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巴別塔》近日推出中文版。這本小說曾獲星云獎和英國國家圖書獎，作者匡靈秀，1996年生于廣州，四歲跟父母移民美國，一路念書，在喬治敦大學畢業后，去了劍橋和牛津，拿了碩士學位，現在耶魯大學攻讀東方語言的博士。《巴別塔》是她出版的第五本書，看作者簡歷，實在是個學霸。《巴別塔》像是她在讀東方語言時，順手寫下的課外筆記。

反思殖民主義：魔幻小說的魔幻之處

《巴別塔》故事開頭是這樣的：1820年代，瘟疫席卷廣州，一位英國教授救下一個瀕死的男孩，給他起了個英文名字，羅賓。教授成為羅賓的監護人，帶著羅賓去倫敦，安排他學習：上午三小時學拉丁語，下午三小時學希臘語，當然還要掌握中文和英文。六年苦學之后，羅賓進入牛津大學，就讀于“翻譯研究中心”，又稱“巴別塔”。這里的學生學語言，每個學生都有自己專攻的領域。然而，巴別塔中最神奇的課程是銀器制作。那里的銀器有一種神奇的功能，它會吸收翻譯中被磨損掉的那層意思，比如中文的“囫圇吞棗”一詞，翻譯成英文可以是“To accept without thinking”，棗哪兒去了？銀器可以保留翻譯中那個消失的“棗”。那正是大英帝國擴張的年代，巴別塔的學生，畢業之后要參與帝國的事業，語言正是帝國擴張的一種武器，銀也是。羅賓很享受在牛津的學習生活，但他總感到哪里不對勁。

從觀念上來說，讓鴉片戰爭之前的英國學生反思殖民主義，多少是一種“時代錯置”。但這正是一本魔幻小說的魔幻之處。我讀《巴別塔》，總感覺作者把自己的學習經歷放到了小說里，比如羅賓在倫敦坐馬車，馬車上嵌有一塊銀條，上面寫的是speed和Spēs。教授就解釋說，Spēs是拉丁語，是英語speed一詞的來源，但這個拉丁語單詞中還包含了希望、好運、成功及達成目標的意思。她寫到巴別塔中有一個學生學梵語，同時兼修德語。注釋中便說道，德國人最早進行了梵語的研究，他們的專著大多翻譯成了英語，所以學梵語的學生，必須同時學德語。這樣的注釋給小說增添了很多語言學的學術味道。

語言：英帝國的武器

《巴別塔》中寫牛津翻譯中心有許多排書架，對外國語言的語法研究都陳列在書架上，威廉·瓊斯爵士的侄子也在巴別塔學習，畢業之后也是去海外游歷，為帝國的貿易做貢獻。這位瓊斯爵士，歷史上大名鼎鼎，1764年從哈羅公學畢業，進入牛津大學讀書，在校期間就寫過波斯語法著作，翻譯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著作。他1783年到印度，在殖民地做法律工作，業余時間全部用來學語言，梵語、孟加拉語等等——據說他一生學了28種語言。他是所謂“印度學”的創立者。

歐洲人的知識積累，是一個太浩瀚的故事。歷史學家每稱，偉大的航海家所發現的世界，尤其是他們穿越大西洋之舉，對于16世紀至17世紀歐洲人的思想，居功至偉。那些傳奇船長的發現，毫無朦朧晦澀之處。無論是廣見博識者，還是目不識丁者，無不為新的事實所震撼，而思維日漸深密。這些思想，便通過航船停靠的碼頭和歸航船工所講的故事，傳播開來。沾溉所及，心智日開，整個歐洲皆受其益。這一過程，大大促進了科學時代的到來。而科學及醫學的進步，是英帝國擴張的武器。

《巴別塔》的核心——“語言”——也是英帝國的武器。舉一個例子，萊佛士，他出生在牙買加的一條船上，父親是英國船長，牙買加當時是英國殖民地。萊佛士14歲進入東印度公司工作，24歲被派往馬來西亞。后來，他在馬來西亞南端的小島上建立了一個自由港，那就是新加坡。他學會了馬來語，1824年返回英國，為動物學會的創始會員，并和一群同好學中文。現在我們去新加坡，能看到很多地方以萊佛士命名。你看，自由港、海軍基地、語言學習，都是為大英帝國的擴張服務。

翻譯的危險：甚至有性命之憂

出生在廣州的匡靈秀，曾經寫過以鴉片戰爭為背景的魔幻小說《罌粟戰爭》。她的《巴別塔》，敏銳捕捉到了語言學習和帝國貿易及戰爭的關系。她安排男主角羅賓前往牛津學語言，然后安排另一位主角來勸誡羅賓——你要認識到殖民者與英帝國的不公與非正義，你要反抗。在鴉片戰爭前夕，羅賓回到廣州，見到了林則徐。對這個好玩的故事，不再劇透了。但我想再介紹一點兒翻譯史話，給《巴別塔》的魔幻閱讀，增加一點兒真實的味道。

1760年，李自標出生于甘肅涼州的一個天主教家庭。1771年，11歲的李自標和幾位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少年一起前往那不勒斯接受神職教育。1773年，李自標到達那不勒斯，進入“中華學院”，在那里苦讀十余年。他學了拉丁文、哲學和神學，也學習中文，1791年在羅馬參加神學結業考試。英國馬戛爾尼使團準備出訪中國時，找不到通中英文的翻譯，到中華學院，請李自標做翻譯。1792年，使團在樸次茅斯乘船前往中國。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熱河行宮接見了使團，李自標擔任翻譯。

但不是中英文互譯，而是中文和拉丁文互譯，再由其他譯者將拉丁文轉譯為英語。使團說的英語，先翻譯成拉丁文，再換成中文。馬戛爾尼使團中有一個12歲的孩子，叫小斯當東（馬戛爾尼助手斯當東的兒子），他剛開始學中文。乾隆帝接見馬戛爾尼使團時，和珅叫小斯當東上前說兩句中文。小斯當東很害羞，乾隆帝賞賜黃緞之后，他用中文表達了感謝。后來，小斯當東致力于中文學習，從事多年翻譯工作之后，曾當選議員。

有很多歷史書記述了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故事。近年，有兩位學者將目光集中在使團的翻譯上：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教授，寫了一本書叫《龍與獅的對話》，詳細考察了使團訪問的全部翻譯工作；另一位是牛津大學教授沈艾娣，她的書叫《翻譯的危險：清帝國與大英帝國兩位譯者的非凡人生》，算是李自標和小斯當東的“雙人傳記”。除了這兩位之外，沈艾娣還寫到了小斯當東前后的幾位口譯員，當年的譯者會被威脅，被軟禁，被流放，甚至有性命之憂。他們常常受到中英雙方的質疑和批評。沈艾娣認為，清廷壓制專家的行為，使其錯過了洞察西方的機會，而這個機會本可能阻止清政府走向一場必然失敗的戰爭。

寫完《龍與獅的對話》，王宏志教授開始撰寫姊妹篇《硝煙中的對話：翻譯與第一次鴉片戰爭》。

《翻譯的危險》一書則在“雙人傳記”之外，單獨寫了一章“鴉片戰爭”。沈艾娣教授的側重點是林則徐的翻譯活動，由此來分析清朝高官的信息渠道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我們稱林則徐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也會得出結論說，“英兵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這樣的結論實在不能算是“知己知彼”。

林則徐的翻譯：語言能力曾受質疑

1839年到1840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期間，主持過一項翻譯英文圖書報紙的活動，以期“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可以定控制之方”。當時有四位翻譯為林大人工作，將英文報紙的內容譯成“澳門新聞紙”，也就是一份“英語新聞簡報”或者“參考消息”。林則徐說，“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御之方，多由此出”。他將“澳門新聞紙”抄送廣東同僚及其他省的高官參閱，甚至將部分內容附奏折呈道光皇帝御覽。在中英雙方的劇烈碰撞中，擔任林則徐首席翻譯的是袁德輝，1820年代在馬六甲學過拉丁文和英文。但他的語言能力受到專家質疑：他不會使用標點符號；翻譯新聞經常出錯，把林則徐的命令譯得不知所云。當時的英方翻譯認定袁德輝的拉丁文和英文都很差，“只能理解最簡單粗淺的意思”，無法應對文法稍微復雜的句子和慣用語。也許離開馬六甲的語言環境之后，這位翻譯者的語言能力退化了。

作為東方語言博士候選人，《巴別塔》的作者匡靈秀對中英這段早期接觸史及其間的翻譯工作肯定是了然于胸。她在《巴別塔》中寫出了歷史的一種“或然性”，主角羅賓從廣州回到牛津，他想摧毀作為帝國武器庫和數據庫的“巴別塔”，阻止戰爭。好了，又劇透了一點。最后，希望你閱讀愉快，從中體會到語言學習的樂趣。語言曾是藩籬，現在語言不是什么障礙了，翻譯不是什么難題了，誰都可以睜眼看世界了。但藩籬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