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去上海，再也見不到德公了。

德公是程永新叫出來的。程永新是職業編輯，給小說改題目、起標題，給小說中的人物改名字、起綽號，常有“杰作”。這習慣難免會帶到生活中來，比如給熟人另起名號?！暗鹿币彩瞧洹敖茏鳌敝?，“杰”在既是昵稱又是尊稱，老少喊起皆為相宜，而且上口。德公對這個稱號應該是比較受用的。你叫他德公，他就吐口煙，笑著問你何時到了上海，怎么安排，晚上一聚？

我認識德公很晚，只是還不認識德公的時候，就常常聽人談到他。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某篇小說如果被德公評論過，小說和作者必定暴得大名。那時候的德公，是文學界的裁判，時常出任小說界冠亞軍決賽的主裁。身份如此“顯赫”，在傳說中的德公卻是個沉默的人。有人描述那時的德公，少言寡語，不抽煙，不喝酒。但是人們又說，德公眼力好，能夠辨認出作家的潛力，預測他有著怎樣的前景。這倒是真的。他的第一篇評論寫的是賈平凹，他是王安憶“雯雯世界”的最早闡釋者，他是莫言小說的首評人。這里順手引用幾段他最早評論莫言的話，讓我們見識一下他的好眼力：

這是一個聯系著遙遠過去的精靈的游蕩，一個由無數感覺相互交織與撞擊而形成的精神的回旋，一個被記憶纏繞的世界。

莫言的作品經常寫到饑餓和水災，這絕非偶然。對人的記憶來說，這無疑是童年生活所留下的陰影，而一旦這種記憶中的陰影要頑強地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時候，它又成了作品本身不可或缺的色調與背景。

在缺乏撫愛與物質的貧困面前，童年時代的黃金輝光便開始黯然失色。于是，在現實生活中消失的光澤，便在想象的天地中化為感覺與幻覺的精靈。微光既是對黑暗的心靈抗爭，亦是一種補充，童年失去的東西越多，抗爭與補充的欲望就越強烈。

后來對莫言的評論可謂汗牛充棟，但涉及早期莫言創作心理與基本方法的文章，大抵沒有超出德公最早的評述，只是更加學院化罷了。有此卓異的藝術感覺和判斷力的人，怎么可能是個沉默的人呢？以我后來對德公的認知，他最早的沉默，其實并不意味著他不說話。他說話，一句沒少說，只是在肚子里說；他當時的沉默，只是在初入文學批評職場時，對文學批評和同仁所保持的敬意和謙虛。你看他多能說，他在很短時間內就寫下了關于汪曾祺、林斤瀾、張潔、王蒙、韓少功、鐵凝、王安憶、陳村、余華、殘雪、李杭育等人的“作家論”，而且均是他們的首批評論者。我當然不能說，這些人后來的成就與他的評論有關，但他的評論有利于作家更早認識到自己的經驗和才能則是肯定的。1992年，莫言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德公的論斷之后，說過這樣一句話：

評論家像火把一樣照亮了我的童年，使許多往事出現在眼前，我不得不又一次引用流氓皇帝對他的謀士劉基說的話：原來是趁火打劫，誰知道弄假成真！

德公不僅寫下了關于那批重要作家的首批評論，而且將他們的作品聚攏在一起，以小說集的形式出版。從發現作品，到評論作品，再到結集出版這些作品，德公與原發刊物和出版社合作，有力地推出了一批杰出作家。有關他與吳亮編輯出版《探索小說集》《新小說在1985》的情況，已有多人評析，這里不再贅述，我只想重復一點：在1985年前后，德公與他的批評家同仁是中國小說話語轉換的重要推動者。他們和作家、編輯家們的共同努力，使得人們短時間內形成了新的觀念性的想象與理解。而當“驟雨初歇”，探索文學和先鋒文學的高潮落下，德公一定有著“都門帳飲無緒”之感。他顯然是不甘心的，所以他在編輯《文學角》期間又接著組織相關評論，試圖將文學探索繼續推進。前天晚上，陳村發來了他自己親手錄入的《文學角》總目錄，我看到其中有關張煒、格非、蘇童等人的文章，以及作家本人的文章。無奈《文學角》很快被?？恕４藭r的程德培，或許感受到了何為“報國無門”。因為報國無門，所以酒量大增？在德公的批評生涯中，這或許是一段無奈的停歇，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但這同時意味著，“聲暫歇”之后他還將發出強音，成為更純粹的批評家。我說的“更純粹“是指，當很多人不再從事文學批評，甚至倒過來對文學、對文學批評極盡冷嘲熱諷之時，德公卻仍然把文學批評當作自己的生活方式。《莊子》云，“道術將為天下裂”，關于文學與文學批評的危機論，或者以此生發的焦慮與虛無，因為來自不同的評價系統，也來自不同的社會感受，完全可以理解，但我們也應該對守望者致以敬意。

我無意也無力對德公的批評進行評述，但我想提到一個事實：在上世紀80年代，德公是最早的小說本體論者。關于小說本體的闡釋，從來都是學院派的活兒，但德公從來都不是學院派。雖然，根據他的朋友們的描述，他早年通過自學閱讀了大量學院派著作，而且這種習慣一直保持到最后。我們可以看到，德公與學院派還是有很大差異。德公從來都是圍繞著某篇小說展開評論，那是一篇新小說，那是一篇因為藝術性而入他法眼的小說，它或是名家作品，或是某個新人的處女作。然后，他才有興趣去調動他的“理論資源”展開論述，以證明他對作品的感覺是有理可依。

90年代末，當我有幸認識德公的時候，他已經做起了圖書生意。是林建法先生帶我去見德公的，地點就是德公在新世界的那個辦公樓，當時朱小如也在場。那是我第一次與德公同進晚餐。德公只喝酒，不吃菜，更不吃主食，這個習慣后來一直保持著。那天我首次見識了他的熱情、周到、豪爽，還有反諷能力。德公拿自己開玩笑，也拿朱小如打麻將的事開玩笑。厚道的朱小如嘿嘿笑著，露著牙，牙有黑有白，還間雜著金屬的顏色。與早年傳說中的程德培不同，此時的德公抽煙很兇，抽的是中華煙，抽煙的姿式很有派頭，過濾嘴不是夾在指根，而是夾在中指和食指的關節位置，他還會隨時給你扔一根煙過來。推杯換盞之際，談起與眾作家交往的細節，他話語滔滔，無所忌諱，但他又是寬容的，對同行保持著尊重，只論趣味而不評介人品。他的衣著很有品位，衣衫挺括，領帶考究，褲子剛剛熨過，皮鞋锃光發亮，加上他本人眉清目秀，相貌堂堂，我都有一種見到老牌帝國大資本家的感覺了。他捕捉細節的能力是一流的，從他嘴里說出來極為有趣，令人捧腹。捧腹大笑的，首先是他本人，他會一手夾煙一手捧腹站起來，然后再在笑聲中坐下。在德公那里蹭飯，無疑是愉快的事，雙方都很愉快，他本人好像更加愉快。如果你再給他提供一些細節，他的愉快就更是無以復加。他會傾身向前，請你再重復一遍，隨之大笑。那不是黑暗中的笑聲，而是朝霞中的笑聲，有著孩童式的好奇、天真和無邪，甚至燦爛。他無疑是極為善良的人。這樣的人，做生意若能成功，當是舉世之奇跡；這樣的人，成為批評家其實也是奇跡，因為唯一可以依憑的就是自己的熱情、才華、敏銳與勤勉。

再見到德公，已是新世紀了。2002年春天，拙著《花腔》研討會在上海召開，人文社編輯委托朱小如聯系場地，不知道朱小如是不是喝高了，會場竟安排在金色年代夜總會。我和人文社編輯趕到會場，發現會場沒有桌子、椅子，只有茶幾、沙發，燈光則是鐳射的，花紅柳綠，如入魔境。與會者進入會場，個個表情復雜。有朋友問我，什么時候與上海娛樂界掛上勾的？我說就在此時此刻。人文社領導和編輯責備我還有功夫開玩笑，催促服務員重新布置燈光。這時候，西裝革履的德公大駕光臨了。他說，有得搞了，蠻好的，蠻好的。我已記不清嘉賓們會上都說了什么——可惜林建法先生遠行了，不然他定能找到記錄稿。我能記得的，是會后去吃飯，德公說，就在這里吃好了。那天不少人確實在那里呆到很晚，搞得人文社和贊助會議的朋友有點緊張。德公和朋友舉杯唱和，令我感到這就是德公的主場。當時我與德公沒有談到拙著，但此后幾年，我多次聽他談到《花腔》，并表示他要寫篇長文。聽朋友們講，他曾多次與人談到拙著，不管人家說好說壞，他都要人家“再說說看”。魏微那篇關于《花腔》的長文，現有多人提及，但很少有人知道那篇文章源于德公的建議。德公也曾在文中提及此事，只是說得相當委婉：

魏微關于《花腔》的兩萬多字評論可稱得上“珍貴”。我極少在微信上與人討論問題，而幾年前關于《花腔》卻和魏微有過幾個來回，此事在一次閑聊中被《上海文化》同行獲悉，他們正想開個作家寫作家的欄目，于是便向魏微約稿。誰知魏微并未如期交稿，直到兩年后才履行約定，其認真可想而知。當然，這僅是我的一面之辭，魏微原本做如何打算和安排，我不得而知。

正因為他對拙著有偏愛，我們隨后有了更多接觸，甚至曾在一起擲骰子喝啤酒，也會互相打聽在干什么。2014年春天，我在巴黎偶遇金宇澄。聊到德公，老金說德公還問你，長篇寫得如何了。又說，上海作協和文藝社推薦德公的一篇評論參評“魯獎”，你看勝算幾何？若能評上，或可解決德公退休金問題。我說，德公的文章寫得好，寫得認真，尤其是那篇《誰也管不住說話這張嘴》，寫得好！要相信評委是識貨的。我還開玩笑說，他評的是劉震云，說的卻是德公自己，德公本人就有一張利嘴嘛，對象一方，主體一方，難得同構。后來德公的《誰也管不住說話這張嘴》，果然獲得了“魯獎”的理論批評獎?！棒敧劇钡氖讵勗~，當然沒有寫到我的“玩笑”，但對德公的批評特色的評價倒還中肯：

評論集《誰也管不住說話這張嘴》，貼近文本，貼近閱讀體驗，貼近關于研究對象的創作史、批評史，有效構成了多維對話，細膩地呈現出新世紀漢語敘事變化的內在軌跡。程德培自覺地繼承和刷新傳統的作家論、作品論，審美嗅覺敏銳，批評態度認真、耐心，言說方式靈動、活潑、率性，他的這部論著表明，把批評變成一門藝術是完全可能的。

頒獎活動是在中國現代文學館C座報告廳舉行的，我作為工作人員為他們服務。看到德公上臺前被迫化妝，我開玩笑說，人這一生，最少要化妝兩次，一次是結婚前，一次是火化前。眾人側目，但德公大笑。說起來，我與他真正有較多接觸，就是在我調到現代文學館之后。在文學館十一年間，我其實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負責客座研究員的工作，二是負責“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的聯絡工作。因為上海是重要的文學批評中心，所以我每年都要與上海的老師和朋友聯系，希望能把客座研究員帶過去，與上海批評界展開對話。感謝陳思和先生和復旦朋友相助，我們與復旦大學合辦過一次關于文學教育的研討會，后面幾次會議則與《上海文化》合開。每次，我都盡力邀請德公到會，因為他的到場和發言，總能引起青年批評家的興趣，他也常常留下與青年批評家同餐共飲。他在酒場上的豪邁與機鋒，常使伶牙利嘴的年輕人自愧不如?？妥芯繂T例會在上海之外舉行的時候，我也常通過黃德海問他有沒有興趣參加。2015年7月，我們與河北作協合作，在河北崇禮召開“文學如何書寫城鄉變化”會議，德公終于請到了。他開玩笑似的發言依然犀利，依然能夠準確擊中七寸。他說，三十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城市不是城市，鄉村不是鄉村；三十年來農民的生活，高曉聲用兩部小說就概括完了，一個是“李順大造屋”，一個是“陳奐生上城”。我補充了一句：造屋上城，還有賣地。半場休息時，他站在樓頭臺階上，說：造屋上城，還有賣地，賣地賣地。眾人大笑。有年輕人調皮搗蛋，說不只是賣地。話題頓時有點豐富多彩了，本來話多的德公卻不再言語。這個細節說明德公確是個老派的人，很有道德感、分寸感。我至今還記得，回京路上他來不及吃飯，急著趕火車回上海。我至今還記得，他在那個斜坡上匆匆離去的背影。翌年5月，現代文學館與長江文藝出版社合開“新世紀文學批評與文學出版”論壇，我又把他請來了，并請來了他的“雙打搭檔”吳亮，還有與他合稱“二程”的程永新。德公在發言中提到，上世紀80年代成名作家在新世紀的變化，這些變化有很多不確定性；新作家的出場方式與前輩作家不同，他們直接面對市場，也給出版帶來了不確定性。他的發言表明，他對文學現場非常熟悉。晚上，劉醒龍請外地朋友在湖邊飲茶，德公對我抽的荷花牌香煙很感興趣，我順勢胡吹一通，更激起他孩童般的興趣。我當即委托宋嵩上街買了兩條，說是從北京帶來的，送他品嘗，然后趁機邀請他參加下次例會。至于我為何要屢次麻煩他出來開會，除了他沒有公事羈絆，還因為我想告訴客座研究員，做批評家，有個現成的榜樣，那就是德公。這個榜樣，談到四十多年的文學批評生涯，有一段“夫子自道”：

閱讀和寫作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朋友并不是具體的張三李四，而是各種各樣我喜歡或者不喜歡的文本。它們延伸了我對世界的認知，它既豐富也改變了我對自我人生的看法。我并不認為批評多么崇高，但也不否認批評應具有獨立的使命感：那種執著而不帶有偏見，隨時準備孤身獨立、好奇、熱忱、懷疑的意志。

有著如此誠懇的“夫子自道”的人，不是榜樣又是什么？確實需要客座研究員傾聽，當然也值得我等寫小說的人傾聽。事實上，正是因為這里提到的“獨立、好奇、熱忱、懷疑的意志”，他的批評文體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最近十年，在雜志和朋友圈，我時常與德公的文章相逢，他依然圍繞著某篇具體的小說展開論述。即便評論的是文學新人，他的文章中也時常談到舊事，流露出對往事的緬懷，對友情的眷顧。而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他的文章中大段引經據典，仿佛不同時代的詩學在此匯聚，卻與評論對象若即若離。我以為，他并非以此展示博學，而是他的文體因為多年的積淀而出現了必不可少的變化：早年的讀書筆記與如今的夜讀偶記、紛紜的思緒與片刻的凝神、整體的懷疑與片斷的肯定，在此借敘事性作品某個線索一起涌現?？梢哉J為，這些溢出具體小說文本的斷章、諷喻、箴言，以及不停地將故事轉為概念，將概念轉為意象，將意象變成回憶，不僅使他的寫作成為對自己生活的思考和記錄，也是在召喚逝去的靈韻。若將這些文字整理成冊，便是德公的批評性隨筆。

有那么幾年，德公每次見到都會問，新長篇怎么樣了？他說他要寫篇評論，把《花腔》與新長篇放到一起來談。因為我拖稿時間越來越長，他似乎怕我難堪，后來就不再問了。有一次在北大開會，黃德海向我傳達程永新旨意，別改了，必須盡快交稿，并說德公已經寫了幾萬字關于《花腔》的評論，就等著新長篇呢。我當場立了“軍令狀”，下周四交稿。到了那天，稿子發走，我心中突然忐忑不安，不知道這寫了十三年的作品，在程永新與德公眼里能否過關。過了幾日，程永新電話告知已經讀完，又說德公已看，同期將配發德公宏論，德公要從《花腔》談到《應物兄》。他果然兌現了幾年前的諾言。我只是沒有想到，刪節后竟然還有六萬字之多。我很想報答這份盛情，就在與人文社的出版合同中加了一條，要求出版德公的評論，人文社也慨然同意。我沒有料到，德公竟然婉拒了。再托黃德海去說，他還是沒有答應。老牌的新潮批評家，自尊如此！

去年，我在工作變動之前，中國現代文學館與上海文藝出版社簽訂了有關“唐弢獎”的合作協議。我知道，這是上海朋友的美意，頗為感動。雖然我已經調離，文學館還是希望我參加首次在上海舉行的頒獎活動，而我之所以樂意前往，就是可以去看望身體欠安的德公。頒獎儀式結束后，我隨黃德海前往德公家中。主持活動的李敬澤因無法走開，特意交待我代向德公問安。元寶兄知悉此事，亦提出陪同前往。我記得同去的還有弋舟、李宏偉、哲貴等人，他們都曾受到德公點評。據說德公多次婉拒朋友探望，此次慨允，或是考慮到外地朋友見面不易。德公當時氣色還好，只是稍顯消瘦。我們進門時，他正蹺著動過手術的腳，手持遙控器在看球賽。他端坐在高靠背沙發上，與我們聊了一會兒，依然談笑自如，風度不減。只是我們出門之后，德公夫人在電梯口悄聲相告不太樂觀，不過“伊蠻樂觀的”。沒想到，這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德公。

回憶與德公交往的點點滴滴，真應了那句話：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時從不聯系，見面有事說事，無事則以閑聊為樂，然后把酒臨風，持螯望月，不亦快哉。想到往事不可重現，怎能不黯然神傷？最近半年，我曾向朋友打聽德公近況，聽說身體日漸好轉，心中有安慰，念中有期盼。今年8月底，我去上海參加一個活動，本想讓黃德海陪我去探望德公，卻因各自時間難以錯開而未能如愿。不料中秋節前夜，忽接陳村微信，說德公已經遠行。我心中惘然，在窗邊坐了很久，此時正有冰輪轉騰于蒼茫云海間，令人頓覺冷清，頓染寒氣。

有朋友發來陳思和先生送別德公的悼詞，悼詞中說：“在場的很多年輕朋友，應該會記得程德培對大家的扶持、提攜和獎掖，他不僅敏銳地辨識出年輕寫作者的才華和實力，更是不遺余力地推薦、鼓勵和表揚。或許正是因為有程德培的身體力行和傾心扶植，上海文學評論的年輕一代才得以健康成長。落紅有情，春泥護花，這就是程德培一直在做的工作。”對陳思和先生的這段話，我深有同感。這些年德公對張定浩、黃德海、李偉長、木葉以及在高校任教的年輕同行的愛護，朋友們都看在眼里。而且德公的言傳身教，還使得上海年輕一代批評家，保持著與學院派批評的某種張力，這在我看來意義非凡。其實，還有更多沒能到場的年輕朋友，不管是從事評論的，還是從事小說創作的，都會念起德公的恩惠。德公遠行之后，我特意上網查閱了一下“德培”這個名字，有著怎樣的寓義。網上說，德培名字五行為水土；火土組合，火生土，土旺。這種組合的人，有禮有節，穩重踏實，富有進取心，做事積極主動；其人意志堅定，能夠樂觀奮斗，耐性佳，能調動各方面的資源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說的倒是貼合，只是德公哪有什么資源，他的資源就是他的敏銳，他的豪邁，他的踏實，他的道德。他以德培人，所以他是德公。

在那篇題為《洋蔥的福禍史——從〈花腔〉到〈應物兄〉》的結尾部分，德公以少有的抒情語調寫了一段話：

每一代人都有責任賦予文化史以意義。最讓人悲哀的事實可能成為記憶和持續情感的勝利，成為靜謐、長眠、和解、滿足、陰冷、孤獨黑暗中停留和產生愛的地方。讓我們記住作者在談論《花腔》時的那句話：“愛的詩篇和死亡的歌謠總在一起唱響?！?/p>

德公曾經多次對我開玩笑：在嚴肅的前額下，你有一張嘲笑的臉。每次說過這話，他都要問一句：不生氣吧？然后又找補說，拉伯雷也有這樣一張臉。這話他后來也寫到了文章中。德公，我怎么會生氣呢？德公，當我寫下這些點點滴滴的回憶，我不僅沒有嘲笑，而且只有敬仰。

沒有德公的上海，就是另一個上海了。

2023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