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是杰出的氣象學家、地理學家，代表作《氣象學》《物候學》久負盛名，在生命最后時刻寫就的《中國近五千年前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被譚其驤稱為“應屬于世界名著之林”。民國時期，他出任過浙江大學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在行政崗位上同樣卓有建樹。

如果要找個有關竺可楨一生的“關鍵詞”，應該是讀書。

竺可楨一生酷愛學習。兩歲開始認字，三四歲即能背唐詩，認識兩千多個漢字。五歲入私塾，能念《聲律啟蒙》，還能背《三字經》《四書》《五經》等等。竺可楨小時候家里經常出現的一幅圖畫是：同齡孩子在院里玩耍，他總在房里讀書。母親擔心他的身體，一度采取陪讀的方式，到了她認為該休息的時候，就督促竺可楨放下書本。但竺可楨總有辦法躲過母親的監管，爭取更多的閱讀時間。竺可楨對閱讀的興趣至老不渝。五十多歲的時候，還專門請了一位俄國家庭教師，每天堅持用4至6小時，認真閱讀俄文、英文、德文書，為日后跟蘇聯和歐洲國家的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竺可楨不僅好讀，還特別會讀。

王志毅一篇文章詳細談到了竺可楨的閱讀。他的讀書分為幾個層次，首先是專業書刊。他長期跟讀綜合性科學刊物，如《科學》《自然》等，希望獲得自己研究學科的前沿知識。抗戰時期，身在貴州的竺可楨讀不到這些刊物，他便利用去重慶開會的機會，到美國新聞處借閱新進的科學與知識分子類雜志。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能夠讀到外國刊物的地方很少，年屆80的竺可楨患神經性耳聾，行動極為不便，他克服種種困難，經常去朝陽門外的中國科學院情報研究所和中關村圖書館，閱讀最新文獻。1967年3月，《科學美國人》上曾有一篇外國人寫的《中國的技術》一文，批評中國的狀況尚停留在日本的15年前，竺可楨作了詳盡的筆記，并發表了這樣的評論：“他的論斷未必正確，他所看到的也不是中國尖端，但批評得對，我們也要注意。”

竺可楨還非常關注其他自然科學和科學史方面的知識。1970年7月，他閱讀了錢學森的《星際航行概論》，這是一本跟物理相關性極強的書籍。1945年4月，他用心閱讀了丹皮爾的新版《科學史》，并做了詳細筆記。1951年2月，他又閱讀了薩頓的《科學史導論》，對其中的天文史部分作了評論。1960年1月，他收到李約瑟寄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隨后詳細閱讀了這部書，評論道：李約瑟閱書之淵博無與倫比，涉及的有些作品，“不但未見其書，甚至不知其名”。同時，他也記錄了李著里一些引用和理解上的錯誤。

除了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竺可楨也非常關注人文社科類書籍。比如他讀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穆勒的《經濟學原理》、弗雷澤的《舊約全書中的民間傳說》、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中亞邊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徐訏的《風蕭蕭》。

竺可楨一生都沒有放棄對氣象學前沿科技成果的追蹤。同時，他也充分認識到氣象學跟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甚至文學都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精研專業的同時，也將目光投注到與專業相鄰的知識上，希望以此促進自己專業上的精進，用知識的廣度求知識的深度和創造度。

從竺可楨的閱讀中，我們可看到一個人的毅力，更可看到一個人的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