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秋山駿先生去世快十年了，我很想念他，總覺得他沒有走遠，眼前常常浮現他酒后微醺的笑臉。

初見先生，是1990年秋天，他參加日本作家代表團到中國訪問。這是他第一次來中國，處處感到新奇，眼中閃著孩子般天真興奮的光。在中日作家座談會上，問及日本文學流派、思潮、動態或作家作品時，團長、小說家三浦哲郎先生就請秋山先生回答。他高屋建瓴，言簡意賅，三言兩語就能把問題說得一清二楚。不僅中國作家，連在座的日本作家也頻頻點頭，表示贊許欽佩。

一路上，我曾就日本的中間文學、“新人類”文學、歷史小說與時代小說的區別，特別是有爭議的作家與作品等敏感問題請教先生，他的回答總是毫不隱諱，一針見血。很明顯，先生對于這些問題都曾認真地思考過，胸有成竹。比如在日本文學中有歷史小說和時代小說，它們都以歷史為題材，如何區分界定？他說歷史小說是純文學，是用現代目光解析歷史，依靠的是知性。時代小說是通俗文學，用民族神話夢想和英雄故事構建歷史，依靠的是想象力。在交談中，我發現先生目光犀利，學養深厚，對日本文學史、西方文學史，了如指掌，是日本近現代文學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但他如同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如果不問他那一畝三分地都有什么奇花異草、瓜果梨桃，他就像個悶葫蘆，一聲不響。

那年秋天，先生回國后撰文說中國使他感到親切，他愛上了中國，并且在《文學1991》的序言中說：“我到中國訪問時，中國作家協會的陳喜儒先生全程陪同。他開朗幽默，對日本文學有很深的研究造詣，且熟悉日本現代文學。我問他怎樣研究日本小說，他說通過閱讀獲芥川、直木獎的作品，還有日本文藝家協會編選的各種小說集，即可大體把握日本文學的動向。我不由得大吃一驚,仿佛冷不防被人打了個耳光，面紅耳赤，兩眼冒金星，因我就是那套叢書的編者之一，但在窘迫的同時也竊喜：是嗎?這套選集如此重要嗎？……”

先生所說的叢書，是由日本文藝家協會每年編選一卷的《文學》，后來又增加了《代表作時代小說》《現代小說》《暢銷短篇集》等系列。我一直很重視這套叢書，不管新舊，看到必買。因為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不管怎樣努力，也無法把日本當年發表的全部小說都讀完，借助編者慧眼，一冊在手，萬千氣象，盡收眼底。

當時我所供職的中國作家協會的各級領導，都很重視對日的文學交流，邀請日本作家，大都是在文學史上有定評的大家名家，或者如日中天的文壇新秀。為了及時了解日本文學最新動態，保持高層次高水平穩定的交流態勢，我們不僅要瀏覽日本友人寄贈的《海燕》《群像》《新潮》《世界》《小說新潮》等雜志，還不惜重金，訂閱了《朝日新聞》《文藝春秋》《文學界》等報刊和部分重要圖書。但我不知道先生是《文學》叢書的首席編委，只是實話實說，沒想到先生很高興，不但在序言中談及此事，還親自到文藝家協會翻箱倒柜，為我補齊了這套書中所缺的各卷。從此以后，每年選集出版，先生都寄我一冊，直至病故。

秋山先生生于1930年，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法國文學系，曾任新聞記者，東京農工大學、武藏野女子大學教授。1960年，他的評論《小林秀雄》獲《群像》新人獎，一舉成名。他的著作不多，有《中原中也評傳》《想象的自由》《無用的告發》《步行和貝殼》《鋪路石的思想》《人生的檢驗》等十余本，是日本文學史上被稱為“內向一代”作家群的代表評論家，以探索精神的起源而著稱于世。他的文章樸素簡潔明快，單刀直入，犀利辛辣，既有評論家的深刻、縝密、凝重、敏銳、淵博，又有散文家的精致、激情、真誠、坦蕩，風格獨特，自成一格。

大約在1991年前后，中日兩國作家在座談中經常談及純文學，但在理解上卻大相徑庭。比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山崎豐子的《浮華世家》，渡邊淳一的《花葬》等，中國作家認為是純文學，而日本作家卻認為是大眾文學。把中日文學稍加比較，就會發現，中國的所謂純文學，大部分屬于日本大眾文學的范疇，中國的通俗文學與日本的大眾文學大體相同。這種概念和內容的交叉和混淆，成為中日文學交流的誤區，所以我想，只要搞清什么是日本的純文學，就可以掃除交流中的暗礁。1995年春天，我寫信向先生請教：日本純文學這個概念是誰，何時提出來的?是否有準確的定義?日本純文學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目前日本純文學的狀況如何?

信寄出后，我又后悔不迭，因為在先生的著作中，未發現與此有關的文章，想必不在先生研究的范圍之內。而且我提出的這些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需要花費很大精力，查閱大量資料，才能得出結論，但覆水難收，只好聽天由命。

沒想到，僅過一個多月，就收到先生從東京發來的洋洋近萬言的特快專遞。估計先生接到我的信后，馬上停下手邊的一切工作，全力以赴，解答我的問題，他說：

純文學沒有定義。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詩人、評論家北村透谷(1868—1894)在《何謂干預人生》(1893年)一文中提出來的。

那么，什么是純文學呢？

橫光利一(1898—1947)在《純粹小說論》中說，純文學就是私（我——作者注）小說。

久米正雄(1891—1952)說“一切藝術的基礎都是‘私’”，所以作家赤裸裸地、原汁原味地描寫“私”，才是藝術的正道、基礎、真諦。

小林秀雄(1902—1983)在《私小說論》中也說，描寫“私”，就像盧梭的《懺悔錄》一樣，是文學新的發現。描寫“私”，就等于不斷地探索“我是什么”。盡管私小說是作家描寫自我的作品，但又不完全局限于作家個人的生態、感覺、日常瑣事。私小說作家真正的追求是以自己為素材，探索人生的底蘊、生存的真正價值和意義。

以上關于純文學的討論原本是某一時期文學高峰論壇上的特殊話題，是極為冷僻孤獨的思考。一般的讀者和知識分子可能沒有一個人想過巴爾扎克、司湯達、托爾斯泰、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是“通俗小說”……

戰后，即五十年前，純文學等于私小說的說法就已經消失。我認為現在日本所說的純文學，在概念上與中國的純文學可能沒有太大差別。

收到先生的信后，我馬上譯成中文，摘要發表在《光明日報》（1995年7月19日）和《文藝報》（1995年9月29日），以期使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日本的純文學。先生也把這封信發表在《群像》雜志，并收入他的散文集《一粒沙子的記錄》中。

1996年秋，我應邀赴日進行中日純文學比較研究，并請先生做我的指導教授。說句老實話，在先生訪華之前，我沒看過他的文章，而且對一些云山霧罩的評論家也無好感，但我在日本作家的目光中，讀出了他的價值和分量，以至后來讀其人，讀其書，投其門下，做他的學生。先生很熱心，為我開列書目，介紹我去講談社資料室查閱資料。是年，先生的長篇評傳《織田信長》連獲野間文藝獎、每日出版文化獎兩項大獎，一時洛陽紙貴，一冊難求。我去花店選了一盆最貴重的蝴蝶蘭表示祝賀，先生很高興，回贈我一瓶皇家禮炮21年蘇格蘭威士忌。先生愛酒，這瓶美酒不知珍藏了多少年，自己舍不得喝，送給我這個滴酒不入的人，實在是明珠投暗，本想還給先生，又怕失禮，回國前，我請好友把酒喝掉，留下瓶子做紀念。

研究中，不時遇到一些問題，需要請教，但先生很忙，一是在大學教書，二是為報刊寫文章，三是參加出版社、文學團體的評獎工作，見一次不容易。先生告訴我，他在荻洼的讀賣新聞文化中心有個文學講座，每月去兩次，可到那里去找他。從我住的阿佐谷到荻洼很近，所以我常去請先生解疑釋難，順便聽先生的講座。

這個名為“文學魅力”的講座，實際上是個面向社會的文學沙龍，已經開辦十幾年了，欲罷不能，學員是業余作者、文學愛好者、先生的學生粉絲朋友。先生每次指定一本書，學員們讀后各抒己見，最后由先生點評總結。

這個文學講座，人數不多，報酬很少，每次所得未必夠先生當天的車馬費煙酒錢。班里有位中年婦女是政府某高官之妻，曾對先生說，有一個由司局長以上高級官吏組成的學習會，仰慕先生的學識，想請先生去講演或講座。先生想都沒想就說，不去。他不說沒有時間，也不說身體欠佳，不用任何借口緩沖，而是一口回絕，不留余地，弄得那位夫人下不來臺。我知道日本的講演費很高，憑先生的名望，講一次可得幾十萬或近百萬日元，但先生說，我對那些高官顯宦沒有興趣，給多少錢也不去。先生清高，安貧樂道，不為錢折腰。

我問先生，新書多如牛毛，怎樣選書并寫評論?他說我拿到書，先看開頭，再看中間和結尾，如果覺得有意思再細看。一個評論家，切忌胡吹亂捧，說違心話。本來沒有什么藝術品位，你非說好，那是自欺欺人，背離了文學的良心，也敗壞了自己的名聲。有位作家，給我寄書多年，希望我寫篇評論，但我覺得，他的作品目前還達不到我的要求，一直沒寫，雖然覺得抱歉，但我認為，一個評論家，應該有自己的文學標準和職業尊嚴。在先生的心目中，文學評論是高貴的，莊重的，嚴肅的，自尊的，有品格的，絕對不可信口開河，自輕自賤。

幾十年來，先生生活在文學之中，心無旁騖，專心致志。他說：“我只知道文學，只知道文藝批評，對其他一切概無興趣，是一個枯燥無味的男人。”是的，無論何時何地，只要談文學，先生就高興，就興奮，就眉開眼笑，就兩眼放光，但也僅僅限于文學，至于家長里短，油鹽醬醋，世道人心，五洲風云，最好免開尊口，因為他不僅“概無興趣”，而且像個大傻子，概無所知。

我不知怎樣描述先生對文學的熱愛癡迷，困惑中驀然想起日語中有個單詞叫“可樂中”，意為可口可樂“中毒”，上癮，依賴癥，于是照葫蘆畫瓢，斗膽發明“文學中”。我覺得先生就是文學中毒的標本，典型癥狀是三句話不離本行。比如他對棋類一竅不通，但看到電視中棋類比賽的解說員口若懸河，妙趣橫生，淺顯易懂，引人入勝，就捫心自問：文藝評論家不也應該這樣循循善誘嗎？他連煎雞蛋都不會，但看烹調節目，卻看岀了門道。廚師做魚，刀法靈巧，一招一式，輕松流暢，機敏有力，甚至可以說優美。他說：對于我來說，小說就是魚，評論就是廚師手里的刀。但我有廚師解魚時那種明快、神氣、優美嗎？他在觀察點心師制作日本點心時，心里想的還是他的評論：我終于明白，一個日本人如果不接觸日本的古典、日本的短歌俳句，語言很難成熟。日本點心集日本自然之精華，可以說是日本古典文化的味覺化。每一塊點心，就是一首日本短歌，一首俳句。日本點心可能是以無形的、眼睛看不見的、日本人生活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精神為原料，提煉精制而成。

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結構中，自己屬于哪個階層，是富是窮，他卻說不清楚。本來，他無房無車無兒無女，與妻子一直住在1956年租賃的兩間一套的單元中，起初連個窗簾也沒有，掛的是一條床單。有時買不起菜，就把海帶用剪子鉸碎蘸醬油下飯。但這位日子過得捉襟見肘的文化名人卻從不怨天尤人，而是隨遇而安，只要有書讀，就心滿意足。他在《我是窮人嗎》一文中說：什么是貧窮呢？很久以來，我一直搞不明白。我時常想，我算不算窮人呢？他經過一番分析對比之后認為：我不窮。

在我準備寫論文時，先生看了我的提綱后說，論文太單調枯燥，不如寫散文隨筆，講述你在日本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更有價值。當時我也正在猶豫，絞盡腦汁寫就的論文，即使僥幸發表了，沒有幾個人看，又有什么意義呢?先生的意見，正中下懷，于是決定用散文的形式，寫我眼中的日本作家與作品，后結集為《櫻花點綴的記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請先生賜序，沒想到先生寄來的序文由著名小說家黑井千次、高井有一和他，三位日本藝術院院士共同署名。我雖然喜出望外，但也誠惶誠恐。日本藝術院，是日本政府為發展文化事業，表彰在藝術上有卓越成就的藝術家并給予優厚待遇，于1907年成立的特設機構。院士為日本最高藝術稱號，定額為120人，終身制，去世一位補一位，其中包括繪畫、書法、雕塑、建筑、小說、詩歌、評論、翻譯、戲劇、音樂、舞蹈等諸多門類，獲此殊榮的作家評論家大概也就七八位而已。先生在序中稱我為日本作家的珍貴的朋友，說“這些文章是作者依據自己的觀察、思考和印象而描繪的日本作家群像，想必會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同時對于了解日本文學也有重要價值和意義”。我何德何能，得此謬贊，實不敢當。

2011年秋，我去日本寫《野間宏論》，住在熱海，有一次去東京參加中日作家座談會，見到了先生。他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腳下無根。他說前年大病一場，險些喪命，現在已遵醫囑戒煙酒。我知道煙酒不僅是他的嗜好，也是點燃他智慧的火花。如今火花熄滅了，他的生命也失去了活力和光彩。我握著他冰涼的手，本想安慰幾句，但什么也說不出來，只是強忍著，不讓眼淚掉下來。幸好這時黑井千次先生走過來，說他原來有許多野間宏的資料，沒地方放，都捐給了日本近代文學館。如果需要，他可介紹我去查閱……

2013年10月2日，秋山駿先生病故，但他的師德師恩，永遠滋潤溫暖著我的心。

202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