學擴展到世界范圍的好處是增加了文學多樣性的話，那么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像此后的許多經濟學家一樣，認為消除貿易障礙是邁向統一的必經之路，能夠在最大范圍的市場上成為最易于估值并交換物品的貿易者，就可以從規模中獲得更大的收益。對于這一區別，可以說，歌德間接地證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因為，讓歌德感知到中國人微妙情感的那部作品是一本白話體小說，一種比傳統文言文作品更便于翻譯成西方文字的文學類型；白話小說的另一個優勢是能夠與歐洲人熟悉的浪漫傳奇小說交相輝映。相對于東亞地區的許多其他文學類型來說，中國小說在被歌德以及其他讀者接受的道路上已經先行了一大步。（近一個世紀后，中國和日本的詩歌才得以翻譯成為西方讀者能夠理解的表達形式。）對于世界文學來說，一個沒有得到讀者回應的風格或作品無異于失傳—盡管對于（像愛德華·吉本這樣想象力豐富的）異域讀者來說，這樣的風格或作品的文學價值無與倫比。因此，在我們對世界文學的理解中，僅僅憑借著歌德和馬克思、恩格斯等先驅的敘述，我們就能意識到，非常有必要針對以下問題進行詳細的鑒別和語境化的理解：

● 全人類的藝術創造力，與接受者在時間和空間上各不相同的感知模式及特有盲區相比較；

● 跨時代和跨文化共情能力，與譯者及譯入國文學史的媒介作用相互比較；

● 作品和文化的個體特征，與文化交流市場相互比較。

任何情況下，當一部作品提升到了“世界文學”的地位，我們都不能簡單地認定這僅僅是其中的某種特殊因素的結果，不能因而就排除其他對應的相關因素。

（本文節選自《比較文學導論——新動向及其應用》，【西】塞薩爾·多明格斯 等 著，于漫、潘超 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