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用“文學評論家”作為身份標志了，但我還是覺得，用這個身份來稱呼程德培是最合適不過的。我曾經在描述上世紀50年代以來文學評論發展歷史時概述過這樣的意思：在80年代以前，從事文藝評論者多半是文藝界的官員，也包括各級作家協會的領導，主流媒體的負責人，刊物部門主編、重要記者等，即使沒有這類權力的人，也是在有意傳遞某種話語權，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貫徹文藝路線、政策、國家意志，以及辨別文藝作品是否達到了政治任務所規定的要求，所謂“贊香花、批毒草”就是這類批評的功能。而80年代以來，逐漸地，文學批評的主力在轉移，大約到了90年代后，文藝批評的聲音主要來自高校和媒體，與話語權力中心漸行漸遠。媒體批評的構成比較復雜，在資本、利潤、票房、流量以及意識形態等各類因素角力下，熱點刷屏起哄是有的，罵罵咧咧博人眼球也是有的，但批評的真正獨立性卻很難建構起來；于是學院批評就形成了一家獨大局面。現在的文學研究很難離開學院體制，文學批評家也都是以教授、學者的身份相稱，文學批評在不知不覺中被學術研究所取代。——關于學院批評體制得失的問題不在本文研究之列，我要強調的還是程德培的“文學評論家”的身份，在我們這群80年代一起成長起來的“出窠”弟兄的圈子里，唯有程德培既沒有一官半職，也沒有當過高校的學者教授，僅僅在90年代初編過幾期《文學角》，很快連評論家身份也丟了。接著是下海，當過商人、開過書店……不知道他發了財沒有，知道的就是他夜夜笙歌、唯有杜康的傳說。但是我覺得他在那段時期并不開心，直到他2004年在《上海文學》雜志上連續發表《讀后ACD》，雖然手筆還是有點生疏，但他的名字又回歸到文學批評的行列，他是高興的。接著是張新穎與他的對話《當代文學的問題在哪里》，發表在《上海文學》2006年的第5期上，這大概可以算作程德培復出評論界的公開標志。從這時開始，程德培的文學評論很快恢復了年輕時期的速度和力度，不但產量可觀，也受到了作家們的普遍贊揚。晚年程德培恢復了文學評論家的自尊和勤奮，他十分看重評論家的身份，也許是失而復得吧，他內心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以及隨之而來的榮譽。記得他那年獲得魯迅文學獎，一次偶遇，他認真地責備我：你為啥不來祝賀我？我感到意外，這可不是以前程德培的風格啊，大概他也看出我的疑惑，又解釋說：你可能不在乎這些，可是我在乎啊，我一共才獲得這么一個獎。其幽幽的口氣，傳遞出復雜的滄桑感。我明白他的心意，他看重的也許并不是某個獎項，而是他的勞動成果不僅得到同行肯定，也受到了國內文學領域最高層面的認同。他是真正的熱愛文學，熱愛文學評論。

我與程德培相識很早。大約在1978年五六月間，我進復旦大學讀書的第一個學期，意外地收到上海市作家協會的會議通知，內容是上海作協恢復各個組織的活動，作家協會以前除了有小說組、散文組、詩歌組等以外，還有一個群眾文藝的小組，我被歸入這個組參加活動。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作家協會的活動，也是第一次走進這幢曾經被批判為“彼得堡”的小洋樓。會議主持者是《上海文學》的理論編輯、評論家周介人。后來我才知道，我當時是盧灣區圖書館書評組的成員，由圖書館推薦來參會的。在這個會上，我第一次見到程德培，他是由虹口區圖書館推薦的，應該也屬于一個書評小組之類的成員。在會上我還第一次見到忻才良、毛炳甫等許多人，他們都非常活躍，積極發言。德培也發了言，就讓我記住了他的身份，還有，就是留下了這個人讀書讀得挺多的印象。這個群眾文藝組后來是否還繼續舉辦過活動，我完全記不得了。我與程德培接下來的交往記憶都是在《上海文學》編輯部組織的文學評論活動中。這個小組的活動是以李子云為核心的，主要成員來自復旦、華師大和上師大等幾個高校的教師和研究生，老中青都有，但漸漸地就以青年人為主了。其中最靚眼的，是吳亮與程德培兩個。他們沒有讀過大學，是工廠里的一線工人，自學成才，通過商調到上海作家協會從事文學評論工作。現在聽來好像不可思議，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這是很普遍的現象。國家百廢待興，衡量人才標準，沒有那么多的學歷、文憑和頭銜等所謂“帽子”要求，更沒有什么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申請國家項目之類的內卷標準，當時看重的就是真才實學。衡量作家、評論家是否優秀的標準，就是看他們的文章寫得好不好，有沒有才華，以作品的質量取人。吳亮和程德培都是勤奮的人，讀書多，文章寫得漂亮，吳亮的閱讀偏重于西方哲學、思想類的書籍；程德培更多的是閱讀大量當代文學作品。他自覺地為每一個他閱讀過的當代作家建立資料檔案，為他們的作品編索引。程德培還喜歡與作家通信，討論創作問題，他的文學評論針對性強，常常能把作家在某個時期的創作傾向分析得很透徹，這與他和作家之間頻繁交流是分不開的。從程德培學習文學評論的方法來看，是一條很扎實、科學的路徑，直接從文本出發進行解讀，反而避免了學院里常見的一些條條框框、僵化理論的束縛，反而能夠進行獨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探索。

程德培一生所從事的文學評論工作，可以分作兩個階段。

前一個階段是從一個業余的文學愛好者到職業的文學評論家，這是程德培的學習勁頭十足、創作個性勃發的年代。他之前在農場里務過農、在工廠里做過工，居住在一個逼仄狹小的環境中——我去過他當時在虹口東嘉興路的家，還一起坐在沒有窗戶的閣樓上聊過文學——大約是生活環境的逼仄，唯有在文學的想象天地里才感受到精神翱翔的歡樂。程德培在一本小冊子里自我解嘲說，由于終日沒有陽光的閣樓，滋生了難以擺脫的“憂郁感”，有人卻把這種憂郁感“‘吹捧’為出色的藝術感覺”。這雖然是自我嘲諷，卻證明了由生活環境造成的憂郁感才是他性格中的底色，而療治憂郁感的一貼良藥，是文學帶給他的精神歡悅，他首先是一個文學的愛好者和感恩者，然后才開始走向文學評論的生涯。強調這一點，就是為了區別現在有些雖然混了文學博士學位，內心里卻對文學、對作家滿腔仇恨似的酷評家，當然這不說明程德培對文學、對作家沒有自己的標準，而他更多的是選擇自己比較感興趣的作家和作品來進行評論和研究。因為在閱讀中有了感興趣的作品，才使他進一步與作家有了通信和討論的機緣，才建立起互相間的信任與了解。他始終把自己定位在一個專業讀者的身份之上，從沒有想過文學評論家要居高臨下地指點江山。

我看到媒體對程德培的宣傳中，經常會強調他評論某個作家的作品，就要讀完這個作家的全部作品，然后感嘆現在很少有人這么寫評論。其實這樣的宣傳是有點外行的。程德培所說的，是他要寫某個作家的小說論，必須看完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這是一個研究者基本的研究方法，在高校的文科學生要寫研究論文，都必須讀完所研究對象的全部材料，也包括作家的全部作品。程德培寫關于作家的小說論，是研究作家的總體創作，并不是單篇作品的評論。上世紀80年代當代文學新潮剛開始澎湃，許多新潮作家也剛開始發表作品，程德培的特點在于：他不是孤立地評論某部作品，而是掌握作家近階段的總體創作情況而后概括出某種創作傾向，如寫王安憶早期創作中雯雯系列的“情緒天地”，寫李杭育葛川江系列的“最后一個”現象，寫莫言被記憶纏繞的“童年視角”，寫殘雪小說中的“現代性噩夢”等諸如此類的創作傾向性問題，而對這類傾向性的發現，不是像現在的學院批評那樣，學了西方某種流行理論或者概念，就用來概括中國的當代文學創作，程德培是從大量閱讀作家作品文本而獲得的某種看法，這些看法不僅敏銳、而且準確，能夠說明某作家在近期創作中的傾向和藝術特色。我們稱贊程德培的藝術感覺好，主要就是說他能夠從閱讀中及時地發現作家在小說文本里或隱或顯的藝術奧秘和傾向性特征。作家引為知音的，大約也是這一點。身為文學評論家的程德培，從一開始就自覺地站在研究作家的立場上寫作家論或者創作論，他所說的如何閱讀作家全部創作，是為了強調他的研究的嚴謹態度，這也是一個優秀研究者的工作前提。程德培的文學評論是一種學術性的研究，而不是印象式的隨意批評；但更需要強調的是，他早期的文學評論不是學院式的理論炫技，而是堅持從文本出發，做文本分析，進而來尋找作家創作的藝術特點。

程德培的文學評論雖然有著鮮明特色和異于常人之處，但是就他主觀上的自我認知而言，他還是不滿足的，他也曾不斷地力圖擺脫自我局限，朝著理論形態的評論方式去發展。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文學理論盛行的年代，也是一個新概念新術語狂轟濫炸的年代，一個從基層提升到文學核心圈內(作家協會)的文學評論家，他不受時代的影響是不可能的，這就使他自覺地開始了對小說形式的探討，他以當代文學創作的實績為資源，從小說形式的創新性探討，進而展開對小說本體的藝術探索。當時上海文藝出版社策劃一套以青年評論家為主要作者的“牛犢叢書”，吳亮出版了他的對話系列《一個藝術家與友人的談話》，我出版了文學史研究系列《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程德培則推出一本《小說本體思考錄》。小說形式創新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熱鬧的理論話題。高行健寫了一本小冊子《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引起作家們的激動，李陀、馮驥才、劉心武等人互相通信，高度贊揚，成了現代主義文藝在中國的四只“風箏”而轟動一時。很難說程德培對小說形式的探索與“風箏”沒有關系，但是他巧妙地避開了西方現代主義的理論話題，直接抓住1985年當代小說創作的新潮現象進行小說敘事的分析，從小說敘事進入小說藝術本體。高行健的資源直接來自西方現代派小說，程德培則強調當下的文藝創作實踐，兩者的距離就拉開了。但那時程德培的理論操練還是不夠，他的論述范圍基本還停留在當代小說研究的領域。這一點他自己也是明白的，后來他又寫了一本《當代小說藝術論》，篇幅多了一倍以上，繼續完善自己的小說理論研究。可以說，從作家作品論到小說敘事的宏觀探討，程德培前期寫作道路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

——這就是我記憶中的程德培的前期寫作。這些天我斷斷續續地寫這篇文章，干擾的雜事太多，寫作進度很慢，每次坐到電腦前不過寫下千把字，不得不停頓下來。寫作的延宕背后也有著情感的需要，既是對程德培的記憶，也伴隨著自己曾經的青春記憶。我們都是從那個荒蕪時代走過來，整整十年的時間被浪費了，換句話說，我們真正的青春時代，是從三十歲左右才開始。那個時候，文學新潮涌動，我們也心潮涌動，都相信眼前展開了燦爛的美好前景。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我腦子里揮之不去的都是一場一場學術會議的場面，我們在臺上意氣奮發，臺下徹夜長談，我們一起喝茶聊天，一起看足球比賽，那個時候的程德培喜歡大呼小叫，活力四射。誰也不曾去想，未來將會是另外一種圖景。1993年他離開了文學評論領域，但是并沒有忘記他關注的文壇和喜愛的文學，也沒有忘記朋友間的情誼。我在新世紀初那幾年兼任了某刊物主編的工作，惹得一些人不高興。就在最困難的那些時候，程德培在我并不知情的狀況下請人吃飯，在飯桌上特意為我辯護，制止一些人對我的攻擊。而且他依然情誼滿滿地答應了我的請求，在刊物上連載文章，點評刊物上的作品。這是對我工作的最大支持。對于老友后來的復出文壇，我是由衷感到高興。程德培稱得上寶刀不老，在他人生第二階段的文學寫作中，他的評論氣象恢弘，視野開闊，似乎是為了彌補他早年理論性不強的偏向，有意強化了對西方文藝理論的闡述和引用。我讀程德培的晚年文章，經常是鴻篇大論，天女散花，從古希臘思想到現代西方理論，都成為他信手拈來的論述內容。而且讓我更佩服的是，他的眼光與時俱進，他所評論、研究的作家，不斷出現年輕一代的作家。在一本被稱作“‘70’話‘70’”的評論集里，他一口氣寫了七位當代最活躍的“70后”作家的創作論。這些被評論的作家都正當年，生命處于最旺盛的階段，創作也呈井噴之象，亟需有學者給以理論的評價和提升；再者，新世紀的前二十年，從文學史演變的角度來說，正是一個代際轉換的關鍵時刻。上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作家的創作已經達到輝煌頂峰，而新一代攀登者攜帶了新的時代氣息和審美理想正在領略無限風光。在這樣一個時機，無論天時人和，都需要有卓識的理論工作者及時地參與進來，給以切合實際的關注與總結，與作家們一起來推動當代文學的轉換和發展。而程德培正是在這樣的時間里重新煥發出文學評論的力量。

2023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