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紅色展廳內，燈火通明。一早就來到展館的方繼孝先生向“青睞”會員走來，熱情地向大家打招呼，他笑著說：“今天我剛從拍賣會入藏了幾件文物級別的‘寶貝’，算是福利，帶來給大家看看。”

11月4日，“青睞”走進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參觀展覽，李貞實館長與知名文史學者、鑒藏家方繼孝聯袂主講，展覽中的重磅手稿真跡也由方繼孝提供。當天，博物館特意為“青睞”打開所有場館，這場“專場”講解，令大家感受到了真正的沉浸式體驗。

李貞實坦言，通過這次“紅色血脈 燕山太行——紅色高等教育文獻民間收藏精品”布展，她接觸到很多民間收藏家，令她非常感動，“他們非常有情懷，尤其是方先生，受聘成為我們館的榮譽館員，拿出的展品都非常有價值。我們跟方先生做的是同一件事，就是挖掘容易被人忽略的歷史背后的故事，以實際行動講好中國人民大學紅色血脈的故事。”

方繼孝則直言，他多年收藏、研究名人信札手稿，對中國人民大學的歷史有著非常深厚的了解，作為文化的傳承者，他感到有責任、有義務將中國人民大學這塊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我與大家分享的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次披露。”

和延安一樣，太行地區也是中國人民大學重要的校史發源地

為什么是“紅色血脈 燕山太行”這個主題？李貞實首先向大家介紹了展覽背景，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是創辦于1937年的陜北公學，以及后來的華北聯合大學、北方大學和華北大學。和延安一樣，太行地區也是中國人民大學重要的校史發源地。他們一脈相承，為中國人民大學奠定了深厚的精神底蘊和發展基礎，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造就了無數“革命的先鋒隊”，為中國共產黨創辦新式大學探索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方繼孝說他看過很多資料，陜北公學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一所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干部學校。抗日戰爭爆發后，大批愛國青年來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所抗大已不能滿足需要，為了把大批愛國青年培養成為優秀的抗戰干部，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決定創辦一所新的學校——陜北公學，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張云逸、成仿吾等人籌辦，成仿吾任陜北公學校長兼黨團書記。陜北公學最初的學員約300人，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有工人，也有農民；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有紅軍，也有國民黨統治區的干部；有十幾歲的青年，也有的人已年過半百。全體師生自己動手，開荒挖窯洞。

陜北公學初期的主要教員有不少是從國統區陸續抽調來的知名學者和文化名人，有邵式平、周純全、艾思奇、呂驥、徐冰等人。毛澤東、張聞天、陳云、李富春等中央領導同志及中央機關干部等經常來校講課或作報告。有一段時間，毛澤東幾乎每隔幾天就到陜北公學作一次報告，講授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與策略問題。

1939年夏，抗日戰爭的形勢發生了變化，日寇、國民黨頑固派加緊進攻解放區。中央決定將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聯合成立華北聯合大學，校址遷至晉察冀根據地，成仿吾任校長兼黨組書記。華北聯合大學實行軍事化管理，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敵后辦起的第一所高等學府，被稱為“插在敵人心臟上的一把劍”。

方繼孝直言，“當時西南聯大是在大后方，華北聯合大學是在晉察冀根據地，在硝煙當中輾轉學習。從1939年7月至1948年8月，華北聯合大學共培養了政治、經濟、教育、文學藝術、外語、新聞等方面的干部約6000人。實際上新中國很多重要崗位的人物都和華北聯大有密切關系，他們當時要么是教員，要么是學生。”

需要簡化的漢字只有800余字 吳玉章推動的文字改革意義重大

“延安五老”之一吳玉章的照片在展臺正中,令人注目。“這張吳老的原版大幅照片是孤品，1951年在大北照相館拍攝的，非常有神韻。旁邊是吳玉章的親筆信，也非常有史料價值，這個信封是一個宣紙自制封，上面寫著：北岳二分區地委城工部張照（曾任華北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員兼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副所長等——編者注）同志啟，工校研究班寄。‘工校研究班’這個地址就是當時中央首長在西柏坡的地址，是不公開的。”

吳玉章為什么要給張照寫信？方繼孝揭秘說，“吳玉章信中所談的，是有關張照提出新文字定型的問題。”

方繼孝曾經花了十年工夫研究文字改革檔案，對這段歷史如數家珍，“吳玉章在延安時候就研究文字改革，他不僅參與制定了《漢字簡化方案》和《漢語拼音方案》，還積極推廣這些方案，推動了文字改革的進程和普及。這封信中涉及的‘新文字定型化的問題，前幾年在延安曾經提出過’，表明一個事實：中國新文字的創造，雖然錢玄同、趙元任頗有貢獻，而實際上是開始于1928年，當時瞿秋白、吳玉章等就已經在莫斯科開始了根本改造中國文字的工作。”

他介紹說：“一開始，漢字改革的初次草案叫做《中國拉丁化字母》，規定了字母和幾條簡單的規則。我收藏有吳玉章親筆所寫、鋼版印的拉丁文識字課本，還有當時在延安成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原始名單。1931年9月26日，在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確定了《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

后來，中國拉丁化字母為什么沒有推行？“我也有收藏證據，林默涵同志在一次會議上傳達，1954年，毛澤東談到拼音字母時，作了指示，大意是:在延安時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彎彎扭扭，像個雞腸子。”看著展柜里的拉丁文展品，大家都笑了。

方繼孝說：“我們現在再看，拉丁字母已經脫離了中國漢字的文化內涵。葉簇士在《毛主席對文改工作的指示和關懷》中曾經談到過，字母采用民族形式，搞了幾年，結果不能令人滿意。后來拉丁化文字最終沒有再作為文字改革的重點。”

方繼孝表示，現在我們經常聽到一種反對漢字簡化的聲音，實際上，我們現在使用的漢字是傳承下來的。“我收藏有葉恭綽先生的講話稿，里面就提到，我們改革漢字，是遵照中央和玉章同志的意見。葉恭綽是書法家，他根據臨摹碑帖的經驗提出現有漢字真正要改的大概有1000字左右，民間已經約定俗成的、書法當中的簡化字等都可以直接使用。吳玉章非常善于聽取別人的意見，后來經過調查論證，需要簡化的漢字只有800余字，這就使簡化漢字的推廣能夠實現普及，吳玉章推動的文字改革，意義重大。”

吳玉章不僅是人大的老校長，還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等職務，同時他還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是革命家。李貞實也補充說：“吳老在黨內的地位相當高，是‘延安五老’之一，毛澤東同志對他非常尊重，黨中央給他過了六十大壽。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正式命名組建時，毛澤東請周恩來邀請吳玉章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他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17年，直到1966年逝世，為人民大學的誕生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茅盾的一封親筆信 吳玉章當即決定漢語拼音從小學使用到中學

“現在還有一種說法：周有光是漢語拼音之父。其實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著名教育家、文字學家林漢達先生就在研究漢語拼音，我收藏有林漢達研究漢語拼音的厚厚一沓手稿，他曾任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副部長，他對漢語拼音的推廣起到了關鍵作用。周有光是1955年開始參加制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了《漢語拼音方案》。此后，拼音字母在各方面逐步推行。”

方繼孝從提袋中拿出“寶貝”文獻展示，“這是一封沈雁冰1960年寫給吳玉章的親筆信，這封信背后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當時茅盾的孫女在黑芝麻胡同小學上學，有一天茅盾給小孫女出了幾個漢字，可是她不會寫，讓她標拼音，她也不會標說忘掉了，因為到三年級就不教拼音了。茅盾聽完就感到這是個問題，他就給吳玉章寫了這封信。”

大家凝神細看，信中寫道，“我建議：文改委會采取措施，同教育部協議，必須在小學二年三年乃至四、五年級的語文課中，要有一定時間復習拼音文字，同時，小學二年至五年的作文課中，必須有以拼音文字寫作的練習。我曾以此意告知教育部負責人，但未蒙佳音，因此，不得不向您玉章同志呼吁！是否有當，仍便示覆。”吳玉章當即就決定，漢語拼音要從小學使用到中學。

方繼孝也感嘆，“吳玉章先生有威信、懂教育，而且他還有非常了不起的一點：知人善任，新中國成立時有很多崗位缺口，他推薦了很多人才。”

當年引進延安的幾棵蘋果樹 把昔日貧瘠的黃土高原變成一座大果園

繼續向前，方繼孝指著一封抬頭為“華北聯合大學專用箋”的信講述說，“這是成仿吾寫給樂天宇的一封信，字寫得非常好。樂天宇是著名的農林科學家，當時任北方大學農學院院長。從信的內容上看，當時的成仿吾校長在考慮種地的事。到春耕了，莊稼長蟲子了，他關心農學院怎么治理，還談到用一種滴滴涕的農藥問題……”

談起中國現代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喜歡現代文學的讀者首先想到的是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方繼孝表示他們三人是主要發起人，成仿吾是創造社權威的理論家，他大刀闊斧的批判手筆贏得了“黑旋風”之稱，而且不同程度影響了創造社同人的創作。“我曾有目的地尋訪創造社成員手跡，經過多年的尋尋覓覓，居然收集到以上幾位主要發起者的手跡，最晚得到是成仿吾的手跡。”

李貞實補充說：“說到中國人民大學的老校長，大家公認的一般都是吳玉章、成仿吾兩位先生。成仿吾1937年任陜北公學校長，1939年帶領幾千名青年學生奔赴敵后，創建華北聯合大學。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校長、黨委書記。而且，成老是唯一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教授。”

說回成仿吾和樂天宇的這封通信，方繼孝講述說：“樂天宇和成仿吾同為湖南人。樂天宇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同毛澤東相識，參加了當時的驅湯、驅張運動。1940年4月，到達延安，是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院的教授。他為延安引入了西洋蘋果樹，并在延安光華農場試栽成功。當年引進的幾棵纖弱果樹，讓從來沒有見過蘋果的延安人看到了脫貧致富的大道，蘋果樹推廣開來，成為延安地區重要經濟作物，把昔日貧瘠的黃土高原變成了一座大果園。”這些鮮為人知的故事，被方繼孝講得妙趣橫生。

丁玲的一封信 揭示《我在霞村的時候》的創作背景

大家跟隨方繼孝邊走邊聽，“這是徐特立寫的一封推薦信，非常難得一見。當時湖南有五個女學生向往革命，想上華北聯大，請他推薦。”

“這封是朱子奇（著名詩人、評論家）的手稿，朱子奇在延安是個活躍人物，他從延安一步一步潛伏到河北，沿途經過白區沒有暴露身份，最終找正規劇團買到戲裝，又歷盡艱辛背回延安。毛澤東、江青都表揚朱子奇，說他很勇敢。”

“這封是阿甲的手稿，阿甲在延安魯藝和江青一起演出京劇《打漁殺家》，新中國成立后，阿甲擔任文化部戲曲改進局藝術處處長等職務。”

另一面展柜中有丁玲的照片和親筆信，“談到丁玲的代表作品，大家必然會想到她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小說使丁玲在中國和世界文壇上得到贊譽。這封信反映了她創作短篇小說集《我在霞村的時候》的背景，《霞村》是丁玲在延安時期的一篇力作，是她對抗日文學的積極拓展，非常有價值。當時這部小說出來以后，在延安曾經引起爭論。丁玲住在霞村的時候，一天晚上，聽到房東全家都在指責一個女孩，說她品行不好。原來這個十六七歲的女孩被炮樓里的鬼子擄去，遭受蹂躪。但不知為何她自己又去了炮樓，村里人全都不理解，對她指指點點。丁玲后來才知道，這個女孩與游擊隊取得了聯系，她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幾次進出炮樓，搜集情報，扶病冒險給游擊隊通風報信，最后游擊隊成功端掉了這個日軍炮樓。”

聽到這里，大家不禁萬分感慨。方繼孝也動情地說：“小說是用第一人稱寫成的，在那個時代很了不起，丁玲對這個農家女兒的敬意也鮮明地體現在文字之中。主人公貞貞有段告白：‘大約總是這樣，哪怕到了更壞的地方，還不是只得這樣，硬著頭皮挺著腰肢過下去，難道死了不成？后來我同咱們自己人有了聯系，就更不怕了。我想我吃點苦，也劃得來，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除非萬不得已。’看得出來，《霞村》在創作過程中，丁玲是動了真情的。這份真情也給讀者的心靈帶來了沖擊波。馮雪峰說，丁玲發現了貞貞靈魂中的‘豐富和有光芒的偉大’。”

“這封信還記錄了時代印記，1950年6月6日，丁玲給生活書店邵公文先生寫這封信，信中談到稿費事宜。對于丁玲的詢問，生活書店的答復是：《我在霞村的時候》已付排，何時可出版，不可確定，大概在1-2月之后始能出版。稿費每千字0.6單位（編者注：以前稿費以單位計算，單位的標準根據字數、質量、市場需求等因素來確定）。”

站在展廳，聽著講述，如同穿越回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舉目望去，賀敬之、孫犁、馮牧、郭蘭英、周巍峙、馬可、高玉寶、劉熾……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的思想之光，在熠熠生輝。

方繼孝總結說：“中國人民大學為新中國培養的都是棟梁之才，他們為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搭建了四梁八柱，形成了中國紅色藝術體系，至今影響深遠。”

“青睞”一行還來到珍藏了7萬余封珍貴家書的家書博物館。73年前，中國人民志愿軍奔赴朝鮮戰場，與家人的一封封信件，令人印象深刻。泛黃的信紙上，英雄氣概、綿延思念撲面而來，不禁令人淚目，“送最可愛的你們出去，接最可愛的你們回家！”這些信件，讓大家對英雄的致敬之情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