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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陳獨秀前往北京，任北京大學教授，次年即任文科學長。同時，《新青年》編輯部也隨陳獨秀遷入北京。《新青年》入京后，在陳獨秀主持下，更加明確地、激烈地提倡民主與科學，發起了一場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浪潮。

當時，還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創作的白話文小說成為思想解放的先聲。從1918年5月開始，魯迅先后用白話文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短篇小說，風頭一時無人能及。一系列重磅文章的發表，不僅“頗激動了一些青年讀者的心”，也擴大了“文學”在眾人心中的實際影響。

當時，《新青年》的創辦者陳獨秀對魯迅的小說非常喜歡，甚至達到了“五體投地的佩服”的地步，只要是魯迅寫來的稿子，陳獨秀都會第一時間安排發表。為了持續刊發魯迅的作品，陳獨秀總是多次寫信向魯迅約稿，他毫不隱瞞地表示，魯迅的文章不僅文筆出色，也帶動《新青年》的名氣日漸大增。

陳獨秀不僅催促魯迅創作小說，也催促他創作雜文、翻譯外國作品。魯迅鄭重接受了陳獨秀的約稿盛情，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大量雜文。他還在陳獨秀的支持下，將原來被腰斬的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中譯本在《新青年》上重新刊登。

到了1920年9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個公開出版機構——新青年社成立后，陳獨秀又第一個站出來，主張將魯迅小說交給新青年社“集攏來重印”。雖然有人對此頗有微詞，認為陳獨秀太過偏心魯迅，再怎么也總不能以魯迅的文章馬首是瞻。不過，陳獨秀并沒有將這些風言風語往心里去，照例“只要是魯迅寫出來的文章，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出版”。

不過不到半年時間，新青年社便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查封，印刷魯迅作品的任務便落在了另一家具有進步性質的出版社——新潮社身上。因為魯迅創作的動機是“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勇士，使他不憚于前驅”，最后幾經討論，小說集被簡單明了地定名為《吶喊》。

1923年8月3日，《吶喊》正式出版，該書共收錄了魯迅從1918年至1922年發表的白話文小說15篇。《吶喊》的問世，在當時引起廣泛關注。8月31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刊登了《吶喊》出版的消息，稱其為“在中國的小說史上為了它就得‘劃分時代’的小說集”。

當然，魯迅集子的出版，最高興最開心的莫過于陳獨秀，他逢人便說，“豫才先生小說集的出版，是近日來聽到的最令人興奮的一件事”。后來，提到陳獨秀對自己的幫助時，魯迅也感慨地表示：“《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地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寫小說最賣力的一個，我是要萬分地感謝陳獨秀先生了。”從兩人的話語中不難看出，他們之間既深情厚誼又惺惺相惜。