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師爺，天下聞名。聞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紹興師爺具有過人的機智和狡猾，而機智和狡猾的主要表現(xiàn)之一，是他們慣用一種獨特的“師爺筆法”。

“師爺筆法”有種種，據(jù)我的考查，“反復(fù)顛倒，無所不可”（一位老師爺總結(jié)出的辦案秘訣）是“師爺筆法”的一大典型。

關(guān)于這種典型的“師爺筆法”，魯迅曾在《狂人日記》中提及。狂人怕被別人誣為惡人，說了這樣一段話：“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眾不同’。”狂人的意思，是生怕別人用“反復(fù)顛倒，無所不可”的“師爺筆法”，把自己說成惡人。對這種“師爺筆法”，狂人很熟悉，他大哥教他做人物論時，讓他隨便找個理由，把好人說成壞人，又讓他隨便找個理由，原諒了壞人，壞人便被說成好人；大哥以畫圓圈來稱贊，說狂人是做翻案文章的妙手，有與眾不同的見解。大哥教給狂人的筆法，實際上就是紹興師爺常用的“反復(fù)顛倒，無所不可”之法。

關(guān)于這種“師爺筆法”，周作人在《師爺筆法》一文中也提到過，他小時候做文章，寫歷史人物論，最有效的方法是來一個“反做法”。有一回論漢高祖，他寫道：“史稱高帝豁達大度，竊以為非也，帝蓋天資刻薄人也。”底下很容易地引用了兩個例子，隨即斷定。先生看后大悅，給了許多圓圈。周作人所說的經(jīng)歷，與狂人做人物論的情況差不多。周作人的老師教給他的“反做法”，實際上也是紹興師爺常用的“反復(fù)顛倒，無所不可”之法。

這種“反復(fù)顛倒，無所不可”之法，包含許多具體的方法，除了魯迅和周作人提到的“反做法”，還有“顛倒文句”等其他方法。在各種方法中，我感覺“顛倒文句”之法最具代表性，堪稱“反復(fù)顛倒，無所不可”之法的代表作。

所謂“顛倒文句”，就是把原本表達某一種意思的句子顛倒過來，從而使原來的意思發(fā)生變化——或與原意有異，或與原意完全相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把“屢戰(zhàn)屢敗”顛倒過來，變成“屢敗屢戰(zhàn)”，使常敗將軍的形象一下子變成堅韌不拔、不取得勝利決不罷休的忠勇將軍的形象。這是紹興師爺“顛倒文句”之法的一個杰作，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

先來談?wù)劇皩覕覒?zhàn)”是怎么產(chǎn)生的。這個問題有多種說法，在我看到的文獻中，如下說法的可信度高一些：相傳曾國藩與太平軍作戰(zhàn)時總打敗仗，有一次向咸豐皇帝乞求增援，他上的折子中有一句“臣軍屢戰(zhàn)屢北（敗）”，師爺馬家鼎看完提意見，說“屢戰(zhàn)屢北”詞意頹唐，不妨易為“屢北屢戰(zhàn)”。這個改動真是妙極，雖然仍是鋪敘戰(zhàn)報，事實依舊，但氣概已完全不同。曾國藩對此大加贊賞，說：“一字之易，所以值千金，端在此耳。”果然，奏折呈上后，曾國藩不僅沒有被罷官，反而咸豐皇帝認(rèn)為其忠勇可嘉，他手下屢打敗仗的將領(lǐng)鮑超也因此保住了性命。但有記載說，上奏折的不是曾國藩，而是一個叫德興阿的官吏。還有人說把“屢戰(zhàn)屢敗”改為“屢敗屢戰(zhàn)”的，不是某個師爺，而是曾國藩本人。

從研究“師爺筆法”的角度來看，“屢敗屢戰(zhàn)”的著作權(quán)到底歸誰，已無多大意義。即便是曾國藩自己寫的，也反映出曾國藩受到“師爺筆法”的深刻影響，因為“屢敗屢戰(zhàn)”這種寫法，是地地道道的“師爺筆法”。

在“師爺筆法”中，“顛倒文句”之法是經(jīng)常被使用的，除了“屢敗屢戰(zhàn)”，還有很多例子。舉一個與“屢敗屢戰(zhàn)”極相似的例子。晚清小說家李伯元在《南亭筆記》卷十中記清代吳姓將軍幕中有個師爺名叫黃慎之，“在吳幕中襄案牘，曾擬招降告示，中有句云：‘本大臣于三戰(zhàn)三北之余，自有七縱七擒之計。’”吳某是個草包將軍，常打敗仗，但他幕中的這位黃師爺卻是用“師爺筆法”的高手，大筆一揮，便為吳將軍的敗績解了圍——雖然三戰(zhàn)三敗，卻仍有七縱七擒之計，簡直可與破蠻兵、擒孟獲的諸葛亮比肩。這個“三敗七計”之說，幾乎就是“屢敗屢戰(zhàn)”的翻版，黃慎之即另一個馬家鼎。《南亭筆記》是李伯元所寫記錄清代掌故的筆記，可信度較高。黃慎之的這個例子，當(dāng)是可信的。

還有一個例子。民國年間有位叫徐哲身的先生編了一本《紹興師爺軼事》，匯集了不少紹興師爺?shù)臍v史資料，其中記了這么一件事：光緒年間有個漁民為報生母之仇，把父親的妾砍死了。漁民是出了名的孝子，有人想救他，但判案的浙江巡撫劉秉璋認(rèn)為案子已定，無法挽回。一位姓年的紹興師爺看完案卷，將讞詞——“情有可原，法無可赦”，顛倒成了“法無可赦，情有可原”，由此文意大變，布滿烏云的天空頓時晴朗，這個漁民死里逃生。改動前，這句話的側(cè)重點在“法無可赦”上，意指漁民該殺；改動后，側(cè)重點變成“情有可原”，意指可以不殺。簡單移動幾個字，就把漁民的性命保住了。

李伯元在《南亭筆記》卷一中，還談到過將“法無可赦，情有可原”的讞詞顛倒過來的事，但所記的主人公不是姓年的紹興師爺，而是晚清顧命大臣肅順。文云：“柏俊因科場案發(fā)，內(nèi)閣某臣擬旨，中有曰：‘法無可恕，情有可原’。意蓋欲脫其罪也。既上，肅順顛倒其詞曰：‘情有可原，法無可恕。’遂論棄市。”柏俊科場案是晚清有名的科場弊案，結(jié)局是最高責(zé)任人、主考官柏俊被斬首。從李伯元的記載來看，在審理這個案子的過程中，是發(fā)生過讞詞之爭的——一共八個字，如何擺，能決定柏俊的死活。李伯元對這種“師爺筆法”頗感驚異，嘆道：“此種舞文手筆，聞之令人咋舌。”

在這段掌故中，顛倒文句的肅順并非師爺，但他用的筆法卻是標(biāo)準(zhǔn)的“師爺筆法”。這說明“師爺筆法”在清代不只是紹興師爺會用，許多官吏都已熟練掌握、自如運用。

不妨再看一個官員斷案時顛倒文句的例子。清代有一樁著名的“《字貫》案”：有個叫王錫侯的文人編了一本簡明字典，自序中有對《康熙字典》不大恭敬的字句，被一個叫王瀧南的訟棍告發(fā)了，罪名是“狂妄悖逆”，這是要掉腦袋的罪名。審案的江西巡撫海成看了《字貫》后，覺得問題沒那么嚴(yán)重，想著為王錫侯開脫一下，就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折上寫了這樣一句話：“雖無悖逆之詞，隱寓軒輊之意。”意思是《字貫》并沒有“悖逆”的大罪，不過是字里行間隱含將《字貫》的一些內(nèi)容與《康熙字典》比較高下的意思。海成寫的這句話，用的也是“師爺筆法”中顛倒文句的筆法。本來告訐者王瀧南的潛臺詞是《字貫》“貌似軒輊之意，實為悖逆之詞”，若按此句之意，王錫侯必死，但海成將王瀧南的潛臺詞顛倒過來，意思就變了，王錫侯的罪過減輕許多。沒想到折子一經(jīng)“御覽”，乾隆皇帝大怒，罵海成有眼無珠，連這么明顯的大逆不道都看不出來。結(jié)果，乾隆皇帝不但下令將王錫侯斬立決，連海成也判了個斬監(jiān)候。

徐凌霄先生在小說《古城返照記》中提到“《字貫》案”，寫了這樣一句話：“這其間‘雖無悖逆之詞，隱寓軒輊之意’，乃是官樣文章掉筆頭耍槍花的老套。”他把這句斷語視作“官樣文章”。目為“老套”，可謂是很有眼力的說法，說明他看出這種筆法乃清代官場上的一種流行筆法。這種筆法，也就是“師爺筆法”。

文句一顛倒，便會產(chǎn)生新的意思，這是中國文字的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似乎也是中國文字的一個特點。紹興師爺是熟練運用“顛倒文句”之法的一群人，這是他們的職業(yè)需要。但這一文字技巧并非只有紹興師爺才懂，許多詩人和作家因為日日浸淫于詩文，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例如一位古代詩評家這樣評說杜甫的《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起得沉厚突兀。若倒裝一轉(zhuǎn)，“萬方多難此登臨，花近高樓傷客心”，便是平調(diào)。此秘訣也。

若將這兩句詩的次序顛倒一下，確實失去了原來的韻味。原句沉郁而博大，骨力突顯，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詩人的憂患情懷，“若倒裝一轉(zhuǎn)”，就會顯得平淡無奇。

中國文字是能寫出許多類似《登樓》這樣的句子的，這種句子不像“一碗豆腐，豆腐一碗”那樣，怎么顛倒意思都一樣，一顛倒，意思就會發(fā)生變化。紹興師爺正是看到了中國文字的這個特點，即那位詩評家所說的“秘訣”，并且熟練運用這一“秘訣”，從而達到翻云覆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