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自創辦伊始，直至19世紀末，在經濟上或許并沒有達到其原始投資人的全部預期，但在新聞、傳播乃至出版方面，無疑為近代中國拉開了新的歷史序幕。尤其是對清末上海市民文化以及公共輿論空間的建構發展，起到了引領和推動的雙重作用。與此同時，對于早期海派文學以及海派文化的形成、發展乃至繁榮，《申報》也作出了無可替代的積極貢獻。

早期《申報》文藝：“一時之目”與“千古之心”

具體而言，《申報》創辦后就在新聞傳播這一主業之外，開辟拓展出了“文藝專刊”以及“書籍出版”這兩項具有先鋒性的業務。作為早期《申報》“文藝專刊”的《瀛寰瑣記》（1872.11—1875.1）、《四溟瑣記》（1875.2—1876.1）和《寰宇瑣記》（1876），以及作為書籍出版業務的《申報》館叢書，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20世紀上半葉，都為后來者所關注追憶。魯迅和周作人的日記中，都曾記載過購買早期《申報》館叢書方面的相關信息。

如果檢索早期《申報》的這幾個“文藝專刊”，就會發現一個與早期海派文學乃至海派文化有著密切人事關聯的重要信息，那就是早期《申報》文人群的地域背景與地域文化屬性。

《瀛寰瑣記》在時間上幾乎是緊接著《申報》的創辦而創刊的。其創辦的初衷，盡管有滿足早期《申報》讀者們發表詩文著述心愿的考量，但最終還是為了實現《申報》原始投資人通過不斷擴大出版規模，來實現投資回報的計劃，并達成其“暢行無滯”的商業追求。也就是說，早期《申報》的“文藝專刊”，就是為了彌補并擴大《申報》每天因為人力所限而造成的版面局限，通過“擴張篇幅”“增廣條目”以及創辦月刊的方式，來增加并擴大《申報》新聞出版的信息量。而所謂“用示奇珍”之說，其實亦不過是服務于《申報》商業目標與追求的一種對外說辭吧。

而從早期《申報》編輯、讀者以及作者的地域來源及分布來看，基本上就是以杭嘉湖地區作者群、上海本地作者群以及蘇吳地區作者群為主，再加上少量江浙滬之外的作者。這樣的作者群，其實與當時《申報》的訂戶或讀者群多有交集。這也說明，早期《申報》“文人群”，實際上是一個涵蓋了《申報》的新聞編輯出版、訂戶以及讀者的文人群，是以當時上海這個正在快速發展的開埠口岸城市為中心，以杭嘉湖平原地區為重要腹地或人力后援的文士集團或群體。

具體而言，除了當時上海的中心城區外，還有南匯、華亭、南翔、寶山、嘉定、松江、青浦；浙江包括嘉興、蕭山、杭州、湖州、紹興、寧波、金華、溫州等地；江蘇則集中在蘇州、無錫、常熟以及江陰、淮安等地。通過《申報》這種“日聚千百人之耳目，環而觀聽”的近代新興媒體傳播方式及信息平臺，關聯起來一個人數上不斷增加、地域范圍也隨著《申報》發行銷售范圍的擴大而逐漸擴大的“《申報》社群”。而江浙滬一帶的中下層文士，盡管緩慢卻率先接受了這種現代傳播方式。

由此，江南一帶的民間閱報風氣，亦隨之漸開。除《申報》新聞之外，《申報》“文藝專刊”是一種可以按時——譬如每月——閱讀到的文學讀物。而這種文學讀物，又是按照市場、商業的方式，將文學與文士通過《申報》“組織”起來，形成了一種以“文學”為中心的新的時代聯系方式與關系形態，從而實現了將“一時之目”與“千古之心”兩者兼顧起來的目標，也實現了傳統士大夫以及民間文士在這樣一種平臺上，部分達成其濟世安民、致知格物、弄月吟風諸方面的宏大理想與日常追求。當然，這一切又都是在《申報》及其“文藝專刊”不斷市場化和商業化的推進中逐漸豐富和完善起來的。

時代化、商業化、市場化以及市民化或平民化，客觀上形成了早期《申報》及《申報》文藝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早期海派文學與海派文藝的基本特征。

《申報》館叢書：海派文學與海派文化的實踐平臺

與早期《申報》“文藝專刊”相伴而生的，是《申報》館叢書，這也是《申報》將其出版功能與商業追求，從新聞編輯傳播擴展到書籍出版發行領域的一種具體體現。

如果檢索并考察一下早期《申報》館書目，就會發現在《申報》新聞以及《申報》文藝方面，已經實踐或未曾實踐的一些創新之舉，在《申報》館叢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嘗試，其中不少成為引領時代的典范之舉。

譬如，最初在《申報》連載的翻譯小說《昕夕閑談》，開啟了晚清中國在報刊上連載外國文學作品——長篇小說——翻譯的先河。而《申報》館叢書書目中的《昕夕閑談》一條，則極有可能是晚清中國從人性相通這一角度，來看待并評價中西文學或中西小說的先鋒，“是書（《昕夕閑談》）系經名手從英國小說中翻譯而成也。夫中外之人，雖言語不同、嗜欲不同，而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則一”。這一斷語，不禁讓人聯想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歌德在談到“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時的場景。

所不同的是，歌德當年是在讀到了一部被翻譯成西方語言的中國小說之后，連帶著評論法國詩人貝朗瑞的詩歌，而首次提出“世界文學”這一重要概念的。而《申報》館書目，則是通過《昕夕閑談》這樣一部被翻譯的西方小說，談到了當時中西跨語際、跨文化交流的共同基礎。《昕夕閑談》的翻譯，以及《申報》館書目中所撰寫的《昕夕閑談》內容提要及書籍銷售廣告，一方面凸顯了早期《申報》出版及《申報》文藝的“世界意識”，另一方面也為后來逐漸形成的海派文學及海派文化的“世界性”奠定了基礎。

再如，蔡爾康在《申報館書目序》中提到，《申報》幾乎在創辦伊始，就開始了書籍印刷出版的籌劃推進，而在1877年前后推出的《申報》館叢書書目中，一共收錄了50種新印圖書。如果再加上三種《申報》文藝專刊以及《格致匯編》，則有54種之多。這樣的印刷出版速度，在當時的上海乃至全國，都讓人印象深刻。更為關鍵的是，在這50余種新印書籍中，按照古事紀實類、近事紀實類、近事雜志類、藝林珍賞類、古今紀麗類、投報尺牘類、新奇說部類、章回小說類、新排院本類、殘叢匯刻類、精印圖畫類和附錄予以分類編排。

其中，不僅明顯突出了對近代或當下著述的印刷出版，而且對各種小說類著述的印刷出版也予以了格外重視，甚至將《中英合約》《亞細亞東部地圖》《火輪車圖》亦作為出版物予以印刷出版。這在打破知識壟斷、擴大圖書出版邊界、創新圖書出版的形式手段尤其是技術手段方面，均有先人之舉。甚至曾國藩剛病逝，《申報》館就出版了《曾文正公大事記》，這種出版意識和出版效率，也是不多見的。

更引人注目的是，《申報》館叢書中，“雜著”數量占據半數甚至以上，且具有雅俗兼容與雅俗共賞之突出特點。這一點或許與王韜的個人著述及他所推薦的“艷史叢鈔”類著述有一定關系，但總體上所反映出來的，仍然是《申報》文藝，或者以《申報》文藝為中心的早期海派文學及海派文化兼顧“雅俗”且“雅俗”共賞的審美追求。

概言之，《申報》既是早期海派文學與海派文化的忠實記錄者、承載者和傳播者，又是這一文學與文化的積極倡導者、推動者與實踐者。如果說“雅俗兼顧”以及“雅俗共賞”，成為早期《申報》文藝在市場化、商業化追求下所致力于平衡并實現的藝術目標，那么，前者所呈現出來的，當為早期《申報》文學或海派文學的豐富性與多樣性，而后者則突出了早期海派文學和海派文化的市民性或通俗性。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