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郭沫若首先是兩個大文豪，現代文學史上有句經典概括——“魯郭茅巴老曹”嘛。但他們二位毛筆字也都寫得不錯，他倆之外的茅盾老舍也寫得不錯，茅盾雅逸，老舍古拙。當然了，對于他們那代人來說，雖然不再苦練館閣體通過科舉考取功名了，但習慣使然，大部分寫作抄錄還是用毛筆。這樣，他們既有熟練使用毛筆書寫的技能，又不受整齊劃一呆板僵化的館閣體束縛，反而能通過自然的毛筆書寫自覺不自覺地表達流露著自己的性情。

今天若說郭沫若是書法家，應該沒有異議。他題寫的“故宮博物院”“中國銀行”等匾額一掛幾十年，早已深入人心，影響也忒大了。但若說魯迅是書法家，估計有不少人則會搖頭：總不能文章寫得好，名氣大，隨便寫寫毛筆字就是書法家吧。但倘若各挑選出幾幅字放在一起比較，相信又有不少人會說，魯迅的字比郭沫若的字好吔，有內涵，有格調，耐看，耐品。若當面問問他們倆自己的意見呢，郭沫若或許頷首微笑：這還用你等說么；而魯迅則極有可能要“橫眉冷對”，或者小胡子一翹：我隨便寫兩幅字罷，一幅不是書法，另一幅也不是書法。

魯迅（1881-1936）比郭沫若（1892-1978）大11歲，求學經歷卻很相似。都曾留學日本而且都是學醫。魯迅1902年赴日留學，1904年入仙臺醫科專門學校學醫。郭沫若1914年1月赴日留學，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后來又都棄醫從文了，魯迅擅長雜文和小說，郭沫若則擅長詩歌和戲劇。兩人又都有考古之癖好，郭沫若不用說了，他被錢玄同推為“甲骨四堂”之一，不僅古文字研究著作等身，歷史學研究的學術地位也舉足輕重。而魯迅1908年就師從章太炎先生學習小學訓詁詩文經籍。民國元年（1912）臨時政府成立于南京，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魯迅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八月又被任命為北京政府教育部僉事。從此居京至1917年五年間，他大量抄錄古碑刻，輯錄金石碑帖，校對古籍。甚至曾有寫作一部《中國字體發展史》的計劃，意欲借助現代科學方法重新整理漢字書體演變發展的脈絡，后來終因資料所限，無奈放棄。郭沫若晚年對魯迅的書法有幾句人們耳熟能詳的評論：“魯迅先生亦無心作書家，所遺手跡，自成風格。融冶篆隸于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樸質而不拘攣，灑脫而有法度。遠逾宋唐，直攀魏晉。世人寶之，非因人而貴也”（引自《魯迅詩稿》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頁）。這真是行家說的“行家話”，講了兩點特別準確：一是“融冶篆隸于一爐”，因而渾樸敦厚，有篆籀氣；二是既“有法度”又“自成風格”，什么風格呢？“直攀魏晉”。見有文章分析，魯迅早年學過歐陽詢楷書，看來學得并不怎么樣，因為其作品中很難尋覓歐楷那種險峻的影子。有人又分析其后來由帖轉碑，這是肯定的，居京五年間用毛筆大量抄寫古碑刻，想不由帖轉碑都難。但他的字既無呆板的學究氣，又無描頭畫角的匠人作家氣，篆籀筆法溫潤敦厚，從容雅逸自然安詳，確實妙絕。

人們評說他們倆，往往以“骨頭”作“梗”，認為魯迅骨頭硬而郭沫若骨頭有點軟，其實這個說法未必妥當。年輕時期的郭沫若骨頭也曾經不軟，若讀一讀1927年當時正在“黨國體制”內混事的郭沫若之聲討蔣介石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就知道當年郭詩人也是虎膽豪俠鐵骨錚錚。當魯迅活著的時候，都是文壇名流但分屬于不同的文學“陣營”，或惺惺相惜或暗中較勁都屬正常，不知道當時郭沫若心里是否承認這位大他十一歲的“帶頭大哥”，反正魯迅對郭沫若不怎么感冒。五十年代之后，郭沫若官位越來越顯赫的同時，其性情卻似乎越來越萎縮，這也不能完全怪他。不管怎么說，郭沫若對魯迅至死都是敬重有加的。偉人當年公開發表三十七首詩詞，其中有三首題目就是“和郭沫若同志”，這待遇擱誰身上都有點架不住。因此，不能在兩人的“人”與“書”之間簡單貼標簽。魯字溫潤、淳厚而含蓄，內里卻有“硬骨頭”撐著；郭字瀟灑風騷，亦偶爾露一點點花枝招展油頭粉面，也是可以理解的。替他想想，一身才華藏掖不住，總得有個“孔”透透氣吧。某大佬揚言，用腳趾頭夾根棍兒也比郭寫得好，且不管真假，這話顯然太情緒化，未必是僅僅諷刺郭的字。

我有點不解的是：郭沫若研究了大半輩子甲骨篆籀，著作等身，1930年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1933年出版《卜辭通纂》，1978年擔綱總編出版《甲骨文合集》。豈止“甲骨四堂”之一，而是古文字學界名副其實的專家泰斗。然而，他作為書法家卻基本沒寫過甲骨大篆金文，按圖臨摹之作都極為罕見。偶爾于拍場見過一件落款“郭沫若”的篆書對聯，難辨真偽不說，顯見其筆畫的幼稚生疏，當是不曾多寫之故也。他寫了一輩子行書草書，卻鮮有關于行草的著述論點，蘭亭論辯本來也應該是一樁學案，后來卻演繹成一種政治“站隊”，學術觀點讓位于政治需要，自己尷尬不說，卻反而“成就”了既倒霉又幸運的高二適。若這件事不是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而是發生在三四十年代，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種結果。《書法》雜志上世紀八十年代曾載有一件郭沫若早年贈送于立群的小楷手卷《司空圖廿四詩品》，恭謹端莊眉清目秀。人們常說，少要穩當老要張狂，因為少年穩當不易而老來張狂尤難。郭沫若做人相反，少年“張狂”老來“穩當”，而其書倒真的越老越張狂了，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老年之后，其政治生涯中孤獨壓抑的一種釋放？

最近微信圈里看到一則消息，《中國書法全集》編輯部專門召開會議，全集第87卷即“魯迅鄭誦先鄧散木吳玉如卷”開編。據說原來該卷擬編入魯迅郭沫若等四人，沒有鄭誦先，后來一個意外的原因，無奈忍痛割舍了郭才遞補了鄭。當然，鄭誦先若與鄧吳比并不遜色，補上鄭也是當之無愧的。這套全集無論其編纂體例之系統完備，還是體量之浩繁巨大，對今后書法學術研究的權威性是顯而易見的。把魯迅放在“近現代編”其中一卷之首位，不啻是對其書法家身份的一次重新“蓋棺定論”。郭沫若被“無奈割舍”，雖然不能由此就否定了其書史地位，但多多少少會因此受到一些影響，也是自然而然的。這令人為魯迅先生書法藝術終于名正言順地進入書法史而欣慰的同時，也為郭沫若先生未能順理成章地獲得一個學術的“認可儀式”而悵然。或許也有人對魯迅被編入《全集》不服，但不必不服。試想，一百年之后，現如今書壇紅紅火火的袞袞諸公，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或許就煙消云散了，即使那些書協主席、自封或互封的大師泰斗們也或將蹤影難覓，但魯迅文名不朽，其書名也一定會留下，并且極大可能將進一步彰顯光大。

若魯郭兩位的書家身份在當下有些異議，大概會出于如下原因，即按今天書法的“專業標準”（不一定是古代的標準，因為古代壓根就沒有“書法專業”）來衡量，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大概不怎么“認真”臨帖，確切地說不像今天形形色色書法培訓班式地臨帖。因之令人看不出其書法風格具體出自哪家或哪幾種碑帖，沒有貼一個一目了然的“傳統標簽”，“隨手寫”的痕跡明顯。他們同歷代大文人大學者一樣，學習研究書法的方式方法往往這樣：讀帖多于臨帖，意臨多于實臨，特別是研究多于操練，故風格意韻乃“雜糅”而成，乃深厚的文化浸潤、性情蒙養而成。如此一來，盡管他們自己的風格也很一致，也很鮮明，也盡管讓人相信他們的才情，多觀摩后未必一筆一畫描摹碑帖就足以得其精髓，但眼下很多“專業思想牢固”的朋友還是不能容忍，就和當年人們冷不丁地一打眼，不能很快理解和容忍謝無量徐生翁那樣的寫法、風格一樣。

當年大嘴巴吳冠中，說了一句“一百個齊白石也抵不過一個魯迅”，已經激怒了眾多畫家。倘若今天再有人吆喝一聲：“一百個于右任也抵不過一個魯迅”，恐怕也會犯了眾怒，被整個書壇群起而攻之，滅之。是耶非耶，且待歷史塵埃落定，后人自能分曉。

資料披載，當年魯迅對自己的書法曾有這樣的自評：“別看我不是書家，但經常抄寫古書，碑帖看多了，我寫的字全無毛病。”這話特別好玩：雖然嘴上不以書家自居，但心里卻很有數——“全無毛病”。跟誰比“全無毛病”呢？當然是跟書法家們比嘍。而郭沫若喜歡動不動就“站在地球邊上放號”：我是天狗呀，我把日來吞了，我把月來吞了！高談闊論或者瀏覽美景有感而發，激情澎湃之后把筆舒懷，點畫線條也就眉飛色舞興奮昂揚起來。這時若有人圍觀叫好，也許他更來勁兒，吼幾嗓子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他們倆性情不一樣，字也不一樣，但都各自有各自的可愛，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