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2023年10月9日刊登的《1933年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之際徐悲鴻與盛成交往考》（以下簡稱《交往考》）一文中，筆者對盛成的有關表述進行過一番考訂，其中就對盛成所稱“瓦萊里在徐悲鴻《簫聲》畫上題詩”一事提出了質疑，當時限于文獻資料不足，未展開論述。近日，北京徐悲鴻紀念館向我提供了一張徐悲鴻《簫聲》素描畫照片，在這幅畫的左上角有兩行法文題詞，簽名清晰地顯示了題詞者并非瓦萊里，而是法國詩人、評論家費爾南德·格雷格（Fernand Gregh）。

失實陳述

關于徐悲鴻策劃主辦的1933年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盛成在回憶文章和回憶錄中有多處失實陳述。但關于“瓦萊里在《簫聲》畫上題詩”一事，不光盛成有失實陳述，就連徐悲鴻當時的夫人蔣碧微也有失實陳述。經過近些年來報刊、書籍、網絡的反復引用、渲染，使得歷史真相進一步受到遮蔽。

盛成在1983年所寫的《情深誼長——一個老同學、老朋友的回憶》一文中寫道：

……不過更有力的幫助還是來自法國的友好人士瓦萊里和莫諾。他們收到我寫去的信后，立即前往中國近代繪畫展覽會參觀，不僅對這一幅幅出自中國近代畫家之手的佳作極為贊賞，瓦萊里還在悲鴻1926年畫的一幅蔣碧微肖像畫《簫聲》上欣然題了兩句詩。此事一下轟動了法國藝壇，各界人士紛紛前來參觀，畫展受到了很大重視。展覽會取得了成功，并賣出了十二幅畫，這才解決了悲鴻一直為之苦惱的經費問題。

十年后的1993年，在《舊世新書——盛成回憶錄》中，盛成對前述文字加以修訂、補充，對這件事又作了新的表述：

徐悲鴻夫婦租了房子，不來不去，處境困難，只好找瓦萊里的志愿秘書曼努（Monot）。曼努是一個銀行家，他看了我的信后，便帶徐悲鴻見了瓦萊里。晚上，瓦萊里和曼努隨徐悲鴻去他的住處看了他的畫。當時沒有電，他們二人爬了很多層的樓梯上去。瓦萊里在徐悲鴻的一幅畫上題了兩句詩。曼努回去后，立即給巴黎的各大報社打電話，所有的報紙都發表了消息。曼努又買了徐悲鴻的畫。這樣，徐悲鴻的處境開始有了轉機。

與前一表述相比，后者有一處重要的修改，就是沒有再提瓦萊里在其上題詩的那幅畫的名稱。

比較離奇的是，徐悲鴻當時的夫人蔣碧微在自己的回憶錄《我與徐悲鴻》一書的《附錄》中也這樣寫道：

《簫聲》油畫，在巴黎第八區六樓畫室作。繪我在吹簫，畫面于朦朧中頗饒詩意，法國大詩人伐萊理見了極為欣賞，曾在畫上題了兩句詩。大約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寬。

需要指出的是，徐悲鴻1926年為蔣碧微所創作的油畫肖像畫《簫聲》，作為徐悲鴻人物畫的代表作之一，現在早已公之于眾，畫上并沒有所謂瓦萊里（即“伐萊理”）的親筆題詩。蔣碧微與盛成（在1983年回憶文章中）之所以言之鑿鑿地稱瓦萊里在油畫（肖像畫）《簫聲》上題詩，大概因為油畫《簫聲》一直收藏在中國大陸，而蔣碧微在寫書時身在臺灣，盛成在寫上述文章時也剛從海外回到國內不久，都沒有機會見到油畫《簫聲》的原作或者圖片。待到1993年盛成出版回憶錄時，油畫《簫聲》圖片已公之于眾，所以盛成就不再提這幅畫的名稱，而只是籠統地說“瓦萊里在徐悲鴻的一幅畫上題了兩句詩”。蔣碧微則因為已于1978年去世，其表述沒有機會得到修訂。

值得注意的是，蔣碧微在回憶錄正文（發表于1964年）中并沒有提及1933年在巴黎時瓦萊里去看望她和徐悲鴻的事，更沒有提及瓦萊里在油畫《簫聲》上題詩。她在《附錄》中為何要加上這樣一條失實信息，其文獻資料來源于何處，是值得學界加以研究的。

另據蔣碧微《我與徐悲鴻》，1933年這次她與徐悲鴻到法國巴黎，住的樓層并不高——“算算在巴黎停留的時間相當長，住旅館既不方便，耗費又大，我們就在十五區租了一間小小的畫室。同住在這幢房子里的，還有一位中國女畫家黃女士?！敃r黃女士住四樓，我們住在二樓?！庇纱丝磥?，盛成回憶錄中所說的“當時沒有電，他們二人爬了很多層的樓梯上去”顯然也是想象虛構之詞。

傳播誤導

近些年，各類媒體和出版物上出現的在1933年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之際徐悲鴻與盛成有關交往的描寫，尤其是有關“瓦萊里在徐悲鴻的油畫《簫聲》上題詩”，大體都延續了盛成、蔣碧微的上述失實陳述。

還有一本名為《吞吐大荒——徐悲鴻尋蹤》的書則將“瓦萊里為徐悲鴻畫作《簫聲》題詩”之事安排在了1927年，書里寫道：

也就在一九二七年，在徐悲鴻即將結束留學生涯之前，他有九幅作品入選這一年的法國全國美術展覽會,其中有一幅名叫《簫聲》……法國詩人保爾·瓦萊里，這位日后的法蘭西院士，在《簫聲》的素描稿上題寫了幾行詩，意思是說，他看到的這位東方畫家，是一位能夠把握瞬間的魔術師,因為在這張畫之中,我們仿佛看到美好的景致從竹簫中間流淌出來。

其實保爾·瓦萊里早在1925年就已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1927年還稱其為“這位日后的法蘭西院士”，顯然是對瓦萊里生平缺乏了解的結果。

《吞吐大荒——徐悲鴻尋蹤》緊接著還對“瓦萊里1927年題詩”一事的“背景”作了進一步交代：

說到瓦萊里與徐悲鴻，不能忽略徐悲鴻的一個友人，就是以《我的母親》一書轟動法國、曾獲得法國“總統獎”的著名小說家、翻譯家盛成。他是與徐悲鴻在震旦公學讀法文的老同學。一九八四年，他曾回憶說:“我與悲鴻的關系，一般人知不甚詳。當時我已是國際知名的作家，我寫了許多信，介紹他給法國朋友,尤其代我作長篇序言的瓦萊里。……”

盛成又說:“我寫了一封信給瓦萊里，特別介紹悲鴻，還有一封信給瓦氏的志愿秘書莫諾，是一位大銀行家。悲鴻到巴黎后去看了他們，瓦氏在悲鴻畫碧微吹簫的畫上親筆提了兩句詩，這幅畫于是轟動巴黎，畫由莫諾重價買去。悲鴻因此成名?！?/p>

其實在1927年，盛成還不是“國際知名的作家”。據盛成《海外工讀十年紀實》一書，盛成寫出《我的母親》后，“送到各印書局，候了兩個多月，音訊全無。”后來在加皮夫人的指點下，盛成將書稿送給瓦萊里，“過了兩天，他給我一封信，介紹印書局的。”隨后各家印書局紛紛表示愿意出版盛成的《我的母親》一書。1928年6月，《我的母親》由巴黎亞丁階印書局出版。由于書前有瓦萊里所寫長達16頁的序言，“此書一鳴驚人，轟動法國文壇，盛成于同年加入法國文人(作家)協會。”（據朱安平《盛成傳略》）

由此可見，盛成是在1928年6月以后才成為“國際知名的作家”。而徐悲鴻卻早在1927年4月就已離開法國，在新加坡停留一段時間后，于當年9月回到上海。在徐悲鴻離開法國之前，盛成自己聲名尚弱，是沒有能力給徐悲鴻“介紹法國朋友”的。

另據盛成回憶文章《情深誼長——一個老同學、老朋友的回憶》，他與徐悲鴻雖同在法國留學長達十年，但是兩人卻沒有任何聯系，“那時，悲鴻是得到北洋政府公費資助的留學生；我們這些勤工儉學的學生們大都從心理上對官費生沒有好感，在法度過的十年中，我沒有去找過悲鴻。”這也再次證明盛成不可能在1927年為徐悲鴻“介紹法國朋友”。

很顯然，《吞吐大荒——徐悲鴻尋蹤》是將盛成所講述的1933年之事移花接木到了1927年。但由于盛成所講述的1933年之事也并不屬實，這就導致相關內容可謂錯上加錯。

真相并不復雜

近日，我與北京徐悲鴻紀念館展覽典藏部主任徐驥（徐悲鴻嫡孫）談及1933年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相關事宜。據徐驥介紹，徐悲鴻先生1933年到法國巴黎去辦這個展時，并沒有攜帶油畫。徐驥還說，館藏的素描畫《簫聲》上確實有兩行法文題詞，并向我提供了素描畫《簫聲》的照片?？梢钥吹?，題詞位于這幅素描畫的左上角，經辨識、翻譯，題詞大致意思為：“那分鐘是音樂家畫的，風景看來是從笛子里出來了?！?/p>

“巧合”的是，這兩行題詞的意思與某些媒體以及《吞吐大荒——徐悲鴻尋蹤》所描述的“瓦萊里的題詩”內容完全一樣（不考慮翻譯過程中的辭藻修飾）。然而題詞的簽名卻不是瓦萊里的法文 名 字 Paul Valery，而 是 Fernand Gregh（國內一般譯為費爾南德·格雷格）。

費爾南德·格雷格，1873年10月生于法國巴黎，1960年去世，法國詩人、評論家，是《追憶似水年華》作者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好友，《追憶似水年華》一書中多次提到他的名字。費爾南德·格雷格于1902年創立“人道主義流派”。他是維克多·雨果的熱烈崇拜者，他曾經創作了大量雨果體的詩歌，并于1950年匯編成集。他還發表過一些文藝評論集，如《打開的窗戶》《法國詩歌的面貌》《維克多·雨果的生平和著作》。他于1953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由于相關中文文獻資料的匱乏，目前尚難以知曉徐悲鴻是在什么情況下、出于何種考慮而請費爾南德·格雷格為他的素描畫《簫聲》題詞。不過可以確認的是：蔣碧微所稱“法國大詩人伐萊理在油畫《簫聲》上題了兩句詩”是失實的；盛成所稱瓦萊里在徐悲鴻畫作《簫聲》（不論油畫還是素描）上題詩之事也是子虛烏有的。目前很多書刊、媒體上所傳播的“瓦萊里為徐悲鴻畫作題寫的詩句”，都是將費爾南德·格雷格在徐悲鴻素描畫《簫聲》上的題詩錯誤地移植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