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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有乾生于1900年，字公健，英文名Eugene Shen（“Eugene”大抵取“有乾”的諧音），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其父為同濟大學第四任校長、教育家沈恩孚（1864—1944）。其弟沈有鼎（1908—1989）則是著名邏輯學家，師從金岳霖。沈有乾早年就讀于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心理學，四年后獲得博士學位，導師是著名心理學家、美國心理學會會長沃爾特·理查德·邁爾斯（W.R.Miles）。

1929年，沈有乾回到祖國，先后在光華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校講授心理學、邏輯學和統計學課程，并參與創建中國心理學會。1939年，沈氏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學講授教育測量與實驗設計及統計方法，次年回國。1948年，沈有乾赴美任聯合國秘書處考試與訓練科負責人，1961年退休。1996年于紐約去世。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一批留學美國的中國學者就已經開始運用眼動追蹤（eye tracking）等科學實驗方法研究中文閱讀的特性，沈有乾就是其中的杰出先驅。沈有乾初抵美國時，曾咨詢斯坦福大學教授、著名教育心理學家劉易斯·特曼（L.Terman），討論在心理學研究領域應該選擇何種方向。特曼是智力測驗領域的權威學者，當時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在天才的遺傳研究上，具體思路是在加利福尼亞的公立學校尋找高智商兒童并對其進行測驗與長期追蹤。特曼曾對沈有乾說：“你是外國人，出去與學校或其他團體接洽測驗，容有不便。應當致力于實驗室內的問題。”（《懷念六位美國業師》，1986）沈氏聽從老師的建議，并在修課過程中結識了實驗心理學家邁爾斯，選擇了以中文閱讀作為研究課題進行實驗，這些實驗為他后來的博士研究課題提供了基礎。

沈有乾憶及當初確定博士論文的選題時說：“在士大（引者按：即斯坦福大學）的第二年，我選了一門高級實驗心理學。……那時士大心理實驗室新裝一架登記眼動的照相機，我因為閱讀中國文字時眼動情形尚未有人用照相方法研究過，很想嘗試這一種觀察。當時我的目的只要發現閱讀中西文字的同異要點，此外別無濃厚的興趣。”在沈有乾的那個時代，心理學的實驗儀器及技術尚處于探索階段。為了完成研究課題，心理學家們往往需要自己改進甚至發明儀器。沈氏的導師邁爾斯就曾對“登記眼動的照相機”加以改良，采用照相記錄法（photographic recording）來研究閱讀行為。此種照相機并不直接拍攝眼球，而是記錄眼動軌跡，從而能夠測量人們閱讀時的注視次數、注視停留時間、閱讀速度等眼動行為。沈有乾掌握了這一研究方法，同時他意識到，中文和英文閱讀存在著顯著差異：中文通常呈縱向排列，而英文則按橫向排列。文字排列方向的不同，會不會影響閱讀的效率和流暢性？這在當時還是個幾乎沒人涉及的新問題。

與橫向排列的拼音文字（例如英語、俄語等所使用的書寫系統等）不同，漢字的書寫方向自創始之初，向來是自上而下，縱向書寫。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發明之后，仍是如此。某些看似從右往左寫的橫書，例如牌匾等，實際上可以看作每行只有一個字的縱書。到了十九世紀，橫排中文書籍開始出現，比如英國傳教士馬禮遜《華英字典》、盧戇章《一目了然初階》（漢字與拉丁文拼音對照）等。但直至二十世紀初，橫排的中文書籍依然不多見。

“五四”運動以后，有關漢字和漢語改革的討論持續不斷。廢除漢字、推廣漢字拉丁化，以及漢字是否應橫向排版，都成為當時的熱議話題。除沈有乾以外，熱心于運用心理學實驗手段研究漢字問題的學者還有艾偉、周先庚等。在《漢字問題》一書的序言中，艾偉提到：“何種字易于學習？何種字難于學習？從教學經驗中固可探知一二，然而欲窺全豹必須用實驗方法作大量初學者之心理觀察，并須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學習歷程，如是則癥結所在不難查出，改進之道方能求得。”相較而言，沈有乾則更有志于填補相關學術領域的空白。

1925年，沈有乾與邁爾斯合作在《實驗心理學雜志》上發表了題為《中文橫向與縱向閱讀的眼動照相記錄》的論文。這項研究包含兩個實驗，他們首先測試了11名在斯坦福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比較他們閱讀橫向與縱向的中文材料過程中的眼動行為，繼而比較了兩個被試，即兩位作者本人閱讀橫向的英文和中文時的差異。隨后，沈有乾獨立發表了《中文閱讀的眼動分析》（1927）一文，對之前的研究加以改進，嚴選閱讀材料，并增加被試人數。1926年，沈氏完成了博士論文《中文橫向與縱向閱讀：利用照相記錄法的實驗研究》。這一系列研究首次揭示了閱讀中文與英文時注視停留的空間分布和注視次數存在顯著差異，并發現閱讀橫向排版的漢字所需的注視時間短于縱向排版。

值得注意的是，沈有乾并未直接探討漢字改革這一當時的熱門話題，也沒有直言其研究成果對于漢字改革的價值。沈氏在《心理學對于華文行列問題有什么貢獻？》（1933）中冷靜客觀地寫道：“或問現今中國書籍的行列或橫或直，究竟何優何劣？研究心理學者對此問題有什么意見可以貢獻？作者的回答是：心理學家對于這問題的意見未必比他人的意見有價值，除非他們的態度或者比較的公平些。這回答或者要使發問者大為失望，但在現有的心理學智識中實在尋不出什么依據，可以憑良心造作比較樂觀的結論。”沈有乾認為，無論是自己對中文的眼動研究，還是周先庚、陳禮江、杜佐周等學者利用其他方法進行的閱讀實驗，盡管都采用了嚴格的實驗設計，但都不能排除閱讀習慣因素的影響。此外，沈有乾反對將實驗結果直接用來指導漢字改革的實踐，因為實驗研究的結果表明，橫向與縱向閱讀時眼動速度的差別極小，單憑僅有的研究，尚顯不足。

當然，沈氏并不反對采用實驗研究的方法來研究中文閱讀。在當時希望提高漢字識字率、掃除文盲的大背景下，他主張“不要徒說空話，不問實際，應用實驗方法去甄別判斷。一方面推廣，一方面實驗，積極進行，那才是真正解決文盲的辦法”（《識字與閱讀心理》，1932）。由此可見，作為心理學家的沈有乾，始終堅持抱以批判性的科學眼光，強調以嚴謹的態度參與科學普及工作，而非將停留在實驗研究的成果作簡單轉化。

有趣的是，較之于“騎虎難下”的博士論文，沈有乾更加傾心于邏輯學。在博士學習的最后階段，沈氏赴哈佛大學借讀，于是“對于邏輯真可以說是一見傾心。若非已與心理學結婚生子，一定會與她締白頭之約”。事實上，沈氏并沒有和他鐘愛的邏輯學“白頭偕老”，而是回到斯坦福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扎實的實驗研究方法和科學的統計學訓練伴隨了他后來長期的科研、教學及行政生涯。

在研究論文、學術隨筆之外，沈有乾在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還曾創作過多篇小品文，散見于《論語》《新月》等刊，文風以鮮活幽默見長。其回憶美國留學歲月的文章后集為《西游回憶錄》（西風社，1941）出版（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再版，定名為《西游記》）。1948年第三次赴美后，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再從事學術研究，也很少發表隨筆、小品類文章。他最后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是《懷念六位美國業師》，回憶了在美求學生涯中遇到的多位良師，尤其是與邁爾斯教授共同研究中文閱讀的日子。

由于沈有乾從事中文閱讀研究的初衷并非改革或改良漢字，因此他的研究似乎并沒有對漢字改革運動產生過顯著影響。事實上，那個時代在漢字改革問題上的呼聲和實踐，都沒有給漢字的未來指明正確的方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開始大力推行漢語普通話、推廣漢語拼音方案，再加上中文打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使中華各族人民能夠更加容易地學習與掌握漢字的音、形、義，不僅方便教，而且方便學，同時與現代信息技術的融合度也更高。現在，漢語和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其書寫及使用已經寫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這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堅實保障。

1955年，《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為本報改成橫排告讀者》的文章寫道：“我們認為現在中國報刊書籍的排版方式，應該跟著現代文化的發展和它的需要而改變，應該跟著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而改變。中國文字的橫排橫寫，是發展的趨勢。”這一舉措得到了全國響應，橫向排版開始迅速普及。

可見，盡管沈有乾先生早年的研究未能直接左右漢字的前途和命運，但我們不應低估、更不應忘記他所做的貢獻。作為利用眼動等現代技術從事相關研究的前輩學者，沈氏在心理學、語言學、統計學、邏輯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澤被深遠，亦堪稱深入，尤其是在中文閱讀方面，更有椎輪之功。在他之后的幾十年間，在這一問題上，國內只有零散的研究，直到1980年代后才引起廣泛的注意。時至今日，沈有乾的研究方法和結論仍然備受重視。更為重要的是，在沈有乾身上所體現出的理性精神和審慎學風，正是“五四”前后留學歸國的學者為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