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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揚州的儒商中，流行著一種“詩文雅集”，這種“詩文雅集”常在私家園林中舉行。

據《揚州畫舫錄》記載，這種“詩文雅集”以馬氏兄弟的小玲瓏山館、程氏的筱園、何氏的休園為最盛。其中，歸隱翰林程夢星所修的筱園，在康熙年間被列為揚州八家名園之一。該園自宋代以來，就是以種植芍藥聞名的園圃。每當花期，人行其中，如漫步花海之中。被程夢星收購后，他把園外的百余畝淤田加以清理，遍種荷花。此外還分別以竹、梅、松、桂等為主題布置園中各處，讓軒閣建筑以及假山、水池盡被花影翠蔭環繞。芍藥怒放之時，筱園的主人便為名花舉辦詩文之會，邀集文人好友對花陣，賞韶光，肆情吟詠一番。

程夢星出身鹽商之家，讀書業儒，曾為翰林，有極高的文化修養，與他交往的也多是飽學的文人雅士。因此，筱園的賞花雅集，被當時人看作一場文化盛會，作為活動主持人的程夢星，也被“推為一時風雅之宗”。

詩文雅集并非幾個朋友湊在一起吟幾句詩那么簡單，還需要雄厚的物質條件作為支撐。詩會現場的布置就需體現士大夫生活方式的精雅。一定要為每位參與者準備一套獨用的、造型不俗的案與椅，案上則擺設整套優質的文房用品，以及茶壺、茶杯一副，還有水果一盤，零食一盤，詩韻一部。另外，雅集上自然還供應酒茶、肴饌，在這些細節上也不能草草應付，需要名廚精制，才不墜主人品位。

按當時的習慣，集會諸人寫出的詩文作品，當天就由主人派人送到書肆中加以刻印。說來讓人驚奇，在彼時沒有電腦排版的條件下，一部詩集居然在三天之內就能付印成書。在書肆刻印的這三天過程中，作者還可以隨時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修改，刻印工人會提供重刻的服務。詩集一旦裝訂成冊，就會由集會主人免費分送城中的知名文人，請他們品評欣賞。須知，這一筆刻印成書的費用，也是要由詩文會的發起人負擔的。

在吟詩賦文的環節結束之后，一般都設有款待與會人士聽曲觀戲的項目。據說，有一次，一位富商主人開了個玩笑，把大家都請到一間似乎很破舊的園廳里，廳中只安排了四個年紀極大的老樂工為眾賓客奏曲。客人們正被這種招待搞得摸不著頭腦，卻見廳后正中設有四扇綠玻璃屏門，忽然被一起打開，赫然現出園深處的重重樓閣，掛滿紅燈。明白主人是在開玩笑，大家也不由哄笑起來，接下來，賓主一起轉移到紅燈明爍的樓閣中就座，一群年輕樂人上來表演曲目，看戲環節才真正開始。

奢華的詩文之會雖然舉辦頻繁，但實際上并沒有催生出值得后人欣賞的、真正的杰出詩作。這種雅集更像是智力競賽，像是朋友們湊在一起比拼智商與修養的娛樂。活動中，不僅要限定主題、限定韻律、限定創作時間，甚至還對每個人能使用哪些字也都嚴格設限。主人會提供一套用象牙刻的“詩牌”，也就是每個半寸大的象牙牌上刻一個漢字，與會者每人用抓鬮等方式分到幾十個或者上百個小詩牌，然后只能采用自己分到的象牙牌上所刻的漢字來完成詩作。以事先規定的幾十、百余字來完成一首詩，簡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不可能出佳作。

這種游戲似的文化活動如同一種黏合劑，增進了儒商和文人雅士之間“引為同道”的感情。

由于清朝特定的鹽政制度，在康熙年間，以鹽商為主體的揚州富商迅速崛起。其興之初，難免會有炫富心態。不過，由于揚州富商以徽州商人為主，而徽人一向重視儒業，所以，很快風氣發生轉變。富豪之家不僅紛紛慷慨贊助社會上的文化事業，而且用心督導自家子弟讀書受學，他們的子弟往往亦商亦儒，甚至棄商入仕，通過科舉成為國家官員。

典型如小玲瓏山館的主人馬氏兄弟，一邊勤謹經商，一邊熱衷于收集珍貴文獻，并且以進行古籍鑒定為莫大樂趣。他們的私家花園——小玲瓏山館中建有專門的藏書樓——叢書樓。與當時很多富有儒風的揚商一樣，馬氏兄弟用各種方式對文化人進行贊助，從生活上的直接濟助，到出資出版他們的著作。另外，揚州富商還流行招待各種類型的有才之士長期住在自己的私家園林當中，以此保證他們的藝術或學術創作。馬氏兄弟也不例外，小玲瓏山館中，畫家、詩人、學者都曾是長住的客人。對于這些文人來說，非常重要的是，叢書樓如私人圖書館一樣，有世間少見的藏書可供他們借閱。一些學者甚至住在叢書樓下，利用這里的藏書，完成重要的學術著作。

當時，清朝對知識分子實施比較嚴苛的政策。揚州富商利用自己的財力，為他們提供了一處安穩的環境。雖然私家園林中的詩文雅集在文學上沒有催生杰作，但這些園林的主人為有才之士提供物質幫助，客觀上為學術等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一些貢獻。當時的揚州也是世界文化都會之一，在學術上出現了影響長遠的“揚州學派”，繪畫方面則有“揚州八怪”綻放異彩，在園林、工藝美術甚至在女性時尚方面也都引領著潮流。

正是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在園林里的“詩文雅集”中，儒者風范的商人與文人雅士通過共享文學創作的愉快，確立了志同道合的文化追求。

（作者：孟暉，系中國傳統物質文化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