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小說家塞薩爾·艾拉今年七十四歲，迄今已發表了一百多部小說：這一豐產的文學奇跡仍然在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增加。第一次閱讀艾拉的讀者，大概會因這些天馬行空的故事體會到一種奇妙的眩暈感：從馬戲團出逃的侏儒女人變成巨鳥，產下巨蛋；一次文學會議最終演變成一場恐怖的人蟲大戰；女孩收到鬼魂的邀約，在午夜躍下高樓奔赴神秘的盛宴；自動滑行的超市購物車悄聲宣告自己“惡魔”的身份……在塞薩爾·艾拉的文學宇宙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故事完全脫離了現實的邏輯，而只遵循文字本身的引力，膨脹或者坍塌成意外的形狀。

在無數難以分類的怪誕故事之外，塞薩爾·艾拉本人也成了一個關于文學怪人的離奇故事：他每天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咖啡館里像爵士樂手那樣即興寫作，并且從不修改自己寫下的內容。世界上恐怕沒幾個作家能做到最后這一點，然而恰恰是這一點，讓“寫作”成了無法復返的生命本身的隱喻，或許對于塞薩爾·艾拉而言，去寫作就是去生活，就是以一種具備想象力和智識思辨的游戲方式，代替空洞乏味的現實世界。

在一次訪談中，塞薩爾·艾拉這樣說道：“我非常感謝閱讀，因為它曾經挽救了我的生命。小時候，我膽小又近視，只好藏到書堆里，天長日久成了習慣，結果成了寫書人，寫出書來，再讓別人藏進去。”這種遁世的姿態造就了艾拉獨特的創作方式：他將書里的二手世界視為自己的生活經驗，并借此重新想象和闡釋世界。

塞薩爾·艾拉

這讓我們不由想起艾拉的文學前輩博爾赫斯，他將天堂形容成一座圖書館的模樣，命運卻和他開了個惡毒的玩笑：讓他在失明的黑暗中管理阿根廷最好的圖書館。艾拉比博爾赫斯晚生半個多世紀，因此他吸收的素材要比博爾赫斯更為駁雜豐富，比起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學傳統，更偏向流行文化，比如風靡一時的通俗小說（艾拉的小說也常常充滿間諜、科幻、恐怖元素）、漫畫、爵士樂、繪畫、戲劇……當然了，還有二十世紀最俘獲人心的大眾文化產品：電影。

在一篇名為《磚墻》（收錄于《音樂大腦》）的短篇小說里，艾拉回顧了他童年時在普林格萊斯看過的電影，并動情地講述道：“兩千部電影仍然活在我體內，就像鬼故事中那樣，過著一種由復活和顯靈構成的奇異生活。”接著，艾拉進一步借他最喜歡的電影導演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的《西北偏北》闡釋了他對電影的審美趣味：

“由于一幫笨得無可救藥的壞蛋，一個無辜的男人發現自己被卷進了一樁沒有目標的陰謀，而隨著情節的展開，他能做的只有逃命，根本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環繞這一空缺的形式再完美不過了，因為它僅僅是形式而已。換句話說，它無須跟任何內容分享自己的品質。”

這也是塞薩爾·艾拉在寫作中追求的“品質”：依托某種奇妙而空靈的想象，文字作為形式的純粹載體，隨著敘述的過程展示出游戲般的精巧結構。換言之，艾拉從不通過故事情節去追問任何意義或本質，只是在文字游弋的過程中，呈現著思考者一以貫之的反諷姿態，及其創造的一系列優雅迷人的思想鏈條。在這個意義上，艾拉的所有作品都是“元小說”，尤其是在頗具自傳色彩的中篇小說《音樂大腦》中，敘述者講述了自己的童年記憶：一次圖書捐贈會，一次馬戲團侏儒出逃事件，一個“音樂大腦”的神秘展出都在奇跡般的匯聚在某一天之內，以至于這過于豐饒的記憶讓“我”認識到童年的魔力，而人在成年以后并沒有走向夢想中的開闊，他擁有的不過是一個貧化的世界。

“多年以后，我離開了普林格萊斯，一如那些有志于藝術或文學的年輕人，他們總想著離開小鎮，對大城市所許諾的文化盛宴充滿渴望。而如今，在那次遷徙之后很多年，我震驚地意識到，我也許被一種幻象誘騙了，因為童年時在普林格萊斯的那些夜晚又重回記憶，它們全都如此生動而多姿多彩，以至于我不禁懷疑自己并沒有用豐富替換貧乏。”

與此同時，作者通過精巧而曲折的敘述方式提示讀者，這個絢爛的世界并不是童年中真實發生的故事：它們一部分出自童年的想象，一部分出于記憶的虛構……在另一篇小說中，艾拉講述了兒童的記憶理論，它們缺乏語言或文化上的框架來固定他們的感知，因為他們每天都在對現實進行直覺性吸收，孩子看見的事物沒有名字，而是一種無限的連續體……而所有藝術作品都源自于此。換言之，藝術家所做的，就是將我們生命中最令人眷戀的部分，化作藝術作品留下來。正如故事結尾，侏儒女人變成了巨型大鳥，在劇院屋頂上產下一顆巨蛋，一個幽靈（已故多年的圖書館長）用一本書精巧地放在這個巨蛋頂上——這一圖案后來成了圖書館的象征——這是童年的想象被祖先的知識所護佑的美妙圖景，也是所有藝術家的靈感圖騰。

我們由此能夠理解短篇小說《畢加索》（收錄于《音樂大腦》）中，當作家可以選擇——是成為畢加索本人，還是擁有畢加索的一幅畫，艾拉選擇了擁有一幅畢加索作品，因為唯有作品之中，才擁有真實世界隱藏的秘密。這也是塞薩爾·艾拉的寫作秘密——他把藝術和生活的雙重秘密藏進了他的作品中，等待著一個珍惜作品甚過現實世界的讀者來揭開謎底。

唯一的問題是：這類作家——因其幽閉于自我的智識世界中——而往往面臨著一系列道德指控。比如博爾赫斯就曾因其政治冷漠而備受抨擊，塞薩爾·艾拉也拒絕回應現實中的政治問題。然而，他在他的另一部小說集《上帝的茶話會》中，他用作品提供了對這一問題的秘密解答：世界本身是瘋狂和混沌的。比如上帝出于極其隨意的原因邀請一群猴子來參觀上帝生日這天的茶話會，比如構成名畫《蒙娜麗莎》的千滴油彩逃出畫框，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過上了屬于“油彩”的迷狂生活……這些小說幾乎是一系列隨機發生的怪誕情節，世界仿佛在一種狂歡的空洞中瘋狂運行，而試圖理解其中的規則或秩序注定是徒勞的。

那就對了。這正是塞薩爾·艾拉寫給讀者的悄悄話。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既無法理解上帝的意志，也無法洞察粒子的去向，那么，還有什么生活方式，能比創作一部藝術作品更積極，更富有人性，并且更尊重人類的情感和智識空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