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元濟（1867—1959年），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近代出版家、版本目錄學家、愛國實業家。先后任清廷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維新運動時，在京創辦通藝學堂，傳授新學。戊戌變法失敗后，到上海任南洋公學譯書院總校兼代辦院事。1903年正式入職商務印書館，曾任經理、監理、董事長，參與、主持、督導商務印書館近60年，為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和教育現代化作出重要貢獻，被譽為“中國現代出版第一人”。

一

1897年2月11日，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立。初創時，以承印名片、廣告、簿記等為主。這時它還只是一家印刷作坊，其蛻變和繁榮是張元濟進館開始的。1901年，張元濟投資商務印書館。1903年，商務印書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第一任總經理夏瑞芳正式邀請張元濟入職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譯所，兩人相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張元濟的加入，帶動蔡元培、高夢旦、蔣維喬、莊俞、杜亞泉、鄺富灼等兼通新學舊學的知識分子相繼加入，成為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人員。

1902年，清廷頒布壬寅學制，廢除科舉制、興辦新式學堂已是大勢所趨。全國各地紛紛興辦新式學堂，但其所需教科書卻極度缺乏。張元濟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后，開始籌劃編印中小學教科書。1904年，由壬寅學制修訂而來的癸卯學制正式頒布并實施，商務印書館旋即出版由莊俞、蔣維喬等編纂，高鳳謙、張元濟等校訂的《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冊，一經發行，三日售罄。此后，商務印書館擴大“最新教科書”的編纂，分級分科編寫，陸續出版了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包括國文、修身、格致、筆算、中國歷史、中外地理、理科、農業、商業等科的教科書及其教授法，共16種78冊，體系完備。此后十余年間，“最新教科書”擴至375種801冊，占據全國教科書市場的半壁江山。“最新教科書”在國內首次按課程分門別類分級分冊編寫，并配套出版“教授法”。這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套成功的新式教科書，為晚清乃至之后一段時期的出版編制樹立了典范。這些承載著新知識新觀念的教科書，起到了“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作用，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國民，對近代中國教育事業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

二

晚清以降，近代中國頻遭列強入侵，民族存亡之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整理國故運動逐漸興起。張元濟也加入這一潮流之中，以商務印書館為依托，他主持整理出版了《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致力于古籍的保存、整理和流傳。

20世紀初葉，張元濟因感慨“求書之難，國學之微”，于是著手整理出版古籍，名曰《四部叢刊》。《四部叢刊》的整理，既注重系統性，也注重版本，以“書貴初刻”為原則，大力搜求古籍。張元濟不僅親赴日本尋訪古籍，還親自撰寫校勘記42篇、跋文109篇。從1919年至1923年，《四部叢刊》共出版323種8548卷2100冊。1934年、1936年又相繼出版“續編”“三編”，共計145種1000冊。

官修“二十四史”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基礎文獻。有感于清末時流行的乾隆朝官刻武英殿本脫漏錯訛之處頗多，張元濟開始主持整理“二十四史”。為此，他制定了科學嚴謹的工作程序和制度，一是廣搜善本，校勘整理時，底本、校本均為善本；二是成立校史處，進行校勘、描潤等；三是制定《修潤古書程》《制版須知》《修潤要則》等規定，并親自監督整理出版工作。因采用不同版本互校補配而成，好似僧人的百衲衣，故名《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年《百衲本二十四史》開始出版，至1937年共計820冊3301卷。

此外，為方便編譯圖書，也為保存善本古籍，張元濟主張建立在當時享有“亞洲第一圖書館”美譽的東方圖書館。1904年，圖書館初設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1909年定名為涵芬樓，1926年擴充為東方圖書館并對外開放。東方圖書館藏善本古籍共7萬余冊，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和孤本3.5萬余冊，包括存世極少的《永樂大典》25冊。另有稿本71種，抄本460種，名家批校本288種。后來，東方圖書館不斷增加藏書種類，藏書達到46萬余冊，規模為當時亞洲之最。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進犯淞滬，東方圖書館被炸焚毀。張元濟多年心血付之一炬。痛心之余，他編著了一本小冊子——《中華民族的人格》，希望借由此書告訴國人，只要堅守中華民族的人格，民族精神就在，國家就不會亡。這也展示了他于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堅持出版救國、傳承中華文脈的決心。

三

作為商務印書館的掌舵人，張元濟積極完善財務、版權、人事制度等，建立較為完備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以實現自己“為中國實業造一模范”的宏愿。

1920年，張元濟邀請剛從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成回國的楊端六入館，任會計主任，對會計制度進行改革，使原先混亂的財務工作走上正軌。自此，商務印書館成為中國近代最早采用新式簿記法記賬的出版企業之一。1903年，張元濟代表商務印書館與嚴復就譯書《社會通詮》簽訂了我國出版史上第一份現代意義上的出版合同。1905年，張元濟還積極參與到版權立法工作中，為清政府商部所擬的版權律、出版條例草案撰寫了修改意見書。

在選聘員工時，張元濟要求采取嚴格的回避制度。他在日記中寫道：“滿清之亡，亡于親貴；公司之衰，亦必由于親貴。”因此，他反對商務印書館高級職員的子女到公司任職。他認為，商務印書館子弟應該“在外辦事，多受磨練”，待具備了一定的工作經驗和能力后，再由公司聘用。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32年，他的兒子張樹年取得紐約大學碩士學位后回國，談及就業問題時，表示不愿進政界和洋商企業工作。他支持兒子的決定，但接著說道：“你不能進商務，我的事業不傳代。”張元濟以身作則，使商務印書館在人事制度上符合現代企業的需要。

1949年9月，因為在中國文化出版界的重要影響力，82歲高齡的張元濟作為特邀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接見。新中國成立后，張元濟曾任上海市文史館首任館長，并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1959年8月14日張元濟在上海逝世。著名作家茅盾這樣評價張元濟：“在中國的新式出版事業中，張菊生確實是個開辟草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